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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05
唐太宗实行科举制,窃笑“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虽然将知识分子诱入功名利禄之途,然而直至清代科举考试仍有关系国家兴亡的“策论”,民间尚有大量书院,中国的读书种子并没断绝。然而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主席乾纲独断,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运动,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专家、学者被关进“牛棚”,甚至迫害致死。汤一介教授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他亲历了毛泽东的“紧跟”政治,邓小平的“导盲”政治,江泽民的“举旗”政治,胡锦涛的“坚持”政治,汤一介教授作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度过了那些知识分子对政治噤若寒蝉的年代,深知“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戒律,一直认真思考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直到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亲自来北京大学探望他的时候,自然百感交集。自张岱年教授逝世后,汤一介教授凭资历顺理成章的接替了张岱年“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职务。汤一介教授在耄耋之年殚精竭虑的主编了百卷《中华儒藏》,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耗尽了最后的心血。据我所知,汤一介教授虽然被誉为国学大师,但他绝不是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对西方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致力于将国学和西方哲学的精华结合起来,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他虽然在晚年竭尽全力编辑《儒藏》,但他也深知儒学的弊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并且深入道、释、儒三教,力求创造一种在21世纪新时代的儒道互补文化。他在2014年1月中央编译社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有一篇《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断言在1949年后就种下了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子。他提到自己在大觉寺邀集一批学者开座谈会,刚刚开了一个小时就不得不把会议停下来,一起去看禅茶表演了。“这使我不禁想到,有人大概希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天都喝喝茶,下下棋,弹弹古琴最好,如果能唱点‘赞歌’那就更好了。就这种情况看,如果说19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感到中国社会存在着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那么19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也许较安于现状了。特别使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追求金钱,二是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北大有些人对清华很羡慕,因为清华仕途比较好。这不能不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精神危机。”事实确实如此。1989年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尚且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在大学生中自发兴起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会和文化热,而到1990年后北京大学甚至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大都绝口不问政治,一心想出国或到外资企业赚钱,甚至缺失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知识分子的“士气”崩溃有甚于“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汤一介教授面对这些现实怎能不引起心灵的震撼呢!
2004年4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逝世,多种报刊介绍了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的生平,但某青年学者却认为张岱年教授没有做出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那么大的成就,不同意其“国学大师”的称号。汤一介教授起而辩驳,说张岱年教授1957年50岁时被错划为右派,20年被停止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已至老年,犹自强不息,这种历史状况是不能和王国维等人相比的。我同意汤一介教授的看法,离开学术背景是无法正确评价一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的。张岱年教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1949年前和晚年自成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留下了中国历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传统,留下了一代学人的学风和文风,因之张岱年教授对“国学大师”的称号当之无愧。同理可证,汤一介教授的气节、风骨、师道、学风也无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大师”,并说在现有教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大师”,钱学森老师也一再质问中国的教育制度为什么培养不出“帅才”?说穿了,当今中国的学人普遍缺失陈寅恪大师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已!
汤一介教授接着说:“一个民族失去了精神支柱,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现在,我们的社会相当严重地存在着金钱拜物教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刊上看到多起贪污腐化的事例,如果从互联网上看,那么所揭发出来的事例不知多少倍于已在报刊上揭发出来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虽然党和政府想了种种办法来预防贪污腐化的发生,也惩办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但似乎收效甚微。我想,这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如没有独立的监察机构、没有保障言论自由的制度)外,主要是发生了全民族的精神危机。”他还说:“大凡普通的老百姓,往往会对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众多民间风俗产生信仰。在比较常规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在生活中有同一的信仰,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都证明了的普通道理。因此,我认为只要有益于造福人类社会生活,引导人们向善的信仰,都应受到尊重,不应用政治权力干涉信仰自由。”“现在,我们的社会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时期,由于某些官员已经没有什么美好的信仰,不管是对主义的信仰,还是对学说、宗教的信仰,统统都没有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追求的话,大概只是金钱和权力,这如果也可以叫作信仰,我们可以说他们信仰金钱和权力拜物教,他们是一些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老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的人。这种状况,哪能不使全社会陷入一种信仰危机呢?我们只要坐坐出租汽车,就可以听到众多的司机同志对我们的社会病如何看法了。”汤一介老师这些话已经被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严惩贪污腐败所揭露出来的事实所证明,中央纪委“打老虎、拍苍蝇”、严惩贪官的举措深得民心,预示着改革开放的第三次革命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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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逝世,多种报刊介绍了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的生平,但某青年学者却认为张岱年教授没有做出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那么大的成就,不同意其“国学大师”的称号。汤一介教授起而辩驳,说张岱年教授1957年50岁时被错划为右派,20年被停止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已至老年,犹自强不息,这种历史状况是不能和王国维等人相比的。我同意汤一介教授的看法,离开学术背景是无法正确评价一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的。张岱年教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1949年前和晚年自成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留下了中国历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传统,留下了一代学人的学风和文风,因之张岱年教授对“国学大师”的称号当之无愧。同理可证,汤一介教授的气节、风骨、师道、学风也无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大师”,并说在现有教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大师”,钱学森老师也一再质问中国的教育制度为什么培养不出“帅才”?说穿了,当今中国的学人普遍缺失陈寅恪大师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已!
汤一介教授接着说:“一个民族失去了精神支柱,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现在,我们的社会相当严重地存在着金钱拜物教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刊上看到多起贪污腐化的事例,如果从互联网上看,那么所揭发出来的事例不知多少倍于已在报刊上揭发出来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虽然党和政府想了种种办法来预防贪污腐化的发生,也惩办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但似乎收效甚微。我想,这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如没有独立的监察机构、没有保障言论自由的制度)外,主要是发生了全民族的精神危机。”他还说:“大凡普通的老百姓,往往会对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众多民间风俗产生信仰。在比较常规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在生活中有同一的信仰,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都证明了的普通道理。因此,我认为只要有益于造福人类社会生活,引导人们向善的信仰,都应受到尊重,不应用政治权力干涉信仰自由。”“现在,我们的社会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时期,由于某些官员已经没有什么美好的信仰,不管是对主义的信仰,还是对学说、宗教的信仰,统统都没有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追求的话,大概只是金钱和权力,这如果也可以叫作信仰,我们可以说他们信仰金钱和权力拜物教,他们是一些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老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的人。这种状况,哪能不使全社会陷入一种信仰危机呢?我们只要坐坐出租汽车,就可以听到众多的司机同志对我们的社会病如何看法了。”汤一介老师这些话已经被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严惩贪污腐败所揭露出来的事实所证明,中央纪委“打老虎、拍苍蝇”、严惩贪官的举措深得民心,预示着改革开放的第三次革命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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