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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时期被纳入十二生肖起，兔与我们的文化生活发生密切关联已有数千年，从饮食日用到精神观念，从器物文化到语言文学，从宗教祭祀到民间习俗，无不烙下兔文化的深深印记。古往今来，兔文化在传承和演变中愈加丰富多彩，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魅力独具的一部分。

“驰若兔之飞”：兔的自然特性及其文化演化

兔，大耳朵、短尾巴、豁嘴唇。甲骨文中的兔是象形字，突出了兔长耳下垂、短尾翘起的外形特点。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兔，兽名，象踞，后其尾形。”在中国天干地支纪年中，“兔”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卯”。汉代王充的《论衡》说：“卯，兔也。”故有“卯兔”之称。《说文解字》中说：“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卯”描画了草木萌芽的形象，卯兔也就象征着春天的无限生机。

兔体型较小，善于奔跑，野兔的奔速可达每小时72公里，远远超过马和狼。汉字“逸”即是“兔子跑得快”的会意字，并有“隐逸”“奔逸”“逃逸”“游逸”“逸闻”“逸失”等相关语汇。人们常以兔名马，希望马能“驰若兔之飞”。传说大禹治水时，有骏马“飞菟（兔）”相助；三国时，武将吕布的马也被唤作“赤兔”。古人连马车也以兔为饰，陕西陇县边家庄春秋墓葬出土的木车上，镶嵌着4只形态逼真的青铜兔。这些兔的形象寄托着人们对速度的向往。

文人们则进一步发挥想象，将兔的速度快与时间流逝联系在一起。唐代韩琮的《春愁诗》曰：“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唐朝庄南杰的《伤歌行》有“兔走乌飞不相见，人事依稀速如电……”“兔走乌飞”这一象征意义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很常见，韦庄就写有“行人自是心如火，兔走乌飞不觉长”（《秋日早行》）以及“兔走乌飞如未息，路尘终见泰山平”（《寓言》）等诗句，薛涛也有诗句“兔走乌驰人语静，满溪红袂棹歌初”（《采莲舟》）。南宋时，杨冠卿吟出“岁月如驰乌兔飞，情怀著酒强支持”（《鹧鸪天》），刘克庄的《踏莎行·甲午重九牛山作》开篇即言“日月跳丸，光阴脱兔”，与先秦庄子的“白驹过隙”之喻有异曲同工之妙。

兔在被驯养之前是穴居动物，善于营造洞穴以藏身育幼。为保全自身，兔将洞穴开出多个洞口，却留下了“狡兔三窟”的成语。宋代司马光作《穷兔谣二首》为兔“正名”，曰“人言兔狡非兔狡，窘急偷生真可怜”。晚生于司马光30年的词人秦观亦称“兔饥食山林，兔渴饮川泽。与人不瑕玼，焉用苦求索”（《和裴仲谟放兔行》），感慨兔的饮食出于自然，与人无犯却仍遭追索。

本质上说，“狡兔三窟”实际上是一种防身术，说明兔具有风险防范意识。这种防范意识还表现在兔不采食洞穴附近的草，而是留下来以掩藏洞穴，以致有俗语“兔子不吃窝边草”，体现了一种生存之道。自然丛林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弱小的兔不断调适自己以适应生存环境，顽强地繁衍生息着。

“皎如霜辉，温如玉粹”：天人合一思维下兔的寄寓与象征

在古代中国，兔被认为是瑞兽，是祥瑞文化的使者。汉代流行的《瑞应图》称“赤兔大瑞，白兔中瑞”。《汉书》中有汉代建平元年、元和三年以及永康元年，地方百姓捕获白兔以献朝廷的记载。白兔现身被视为上天对君王德行的赞许，所谓“王者德盛则赤兔现，王者敬耋则白兔现”（《宋史》）。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对统治者的施政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在天人一体、万物息息相通的思维下，人们在兔身上寄予了多重德行，对它赞赏有加，推崇备至。

首先，兔体态优美，或奔或跃，敏捷灵动，即使卧眠的姿态也惹人怜爱。唐代王建的《宫词》就描绘了“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的可爱睡态。

其次，饮食上，兔食素，不予取予夺，性情温顺，类乎君子之仁善。唐代蒋防称赞它“皎如霜辉，温如玉粹……其容炳真，其性怀仁”（《白兔赋》）。

第三，兔卯时即动，到处奔走，是勤的表现。狡兔三窟，兔善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冬天只沿着自己的足迹返回洞穴，非常机警，具有智性之美。

第四，兔具有很强的繁衍能力，雌兔当年即能产仔数十只，甚至能复孕生产，因此兔被视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东汉班固《尔雅·释兽》载：“兔子曰娩”，意为兔之子称为娩，后来妇女分娩的“娩”字即用此意。

兔还因为长寿，成为长生不老的象征，“捣药兔”的形象极为常见。东晋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有云，“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山东、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出土的汉代墓室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多有“捣药兔”的形象。在诗文艺术作品中，“白兔捣药”的意象也十分常见。汉乐府《董逃行》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的诗句；李白诗称“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把酒问月》）；陆龟蒙的《上云乐》“青丝作筰桂为船，白兔捣药虾蟆丸。便浮天汉泊星渚，回首笑君承露盘”，称赞白兔在月宫捣制的仙药蛤蟆丸，远胜于汉武帝的承露盘所承之甘露。

从礼制礼器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兔形玉器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以兔为题材雕刻成的玉器。西周礼器中，有以兔形铸造的青铜器“兔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形态栩栩如生。这些出土文物中的兔子造型或卧或立、古朴可爱，体现了对兔子机敏、可爱、温和等优良品性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兔倚明月”：神话建构的精神世界

古老的月兔神话中，草野之兔进入浩天当中的月轮，与月中嫦娥长相伴随。那么，兔是如何跑到月亮之上的呢？战国时期的屈原即发出疑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天问》）

月兔何来，这一有趣的话题吸引了许多饱学之士深入探究。有学者认为古人从地面望月，发现其中有阴影，根据形状推测是兔、蟾蜍和桂树。另一种观点认为月中之兔来源于兔的特征与月相变化周期相应：兔的孕育期为29天，与月亮盈亏的周期恰好一致；兔的上唇有缺裂，与月亮多数时间为缺形相对应。《尔雅·翼》中的“盖月唯望一日满，余时缺。兔亦缺。以类相从”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逻辑下，古人遂将月与兔相提并论，称兔为月兔，进而产生了月中有兔的神话传说。

无论是月中阴影，还是神话、宗教故事，都让人们对月兔、嫦娥的神话传说津津乐道。神话是古人的精神产物，反映了人类精神建构的历程。兔和月等自然之物成为人们精神和文化的载体，浸润了人的温度、人的性情。

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人们沐浴在温柔的银辉中，举目望月，不仅仅欣赏那遥远的发光的天体，更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那些古老而神秘的月兔传说，品味其中蕴含的浓浓情思。而此时，古人优美的诗句正纷至沓来：“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李白《观猎》），“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杜甫《月》），“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李商隐《月夕》），“上人分明见，玉兔潭底没”（贾岛《赠智朗禅师》），“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辛弃疾《满江红·中秋》），“宫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洁白宜婵娟”（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

“骑虎兔儿爷”：丰富多样的兔文化民俗

兔集祥瑞、仁善、长生、繁衍生育等多种象征意义于一身，具有广泛的接受度，故而形成了丰富的兔文化民俗。

唐代有“过灯”仪式，人们用彩纸扎成兔形状的灯，点亮后，在村庄、祠堂巡游，兔灯至则意味着吉祥至、好运来。如今，人们用兔灯迎接新年，寓意生活红红火火。

因象征多子多福，所以兔在婚庆时常常“在场”。山西婚庆窗花有“玉兔闹白菜”的纹样，玉兔喻“子”，白菜谐音“百”，喻意“百子”。苗族群众多选择在兔年建房屋、结婚，以求兴旺发达、多子多福。此外，在玉器、瓷器、绘画以及镜、钗等饰品中，兔的形象很多见。

北京、天津地区明清时期兴起拜祭“兔儿爷”的习俗，“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纪坤《花王阁剩稿》）。后来每逢中秋，家家户户用瓜果菜豆供奉玉兔，形成“兔儿爷”祭祀传统。由这一民俗产生的歇后语，如“隔年的兔儿爷——老陈人儿了”“兔儿爷打架——散摊子”“兔儿爷拍胸口——没心肝”等，流传至今，鲜活如初。同时还衍生出许多传统手工艺品。“骑虎兔儿爷”是民间尤为喜爱的“兔儿爷”造型，卯兔驭寅虎，寓意卯吃寅粮、生活富足有余。

总的来说，兔文化自产生以来便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从达官显贵到普通百姓，都对兔喜爱有加。兔被寄予多重象征意义，既承载着人类对生命与理想的永恒追求，亦折射出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探究。无论是天上的月兔还是地上的生肖兔，无不展示着代代累积的深厚文化内涵。兔文化深广的包容性、强大的渗透性、持久的传承性，也在凸显这一文化符号的坚韧生命力。就像兔的繁衍绵延一样，兔文化在继续生长着，流传着，生生不息。

（本篇图文转自中国民族报微信公众号，作者：焦玉琴，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