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鸠占鹊巢：从北宋到清初的圣母与皇权

圣母并不是晋祠古已有之的神祇，而是宋代初年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晋祠是供奉唐叔虞的祠堂。关于唐叔虞，《史记·晋世家第九》中记载，邑姜梦到天对武王讲：“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后来邑姜生子，手中有文“虞”字，便取名为“虞”。武王崩，成王立，唐地反叛，被周公诛灭。成王年幼时曾与叔虞戏耍，削桐叶为珪，交给叔虞，说道：“以此封若”，史官听到后，请成王择日立叔虞。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司马迁，1982：1635)，于是就把叔虞封到了唐。因唐地有晋水，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是著名的“剪桐封弟”的故事。宋代之前，晋祠就是指唐叔虞祠，而且其位置就在今日之圣母殿。《水经注·晋水》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宋太平兴国九年赵昌言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载：况复(唐叔虞祠)前临池沼，泉源鉴澈于百寻；后拥危峰，山岫屏开于万仞(刘大鹏，2003：201)。整个晋祠内，唯有今日之圣母殿的位置能够符合这两个文献的描述。到了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弋彀撰《重修汾东王庙记》时，唐叔虞祠已经改在今日坐北朝南的方向上了：迨天圣后改封(唐叔虞)汾东王，又复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东向(高汝行撰，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也就是在1267年之前，圣母已经进入了今日之圣母殿，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周代封地之主“请”到旁边去了。高汝行认为，圣母殿是天圣年间(1023-1031年)建成的(高汝行撰，嘉靖《太原县志卷一·祠庙》)。刘大鹏转引《山西通志》说：“宋天圣间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刘大鹏，2003：201)。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也认为，“女郎祠之建，实始于天圣”(阎若璩，1973：卷五)。《宋会要》载：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常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徐松辑，1935：019册，礼二十之二十二)。可能正是在这次重修的过程中，将圣母塑入了新殿，而将唐叔虞移了出去，朝廷同时还给唐叔虞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封号“汾东王”(刘大鹏，2003：28)。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化，而是一个关乎伦理纲常的大决定。而圣母的身份，尤其是其功绩和入主晋祠的缘由，在宋代的各种史料中都没有任何记载，这也是大悖汉人修史之惯例的。

如果圣母真的是在天圣年间进入圣母殿的，③那么也就在大约50年之后，皇帝就第一次加封号给她了。据高汝行嘉靖《太原县志·祠庙》载：熙宁(1068-1077年)中，以祈祷有应，守臣请加号“昭济圣母”。大约40年后，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朝廷再次加封“显灵昭济圣母”，次年七月，庙额改赐“惠远”。这里有两点值得重视。首先，就在宋太平兴国年间，赵光义紧锣密鼓攻打北汉的同时，还花大力气翻修了晋祠，而翻修之后，唐叔虞仍稳坐在庙里面，但不到30年之后，他就被请了出去，这30年正是宋朝武力征服北汉之后在当地建立国家机构和树立国家合法性的关键时期。而一个国家出面修葺的庙宇，要更换主神位，仍旧得由国家来操办才行。因此，可以断定，晋祠圣母的出现断不是民间行为，而是国家一手策划实施的。其次，在嘉靖《太原县志》和阎若璩的《潜丘剳记》中都明确写着，这次加封的缘由是“祈祷有应”，但在后来的文献中，特别是在负佩兰修、杨国泰纂的道光《太原县志》中，则被修改成了“祷雨有应”，一字之差，将封号的原因限制在了求雨一件事情上，而实际上，圣母最初获得封号的原因并不一定是求雨有应，她的出现和获得晋祠的主神位，更不是因为求雨了。

晋祠圣母殿边上有一通宋宣和五年(1123年)姜仲谦撰《晋祠谢雨文》碑，碑中有云：“惟云朔之初附兮，震天声于远夷。谅非神之阴相兮，何以杜鼠窃于藩篱。乃潜心而默祷兮，薄精诚之上驰。达龙香之芬苾兮，耸冠佩之陆离。步长廊之回环兮，考故事于丰碑，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0)。这时，圣母已经获得了她在宋代的所有封号，但从碑文来看，姜仲谦之所以来此求雨，并不是因为已经认定圣母和唐叔虞是主水的神灵，而是因为这一年金辽交战，阿骨打死于白水泊，云州、朔州诸州重新与宋朝通好(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2)。姜仲谦认为，这不战而来的果实自然应该归功于昭济圣母和汾东王的佑护，既然他们能保佑不战而收复疆土，想必是十分灵验，而地方父老又都说“祸福惟神之所司”(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2)，所以求雨也必是灵验的。他在文中透露了认为圣母是邑姜的意思，即“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而且，他显然认为，既然叔虞是晋的开基之祖，帮助朝廷抵御来自晋的北部边境的外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当时晋祠的主神已经是圣母，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姜仲谦才提出了圣母原本是邑姜的看法。但真正可怪的事情是，这个观点竟长期无人理睬。整篇碑文只字不差地录在嘉靖《太原县志》上，而县志的编纂者高汝行本身就是进士出身，应该不会看不出其中含义，遑论县志流传开来，读过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应和。

明朝在洪武初年冬打下太原之后，次年即加封圣母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这次加封的原因在“加封诏书”中写得明白，就是因为祈雨有灵。这是在国家正祀中第一次肯定晋祠圣母是主管雨水之神。元好问在蒙古太宗十四年(1242年)的《惠远庙新建外门记》中就已经提到：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3)。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令，“革天下神祇封号，止称以山水本名，而圣母庙遂改为晋源神祠”(阎若璩，1973：卷五)。同年，汾东王的称号也被革去，改封唐叔虞之神。此后，“昭济圣母，晋源之神”的身份一直到清康熙十一年之前，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晋祠西寨村人阎若璩和他的老师、时任太原知府周令树共同提出圣母原本的身份是唐叔虞之母邑姜。在《四书释地续》中，阎若璩专门撰写了“邑姜”一条：

邑姜为十乱之一，齐姜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即叔虞之封唐也，亦发梦于其母，故今晋水源有女郎祠，实邑姜之庙，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游而忘归。诚如北齐王晞之所赋者，旁方为唐叔虞庙，南向，子为母屈者也，母封曰“圣母”，子封曰“汾东王”。祀典之伪，翻自明洪武四年诏革天下神祇封号，止称以山水本名，于是圣母庙改而为晋源神祠矣。当时祠官不学如此。余从草间搜出宋政(应是“宣”)和五年残碑，乃姜仲谦《谢雨文》，首云：“致祭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中云：“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喜得一典证。(阎若璩，《四书释地续》)

周令树则在《重修晋祠碑亭记》中说：

乃宣和醮文，又有所谓显灵昭济圣母，意以为唐叔之母。《春秋·传》(此处指左传——引者注)言：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繁育其子孙。既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是则圣母盖邑姜也。唐叔为晋始封之君，庙食于斯固宜。邑姜则武王之后，天下之母，岂宜降从其子以祠?又不正名为晋之先妣而冠以他号，若湘君媪神之云，比于渎矣。然流俗冒昧，徒以手文瑞故，相传圣母为宜子孙之神，远近尊奉，作殿当阳，香火云集……其圣母庙虽不应礼经，特以唐叔之故，追崇所生，犹愈于其他怪迂无稽者……若奉唐叔于正祠，而以别殿居圣母，庶几近之。(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61)

周令树一方面肯定了《谢雨文》的记载，认为最早为圣母立祠之时，确实供奉的是邑姜；另一方面却强烈质疑这种祭祀方式的合法性，非但武王之后不应降从子祀，而且也不应起这样一个不庄重的名号。总的来说，他认为，将圣母认定为邑姜总还比认定为其他怪迂无稽之神要合适一些。周令树和阎若璩的观点并没有马上得到当地人的认可，雍正《太原县志》中仍旧称圣母殿为水母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影响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成了对圣母身份的唯一解释。

从北宋初年开始，晋祠中供奉了一尊来历不明的女神，这让很多来往的文人和儒家官僚不满，于是列文森所指出的皇帝压制儒家官僚，以及后者不断反抗的过程就开始不断呈现于晋祠后来的历史当中。阎若璩和周令树的考证当可看作是针对这一区域历史的困境而展开的。

三、佑护李渊：唐叔虞与周代政治理想的困局

唐叔虞究竟为何失去了在晋祠的主神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唐叔虞其实是一个有“前科”的神。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任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时逢隋朝江山风雨飘摇，狼烟四起。是年，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隋，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商议将集兵平叛，此时李渊已早有夺取天下之心，于是命李世民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去招兵买马，不到半个月，李世民便募集了一万兵马，李渊又遣密使召建成和元吉二子来到太原。王威和高君雅见形势不对，唯恐李渊造反，便想借请李渊赴晋祠祈雨的机会拿下他。晋阳乡长刘世龙得知此事，密告李渊。五月，李渊将此二人斩首之后，在唐叔虞祠下誓师，第二年夺取了长安(欧阳修、宋祁：2012：2-4)。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重回晋阳，次年诣晋祠，写下不朽名篇《晋祠之铭并序》，这通碑如今还保存在晋祠博物馆的唐碑亭内。唐叔虞固然没有辜负李渊的期望一路保佑他顺利地夺取了天下，但自己也背上了一个保佑造反的恶名。但如果认为赵宋朝廷是因此将唐叔虞请走的，那何以在重修晋祠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甚至在太平兴国碑中，仍旧不遗余力地称颂唐叔虞“泽及民生”之德呢?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经过充分筹备，第三次下河东。四月二十日，赵光义亲抵晋阳城下，驻马“汾东行营”(今太原市晋源区庞家寨东北，也就是后来的平晋县所在)，亲自督军日夜不息攻打晋阳。五月，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降宋，城内粮草断绝，人心涣散。五月初五日，刘继元终于纳表投降。但晋阳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刘继元投降之后，晋阳百姓还在继续抵抗，尤其是民间的习武组织“弓箭社”更是给宋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老百姓甚至拿砖头瓦块攻击宋军。赵氏兄弟费尽心机和气力打下晋阳，本就怒火难平，百姓的抵抗更是火上浇油。赵光义大骂晋阳人是“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顽民，竟然下令将晋阳所有百姓驱逐出城，在五月十八这一天，一把大火将千年古城化为灰烬。老幼不及出城焚死者甚众。第二年，赵光义再次引汾、晋二水灌晋阳废墟，终于连废墟的痕迹也没有留下。宋朝将太原府治移到北面20公里的唐明村，也便是现在的太原市，同时在“汾东行营”边上筑起一个周边不过四里的小城平晋县，禁止当地百姓返回晋阳故城居住，并将赵光义指挥作战时驻扎过的行营改建为统平寺，后来真宗赵恒将其改名为崇圣寺，立“崇圣寺碑铭并序”碑于寺中，夸耀其平定北汉之功。平晋县城建成70多年，晋阳人仍旧不肯进去居住，更多的人流落到河南等地。而那个带有示威意味的统平寺也因多次被人暗中烧毁，终于罢祀了(郝树侯，1956：20-21)。赵光义攻下晋阳之后，还仿照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在晋祠立了一通“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碑，俗称“太平兴国碑”。传说这块碑的碑文被当地人逐字逐句地凿掉了，现在晋祠胜瀛楼下立着一通光秃秃的“无字碑”，据说就是当初的“太平兴国碑”。太原县从明至清共五个版本的县志，只有嘉靖《太原县志》录了这通碑文，其他县志对此只字不提。而唐叔虞也正是在北汉被征服之后的最初这段时间被请出了正殿。

圣母抢占了唐叔虞的正殿，而且接二连三地得到朝廷的封号，自然地位就要比叔虞高了。在《谢雨文》中，姜仲谦说“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已经将圣母排在了叔虞之前。元好问在《惠远庙新建外门记》中就已经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3)。但唐叔虞毕竟是儒家正统的代表，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被压制下去，到了元至元四年(1267年)弋彀撰《重修汾东王庙记》的时候，唐叔虞的地位已经开始隐隐回升了，该文云：“故五岳牲醴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其或品秩不明，尊卑之杂糅，则虽粢盛丰洁，牲牷肥腯，神其飨之乎?”(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25)就已经表示了对晋祠品秩不明的不满。后文中又说：“然则王祠之在此其来远矣，怠天圣后改封汾东王，又复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东向。熙宁中始加昭济圣母号，则其品秩明矣。”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是以立祠和加封时间之先后来论证“品秩”的，其用意在于扬叔虞而抑圣母。而阎若璩却以为，“弋彀撰重修汾东王庙记，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东王之后，则其相因而及意在矣”(阎若璩，1973：卷五)，弋彀之意被误读成对邑姜身份的论证，其谬何远矣!到元至正二年(1342年)王思诚撰《重修晋祠庙记》之时，就已经再次将唐叔虞放在圣母殿之前了：其殿之北面南向日唐叔汾东王，西面东向曰显灵昭济圣母(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33)。但眼看唐叔虞就要翻身成功的时候，元代气数已尽，天下易主，朱元璋接管了这个历来以造反著称的城池。明朝打下晋阳之后，首先给圣母封号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两年后又改称“晋源之神”，而唐叔虞则只是从“汾东王”改回本名而已。

朱元璋册封圣母，其目的与赵宋改晋祠主神为圣母几乎是一样的。这次封号再次将唐叔虞打入了冷宫。洪武七年(1374年)晋阳府相率领一千人马拜谒晋祠时，竟直接称晋祠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之祠”(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38)，根本没提唐叔虞。景泰二年(1451年)，太常寺寺丞李希安来到晋祠，同样只致祭于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将唐叔虞撇在了一边。天顺五年(1461年)，茂彪撰《重修晋祠庙记》，未知有意无意，通篇只提“晋祠”，既没有圣母，也没有叔虞，但通篇都以报答求雨有应为主题，可见仍旧是将晋祠看作圣母之祠的。成化二十年(1484年)，皇帝御制碑文，遣太监来晋祠祭祀，所祭之神仍旧只有圣母一个。一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5年)苏佑撰《重修唐叔虞祠记》时，唐叔虞才再次出现在官方文献当中。文中有记：“自至元迄今二百余年，栋梁摧折，不蔽风雨，神失所栖，祀事弗虔。其旁所谓圣母祠者，香火日极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顾寂寞水滨，不知为正神”(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46)。唐叔虞祠居然从元代重修过一次之后，长达200多年时间内再没有重修过。可见朱元璋一纸文书的影响力之大。

地方官员之所以在嘉靖年间开始重新重视唐叔虞，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嘉靖以后，蒙古军队不断劫掠山西，仅嘉靖在位的45年间，蒙古人犯就多达31次。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蒙古军破宁武关，一直深入到太原、文水一带；嘉靖二十一年，蒙古军再犯太原，劫掠十日而去。为此，当年，晋祠乡绅王朝立、高汝行倡导乡民补葺太原县城墙，还修了32个敌台。嘉靖十九年，晋祠还修筑了22座堡寨。而率众重修唐叔虞祠并作记的苏佑本身就曾亲身参与抵抗蒙古人犯，屡败进犯元军。嘉靖二十六年重修叔虞祠之时，他正镇守宁武关，与蒙古兵正面交锋(刘大鹏，2003：375-376)。因此，苏佑重修唐叔虞祠，其实是和战争有关系的，其情形与宣和五年收复云朔诸州之时非常类似——封地之主在保境安民一事上还是要比一个雨神灵光得多。嘉靖四十一年，重修晋祠庙，高汝行做记之时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晋祠乃叔虞之祠，圣母、玉皇、三清、泰山一干神等统统都是附祀于此的(刘大鹏，2003：51)。关于叔虞和圣母之间的品秩问题，读书人其实早已开始反思。如天顺四年进士张颐在成化十九年退休之后，曾经到晋祠游历，写下“剪桐遗事今犹昨，血食如何配女郎”的疑问(刘大鹏，2003：370)。万历四十年(1612年)，御史苏惟霖游晋祠，在《游晋祠记》中也问道：“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母?母且为谁?则以祠?”他的答案是：“所负之山曰悬瓮，绵亘数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环邑，土人以为惠出于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刘大鹏，2003：380)。就连清初大儒顾亭林也曾经抱怨说：“今人但知圣母，而不知叔虞，不其然乎?”(刘大鹏，2003：32)类似地，康熙二十年前后，时任榆次知县刘东轩在游历晋祠时也写道：“血食但知有水母，岁时谁识有唐侯?”(刘大鹏，2003：231)

地方官员和读书人力挺唐叔虞的势头并没有因明亡而中断，顺治四年(1647年)，状元吕宫撰《重修晋祠碑记》、康熙五年(1666年)朱彝尊撰《游晋祠记》，都明确认定晋祠乃唐叔虞之祠。因此，可以说，康熙十一年周令树和阎若璩重新检阅《谢雨文》，提出圣母是邑姜之说，就是这个历史趋势发展之必然结果。就像周令树所说，将圣母认定为邑姜总比认定为其他怪迂无稽之神要好得多。要彻底解决唐叔虞在晋祠的地位，首先要给圣母的身份一个明确说法，将圣母认定为邑姜，实际上就是表明，圣母之所以能够在晋祠享受香火，是因了唐叔虞的缘故。周、阎二人考证圣母之来历，骨子里仍旧是承接宋朝以来的读书人之余绪，要给唐叔虞和晋祠“正名”。这个方案的确巧妙，既保留了圣母香火鼎盛的现状的合法性和事实上的正神地位，又肯定了唐叔虞在晋祠的伦理上和历史上的正神地位，几乎让国家、乡民和儒生都无话可说。

作为周代的封王，唐叔虞不仅代表了晋最早的祖先，而且承载着汉人对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的想象。对于言必称三代的儒生来说，唐叔虞的象征意义是无须多言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德性上完美无瑕的神祇，居然保佑了李渊父子明火执仗地造反。更为严重的是，面对隋炀帝这千古第一独夫，李渊父子并没有仗义执言，代天伐之，而是夺下长安后，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后来又篡位登基，这件事给整个唐朝都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李唐一朝在中国历史上素来都以武功见长，德性上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建树。这就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理想政治的象征同时成为造反称王的符号。于是，唐代一灭，这个问题就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希望再次统一中国的帝王面前。扳倒唐叔虞，就意味着否定周代，那也意味着自掘坟墓；保留唐叔虞，这个地方就永远都不得安宁。儒生自然不肯放弃对唐叔虞的尊崇，国家同样也无法容忍唐叔虞的前科。两相龃龉竟达700余年。宋代初年，赵光义希望以一种暴虐的征服来解决这个问题，却使自己更深地卷入了漩涡之中，宋朝树立的圣母虽然解了一时燃眉之急，却成了饮鸩止渴，使自己长期得不到晋阳人在道德上的认同。明代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延续了宋的做法，因此也陷入了同样的道德困境。明万历十年(1582年)马朝阳撰《重修晋源圣母祠记》之时曾因此为圣母之道德性进行申辩：“或曰‘旱潦之数，系之于天，非神所得专。然食民之报，而不以时请于上，是徒偶于位。如故吝其所施，必希当事者之祷而后应，俾输怨于天，惠归自己，是攘天之德，下欺吾民也!推怨非仁，利得我之，为非义!’神果如是乎?且也祷雨有应，殊非偶位者比也!吾故与之申辩，其冀永庇吾晋民也”(刘大鹏，2003：31)。当马朝阳以“祷雨有应”来为晋祠圣母辩护时，本质上是诉诸了雨水与皇权之间的关联(柯文，2005：69-80)，也是因为这一点，皇权与民间对丰产的祈求联系在了一起。宋代的频繁加封，明代的国家致祭，都含有利用国家的神圣性来补给圣母的意味。即便如此，其地位到底无法和唐叔虞之道德历史相抗衡，一旦国家光顾得不那么殷勤，圣母就面临被质疑的困境。这样看来，阎若璩等人考据圣母为邑姜实在是用心良苦——邑姜的身份不单是武王之后、叔虞之母，也是周初帮助武王平定天下的“十乱之一”，④国家在晋阳终于可以体面而堂皇地回到汉人的道德宇宙论中来；儒生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自己笃信的道统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并将圣母崇拜归并到叔虞崇拜中来，进而把国家纳入到自己的道统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