关于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我想从文化现象入手，从文化事件入手，但不是依照逻辑的顺序，而是按照历史的序列，加以叙述，来提出我自己对新世纪以来国学热的观察，以此与大家进行交流。

在最近十余年的国学热中，第一个事件我想讲的是关于“儒藏编纂”。2002年开始，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四川大学都提出儒藏工程的计划，2003年教育部正式发布儒藏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由北大牵头，儒藏项目后来在国家社科基金也得到重大项目立项支持。这项工程后来在几个大学的发展，各有不同的方向，如北大是以中国的儒家经典与文献为主，人民大学则以东亚、海外为主，汇编日本、韩国、越南历史上的儒学文献，四川大学则结合自己的宋代古籍整理计划进行。儒藏的编纂工程，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此后便有“子藏”“子海”的规划，如山东和上海这类项目的立项，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总之中国文化经典或者国学经典慢慢成为学界的热点。总体来讲，从2002年开始这个“经典汇编”现象可以作为我们判定近十年来国学热的第一个起点。国学为什么现在很热?必定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中一定跟中国崛起、经济发展、国民文化自信的增强有关，和社会对文化的需求、认识有关系。而经典汇编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想说，国学经典汇编热，是这一波国学热的一个具有起点意义的文化事件。

第二个事件就是“甲申宣言”。2004年9月的“甲申文化宣言”，它是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倡导并发起。其中季先生、任先生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态度，杨先生和王蒙则代表了更广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这个宣言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事实上，这个事件也遭遇到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把它和1935年的本位文化宣言抽象地联系起来，更多的是来自于自由主义观点立场的批评。但是我想这些批评对于这一事件的出现虽然表达了批评者自己的意见，但是都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宣言发起的意义和立场。这个立场和意义实际上就是，在新的时代，也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在一个多样文明共建的时代，中国文化怎么确立自己的文化态度，从而怎样正面回应从90年代以来关于文明对话的一个基本立场。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宣言其实反映了政府、专业学者，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种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共识”。这事件其实也是面对全球化和文明对话挑战，所表达的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普世价值的一种共识。这与1935年的情况不同，跟自由主义立场上所提出来的问题方向是不相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宣言的宗旨延续发展到尼山论坛。尼山论坛是面对全球文明对话的一个国家级论坛，由文化界主导，而政府也参与表达的。这个论坛突出“文明对话”，在我看来，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在全民的文化共识基础上，表达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态度，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积极的肯定，这是关于“文明对话”的第二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学的文化自觉。

第三点讲“国学普及”。在2006年以前，在社会层面，国学的教育和普及有很大的发展。如北京大学，不同的院系都开办了国学班，哲学系、历史系、光华，很多的院系以及与外单位合作的一些国学讲习班，在北大校园风风火火地开办。学生来自于各个方面，有来自媒体、企业界的，也有来自各种专业技术行业的，结果是有的同志在北大连续不断地参加国学班学习，参加一次不够，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变成了五六年里不断在北大念国学班的常客。这个现象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民族文化补课、学习的一个强烈的需求。

从国学普及的方向和线索来说，一条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虽然国学班的开展是在各种各样文化需求的共同推动下，而并非由政府主导的，但是由于社会各个部门的参与，使国学班相当流行，各个省市都非常多。就具体形式而言，有的是以诗词诵读为主，有的以儒家经典的普及版为主，如三字经、弟子规，也有一些是以儒家正典为主，如《四书》，甚至还有《五经》。总体来讲，从校园内的国学班、社会的经典诵读发展起来的大众学习，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再学习运动。于是推动国学普及的层次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是县市政府部门所组织的。就国学普及的内容而言，一个方面是知识性的普及，这个方面大家的需求很大、积极性很高，当然这个需求来自于各个方面，企业家有企业家的需求，媒体界的朋友有媒体界的需求，总体来讲是文化知识上的一种补课;另一个方面是道德的教化，特别像国际儒联所推动开展的儒学普及活动、儿童国学启蒙活动、初高中国学教育，注重加强我们德育上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共同推动了整个今天国学普及的自下而上的发展。

有关国学普及的另外一个方向，除了刚才我讲的国学班、大众诵读这样一条线索外，从2006开始，主流媒体也参与进行推动。2006年1月，《光明日报》建立了国学版，它本来的宗旨不是写学术文章，而是写给大众看，写给普通人看，所以国学版的初衷和整个方向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文化传播，这与自下而上国学热的推动，对国学知识进行普及的目标是一致的。到了2006年10月，由中央电视台跟于丹女士的合作，讲论语与人生，燃起了《百家讲坛》的发展，这个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中央电视台的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非常热烈的响应，后来成为这几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普及的一个先锋，带动了媒体对国学热的文化参与。主流媒体参与国学热，这个作用非常大。2009年对国学普及又慢慢向青少年发展，在央视2频道《开心辞典》栏目推出了“开心学国学”，这个活动选择在暑假播出，是面向青少年的，追求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德育的养成，这跟整个自下而上推动国学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整个这一波的国学热是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样两条线索的交叉推动所形成的。而社会与民众的需求是推动国学热的主导动力。

第四点，关于“国学机构”。其实，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就率先转型为国学研究院，但未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后国学机构渐渐增多，动静比较大的，首先是2005年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开始运用国学学科的方式进行国学教育和推动国学研究，这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和议论。其次是2009年清华大学重建国学研究院，老清华国学院是中国现代国学研究的标志和典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重建自然引起了海内外的特别重视。除了国学研究机构推进研究以外，国学院要把学科性质的发展带进学校来，引起了对现有体制的一些冲击，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学要不要成为一级学科，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是2009年以来在《光明日报》的参与下进行的。而国学学科问题的讨论，涵有对西方学科体系的某种质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除了体制内的国学机构外，体制外的民间的国学教育机构也建立了不少，体现了民间对国学教育的热衷发展。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以上就从经典汇编、文明对话、国学普及、国学机构四个大的方向和事件，粗略的概括一下近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文化现象，提出对其中的意义的一些理解。

最后谈一点，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应该说任重而道远，还要走很长的道路来探索。如果就文化事件上来讲，新世纪有三个和孔子有关的文化事件，一个是孔子公祭，一个是孔子电影、一个是孔子塑像。纪念孔子诞辰公祭大典2005年9月在曲阜孔庙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公祭，在海外影响很大。一个就是孔子电影，2010年《孔子》电影的出现，从对电影的积极反应来看，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对于孔子的共识。最后一个是2011年孔子塑像立于国家博物馆北门，百日后移入门内，引起议论。有关孔子评价的问题，如果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20年前从方向上其实已经解决了。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秋天作了关于孔子的讲话，他讲的方向是明确的:第一句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个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第二句话，他说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第三句话是，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引自谷牧《我对孔子的认识》)这就从方向上明确了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怎么对待孔子。孔子在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在近百年来中华文化重建中形成的地位，使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因此我们对于孔子的态度要非常慎重。但遗憾的是，国家博物馆前孔子塑像一立一撤，引起大众关注，海外一片哗然。其实孔子像的位置根本不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媒体有意误导，而一些同志还根本不清楚孔子像的位置就大发其议论，是很不负责任的。对这一文化事件发表意见的人很多，从媒体误导、愤青心态到文革遗风，都参与了对这一事件的议论。这个事件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干扰了国家正常的文化秩序。我始终认为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是积极的，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肯定，在政治上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对团结两岸三地和一切海外华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积极推动意义。就其结果而言，则不能不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小的曲折。这也说明，我们有很多同志没有真正领会党的根本任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转变，思想还是停留在革命斗争甚至文革的时代。其实孔子像即使立在广场内也是积极的。从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任务来看，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不能再仅仅理解为中国革命文化的中心，天安门的安字本来就对应着和谐、安宁，长治久安。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及其所象征和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的中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也是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繁荣发展的中心，更是和谐社会建构的中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在其包容范围之内，我相信这将逐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因此，虽然经历了这次曲折，但从整体上看，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人民对民族文化的信心不会减弱，人们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信心不会动摇，文化界和广大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守护不会改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景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