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张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显，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一旦来谒，合吏白傅霖请见，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为友，汝何人敢名之乎。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耶，是岂知世问有傅霖者乎。咏问：昔何隐，今何出。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曰别玄，后一月而咏卒。

录曰：此与元伯巨卿相似，乃诚之相感，无乎不至。故心之相照，无乎或违。虽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蚓如霖之静处三十年乎。其不为物诱，而能脱展富贵，又可见矣。

毕仲游受知於司马光、吕公着、范纯仁最探。时苏轼在馆阁，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顾惜乎。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於诗歌，赞於赋颂，托於碑铭序记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昆其有耶。官非谏官，职非御史，危身触忌，以游其问，殆犹转石而梂溺也。

录曰：史传巢谷与三苏同乡，素与之游，甫昆弟同朝显贵，未尝一来会。及相继谪岭海，平生亲旧无相闻者，谷有眉山独步访两苏，於是相惊喜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愚窃谓古之人所以异於今者，责善为重。而责善之道，明哲为先。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资其直谅之益，未铃天之涯，海之角。而巢谷之名，憎耳之迹，不见於史册矣。不思忠告之可嘉，辄夸卓行之尤异，此录舍元修而叔公叔，亦保身慎言之意也。

邵伯温，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时，与司马光、二程诸名公交，以是入闻父教，出事诸公，所闻曰博，而尤孰当口之务。神宗崩，哲宗立，蔡确方在相位，刑恕自襄州移河阳，诣确谋造定策事。时光已卒，子康当诣阙，恕召诣河阳。伯温谓：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若从之，必为异曰之悔。康竟往，恕果劝作书称确。康与恕同年，又出光门下，逐作书，如恕言。盖以康为光子，言确有定策功，世必见信，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既而梁焘以谏议召，恕亦要至河阳，连曰夜论，确以康书为证，焘不悦。会昊处厚奏确诗谤朝政，焘与刘安世共请诛确，且论恕罪，朝廷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僩之，吕太防谓康素以伯温可托，请以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诲曰：温公之孙，大谏之子，贤愚在，天下可畏也。植闻之，力学不懈，卒有立。绍圣初，章惇为相。惇常事康节，欲用伯温，伯温不往。会法当赴吏部铨，程颐谓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岂不欲见先公於地下耶。至则先就部拟官，而后见宰相。惇遂论及康节之学，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业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时惇方兴党狱，故以是动之，惇悚然犹荐之於朝，而伯温愿补郡县，惇不悦，遂得监永兴军铸钱监。适元枯诸贤方南迁，士鲜访之者，伯温见范祖禹於咸平，见范纯仁於颖昌，或为之恐不顾也。初雍尝曰：世将乱，惟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於难。赵鼎少从伯温游，尝表其墓曰：以学行起元佑，以名节居绍圣，以古废於崇宁。世以此三语尽伯温出处云。

录曰：愚观康节，不但知兴衰於既往，实能验理乱於将来。其子伯温，不但无黍於其父，实欲兼善於其友。自今观之，元佑重臣，胼首就戮，全身者何人也；二程高第，阖门遇害，保家者何人也。动而有悔，而名亦车，出而殉人，而己先丧。陷仇怨，则人情可惜；甘洪认，则物理全乖。盍若奋身於治朝，免祸於乱世耶。进於圣门，可谓先觉，是贯智者不惑，不得以气数之学者累之也。

《近思录》：张横渠问於程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动，犹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於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於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於外诱之除，将见灭於束，而生於西，非惟曰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太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迩；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於心，而击於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於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於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於道亦思过半矣。

录曰：愚观定性一书，乃知先生深造独得，而非诸子之所能及也。夫以人之累於外物，乃不能收其放心。至於定性，则无将迎，无内外，合动静，而如一矣。其所至妙至妙者，莫如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反覆辩证，不越乎此。然可指而易老者，莫如其情，故又以喜怒言。若乃直指所由进之路，则自忘怒，观理始也。一篇之中，大要在於明觉自然，大戒在於自私用智，与颜子之明睿所照，曾子之定静安虑，子思之诚明谓性，孟子之以利为本，周子之明通公溥，无乎不尽。此其所以超出千古，又何待於着迷而后为成书也哉。

陆九渊生三四岁，问其父曰：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志寝室。及总角，与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他曰读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束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后登进士，至行在，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教人不用学规，有小过，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怀於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闻其大盘，而得其为人。尝曰：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又曰：此道与溺於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於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其着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尝与朱熹会於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探疯之病，至听之有泣下者。

录曰：愚观朱陆之学，所以异者，良由资禀之不同也。九渊自三四岁时，已穷究天地之所际，则其长也，安得不主於性。朱子则铢铢而累之，寸寸而积之，及其至也，安得不主於学。然则二夫子之所长，各有所究，本不相悖，不相害也。譬之圣门，曾子之才鲁，子贡之质敏，然同归于一贯者，有夫子为之点化也。时圣人不作，诸子各立门墙，而无统会依归之所，是以纷纷异同，蚓及门者从而咻之，不知尊德性，道问学。子思传于仲尼，未尝偏废，初不可岐而二也。曷若大道为公，智虑其不切於己也，不铃异己；学虑其无补於人也，不叉为人。使当时莫得而议，后世无得而非，兹非所谓大同者哉。愚恐后之议者，愈繁愈远，斯录，所以弘道，故不可不着。

《水东曰记》：明昊思庵先生讷，常言世俗浅学，谈及后进，辄曰：此韵府覃玉，秀才好趁航船耳。盖言其破碎摘裂，祗如往来草坐偶语，无有一高智识关键也。先生尝熟《世家》，自少警敏，绝人於书，无所不读。尝从其先君子游宦四方，阅历既广，退而昆潜含养三四十年，所以其学博而核，其气刚而大，其识卓而明，所着性理旱书，补注小学集解，有功於儒先，其立论於性理之奥，尤多所阐明。

录曰：公盖起於荐举，不由科目，而其言乃切中当今学士大夫之病，视昔张程朱陆大不伴矣。然则，学者其可不猛省乎。此录之所以终也。

弘道录卷之四十七竟

＃１『辆』原作『两』。

＃２『昼』原作『书』，今据文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