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九

智

君臣之智

《三国志》：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躬耕亩亩，好为梁父昤，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郡庞德公素有重名。德公常谓：孔明为卧龙，德操为冰鉴。故刘备在刑州，访士於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问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也。

录曰：愚观诸葛孔明，乃知束京所养，不可以易而得也。人徒见党人戮辱，以为仁贤之祸，而不知顾厨俊及，乃长清德之风。至孔明能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斯非龙德而隐者乎。又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非终曰乾乾者乎。又曰：恼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往。年与时驰，意与岁去，又非夕惕若厉者乎。当时谓之外龙，良有以也。然则三顾之勤，乃作新久锢之气。而时务之识，其好还标榜之称也欤。

备诣亮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土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於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若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束，已经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束连昊会，西通巴属，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间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冑，信义着刺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刻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判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孰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

录曰：愚观孔明之告玄德，与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同一见也。而不能恢复帝业，何耶。盖高祖之时，三杰并用，其禽魏取代，仆赵滕燕，束击齐，南灭楚，皆信之功也。观其言曰：多多益善，则与刺颜良诛文丑者，大有问矣。今发踪指示，固斯人也；击兔伐狐，亦斯人也，世岂能并济哉。加以操之用兵，彷佛孙吴，而区区之蜀，终老云丧，谁能为之巨臂，甫孔明能走仲达，或亦晚矣。此高祖所以叹公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以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尝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得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昊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录曰：古之学何为乎。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所以为诚也，为信也。今之学何为乎。事欲求可，功欲求成，学之所峡为欺也，为诈也。是故孙权未劝之前，良心未凿，天理尚存，何能见其刮目。吕蒙既学之后，役智任数，呈功计能，非复吴下阿蒙矣。然则非子明之受益，乃云长之当损乎。

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寡俦。子敬因公瑾，致达於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综之势，张言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布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一快也。后虽劝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故孤常以比方邓禹也。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图取关羽，胜於子敬。

录曰：愚观破虏之言，何其不情哉。公瑾之成功一苇，蜀君臣有以激之也。不以为恩，而反以为诮，如是尚可释综而不击乎。来而不取，反为人借，以借者为短，则借之者何如也。甚矣，权之为汉贼也。至其巧於用诡，以袭关羽，不啻掩人之盗。以为胜於子敬，克其类於穿寄之事，犹可为之，何怪乎称说天命，媚於瞒贼乎。

《晋书》：杜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於讲武，修立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溃清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裹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余，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录曰：夫智名勇功，人谁不慕，而欲识之哉。《书》曰：有其善，丧厥善，矜其名，丧厥功。人惟智量浅狭，是以不能知之也。夫平吴之役，其造谋定议，发迹指示者，预也。诸将徒能得走兽耳。故尝身不跨马，射不穿札，非其骄贵之靡，乃由博学多通，耽思经籍，所造益深。故有善不伐，有劳不施耳。而安不忘危之一言，足以超于众见，岂徒浚与浑之不如，华与诡亦莫能及矣。安能终损，立功立言之本欤。呜呼，可以法矣。

《唐书》：太宗谓萧璃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千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暴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问疾苦，及政事得失。

录曰：古者工执艺事以谏，其此之谓与弓工轮扁。至今犹且称之，以其言之曲尽，而达於事理，不可以不察也。是故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君心不正，则治道皆苟。弓工之所见，殆王魏之不若欤。太宗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但能延问疾苦得失之所由，而不能加慎於寡妻兄弟之所，独非好问用中之比也。

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日达四聪，故共鲧罐兜不能蔽也。二臣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录曰：离之为卦也，明两作，故为文明之象。明夷之卦也，明入地中，故为幽暗之象。此兼听偏信之所由分也。以是为训，犹有信杨国忠，以成天宝之难；信卢杞，以启建中之乱；信李训郑注，以致甘露之变者。

上问房玄龄、萧璃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於为治，每临朝，或至曰反。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於物事，皆自失不任草臣。天下之广，一日万几，虽后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草臣既知上意，唯物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录曰：帝之言，其君人之规鉴欤。夫不明而喜察，后世之通弊也。是非不可以一人掩，而惟凭己之可否，则是非乱矣；善恶不可以一人次，

而惟恣己之好恶，则善恶惑矣；功罪不可以一人断，而惟私己之与夺，则功罪淆矣。是故以不明自诿，而责成於人，犹可言也；以苛细自任，而动疑於物，不可言也。天下至大，而心思之所量者小，兆民无穷；而耳目之所及，有限也。故己有不便，而令百司执奏，则己无偏重之息矣；人有未知，而能选贤任能，则人无废事之忧矣。此贞观之治，庶几可称。后之人君，其诸念之哉。

房玄龄明达吏事，济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於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庾。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二人深相得，同心狗国。故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

录曰：愚观唐之房杜，与汉之良平不同，足未见其蹑，耳未见其附，而史称善谋。何也。曰：此善藏其用者也。夫以唐之太宗视汉之高祖，其豁达大度，有不同也。是故以帝之神采英发，举世皆拜下风，使为房杜者画一策，则挟为己长，运一筹，则伐为己有，如良平之自见，岂能始终其业哉。今上与玄龄谋事，铃曰：非如晦不能断，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君臣朋友之问，岂非善藏其用者哉。

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说。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捷，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稍明远，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魉规谏耳。唐俭言辞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於献替。扬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怛据，经远自当，不负於物。刘汨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於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泻忠诚，亲附於朕，譬如飞乌依人，人自怜之。

录曰：帝之始也，欲闻己过，而及群臣；其终也，遍举群臣，而忘己过。至他曰之评魏武，乃曰：临危制胜，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呜呼。合而观之，可以见帝之失得矣。又何必曲相谈说哉。

德宗诏郭子仪还，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给之曰：我贱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光弼以骑五百，驰赴束都，夜入其卑。兵马使张用济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以待。康元宝难曰：君以兵请令公，朝廷必疑。此令公讽君为之，是破其家也。郭氏百口何负於君，而为此乎。用济乃止。

录曰：宋岳飞之班师，与郭令公之跃马，其意正同。而老儒经生或责以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宜待中原克复，而后听命。其欤用济之谋，何以异哉。

《宋史》：太祖皇帝未尝为学，晚好读书，然性豁达，不事娇肴。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又尝谓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为君，鲜能正心，自致无过之地。朕尝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如不为之，而使臣下无问言哉。

录曰：《虞书》之人心惟危，非与欲也。《中庸》之不睹不闻，戒与慎也。帝之胸次，可与玩於千仞高明之上，夫何问然之有哉。以唐太宗能受书言，尚为僧耻，蚓於归，非文过者乎，后世无能及矣。

太宗勤於为学，每临朝后观书，自己自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等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褊是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