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待舂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生前的谦虚自比，也是他的行为准则。6日凌晨，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香港各界人士纷纷追忆并赞誉他：终其一生，从求学问道到处世为人，都没有背弃文人应有的风骨与修养。

博古通今 建树卓越

商务印书馆（香港）前总编辑、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雄在上世纪70年代便与饶宗颐相识，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饶宗颐著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陈万雄称这本书在考证汉字起源方面极富创见，解释了古代中国人为何选择了象形文字。“饶宗颐在十多个范畴有卓越成就，堪称中国相当长时间内最后一位通人。”陈万雄说。

在8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饶宗颐共出版100余种学术及艺术著作、1000余篇学术论文。“每篇都有创见，每篇都有突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说，饶公国学基础坚实，每方面都能做到广精博引，是真正的大师级。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忆述当年与饶公会面的过程，表示获益良多。他形容饶公学著涉猎范围甚广，对国学界有着深远的贡献和影响，是国学的一代宗师。饶宗颐学术研究范围甚广，从古文字学、甲骨学、考古学、目录学到经学、礼学、敦煌学、宗教学；从地方史志、中印关系史到海上交通史，不一而足。除了学术以外，他在音律、书画方面的创作也是别具一格，广受赞誉。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唐锦腾在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时曾受到饶宗颐的指导，“饶宗颐的书画不但展示大师风格，他的学术内涵也在作品中流露出来，有风格之余，也有书卷味道，这正是饶宗颐书画的特色。”唐锦腾说，饶宗颐的广博学识令其书画创作进入融会贯通的境界，非常人能及。

治学榜样 行为楷模

香港集古斋古籍善本部经理龚敏曾任职于饶宗颐学术馆，常向饶公请益。他回忆第一次请教饶公是关于古琴问题，“大家都知道饶公撰写了九篇琴学研究论文，但不知道他上世纪50年代曾随古琴家容心言学琴，他对容家家世、琴谱、指法多有了解。”龚敏说，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秉持“求真求是求正”的态度，是治学的榜样。

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仲鸣对饶宗颐治学之法十分钦佩，认为他可凭借有限的材料研究出开创性的成果。从其在敦煌学上的研究成绩和对“马王堆帛书”所得的成果就可见一斑。“一代学人、‘香港之宝’逝去，宁不哀哉。”黄仲鸣感慨道。

饶宗颐并非是那种只在象牙塔里钻研学问的人，他忧心天下，热心文化和公益事业。他曾将书画拍卖所得善款捐赠给敦煌研究院、汶川灾区，并将寿礼捐赠给舟曲泥石流灾区，还将珍贵作品赠予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华严寺、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机构。

有香港媒体人士曾到访过饶宗颐位于跑马地的寓所，他回忆说，“当时的饶老一袭粉色唐装在身，精神矍铄，笑容可掬，早已候在厅中。宾主站定后，饶老操起提斗，气沉丹田，笔随心动，一气呵成，‘大爱无疆’四个大字跃然纸上。”而“大爱无疆”四字正是饶宗颐为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图片展所题写的展标，有不少人士称赞饶公“热心文化公益，遇事出钱出力”。

淳厚博雅 泽被后世

与饶宗颐有相识之缘的晚辈，都称饶公对后辈向来都是不吝赐教，给予帮助和支持，并称赞他为厚博儒雅的前辈。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郑会欣曾于1990年至2013年担任饶宗颐的学术助手，他回忆说，“我曾请教他是否应转向其研究的考古学及敦煌学方向时，饶公告诉我，半路出家等于半途而废，始终鼓励我坚持研究自己的专业。”唐锦腾曾是饶宗颐的学生兼“书童”，他表示，饶宗颐曾在中文大学教授行草书、山水画创作，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饶公都临场示范。最令唐锦腾印象深刻的是饶公的谦和态度及面对学术时的赤子之心。“有一次，饶公同我讲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画法，连古人都未曾试过。这句话并非是饶公骄傲自得，正彰显他对学问始终有好奇之心。”唐锦腾说。

画家萧四五于两周前在饶宗颐文化馆举行了画展，他回忆说，2014年曾与饶公见面，当时饶公说了一番很深刻的话。饶宗颐说，从事艺术创作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不要跟人比画面绚烂，要跟别人比学养和国学底蕴，学养才是绘画造诣高低的基础。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淳厚博雅，治学严谨，心系国家，倾心育人，于精深处做学问，在笔墨中见精神。正如昨日专程到访饶宗颐文化馆追念饶公的汤女士所言，“饶公虽已逝去，精神犹存。”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