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山的建造者为明代兵部尚书袁可立（1562-1633），建于明代天启末年（1626—1627）袁可立致仕（退休）之后。“当司马公（袁可立）在前明时，宦历中外，逮乞休归田，筑别墅、池林、山榭，逶迤十余里，不绝名花美石，极一时之胜”（袁可立曾孙《袁任墓志铭》）。袁可立为明万历十七年己丑科河南籍进士中品级最高的官吏，曾以敢言直谏著称于时，晚年又因忤魏忠贤遭罢官，所作《观海市诗》至今尚存于有人间仙景美称的山东蓬莱阁上，为海天增色。史载袁可立任登州巡抚期间曾“造艅艎为海防”，他致仕归里睢州后怀念军旅生涯便仿照这种大型船舰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自己的别墅“陆园”中设计建造了袁家山，后来在袁家山上设立道场供奉吕洞宾等八仙众神，随后几百年间在睢州形成了带有强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质的“袁山”文化现象。

袁家山的建造有这样一个传说：明天启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山东登莱一带，招募水师“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明代抗倭名将沈有容和悍将毛文龙都在其手下听命。一次袁可立乘舰船出海指挥将士与后金军作战，战船行至大海中间，忽然狂风大作，恶浪掀天，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尚书面前，袁尚书急忙祷告保佑，煞时风平浪静，一仗取胜，归朝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尚书以为是吕祖显灵相助，归里后在睢州大兴土木，仿照自己所乘坐的船舰形制建吕祖庙以还原，以后世代香火不绝，明清两代成为睢州远近闻名的大道场。由于建在水中，地势颇高，因称袁家山。又仿山东蓬莱阁体制而建，依山傍水，就高临下，称“小蓬莱”。远远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战船荡漾水中，与周围碧水构成一派山水园林景象，列为睢州八景之一，曰“仙峰滴翠”。

商丘市原文物处处长阎根齐《历史名城话商丘》和商丘市原旅游局局长尚起兴《商丘史话》所载，袁家山为袁可立出海平倭途中受吕祖保佑为还愿而建，河南省文物局编写的《河南历代名人史迹》则认为是袁可立东征出海平辽途中受吕洞宾保佑还愿而建。

从清代《睢州城池图》上看，袁家山建于袁可立尚书府第以南，与明崇祯帝赐修的东西两座袁尚书大石坊恰对峙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袁家山的建造很有气势，前有山门，中有大殿，后建望月台，台上有八仙亭，台下有纯阳洞，洞中置吕洞宾木雕卧像，形象栩栩如生。山上苍松翠柏，茂林修竹，山下水波浩淼，杨柳依依，数百年不减雄伟壮美之色，只是近几年人为的违章建筑破坏了原有的园林布局才大杀其风景。明代的董其昌、王铎、钱谦益、孙承泽、方以智、侯方域，清代的汤斌、宋荦、田兰芳等名人学士都曾在此把酒待月，登高作赋。有诗赞曰：“金缕歌终撒瑟期，露盘丹炉几迁移；蓬莱盛事原难纪，但录当年待月诗”（《睢州志·艺文》）。王铎于崇祯六年曾在此作《甘露台》诗而为此山增色。清代著名书画鉴赏家张庚在《漫成》一诗中写道：“袁家山头晴霭暖，大佛寺前春流淙”，可见袁家山在清代早期就是睢州城内著名的胜迹。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睢州知州范阳洵率幕僚大修袁家山，事成后，州中名士各撰联题额，有诗赋曰：“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吹笛鸣剑兮鹤唳青天；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佑我苍生兮亿万斯年”，由此可想见袁家山当年之盛。袁家山建筑古朴典雅，气势雄伟，已历沧桑四百载，虽历遭地震水火，数劫不毁，为考证睢州古城史提供了原始参照点。

这个历明、清、中华民国乃至新中国近四个世纪之久的古老地名“袁家山”，一直被稳定的传袭了下来，他背负着几个朝代的印迹和文化。袁家山的文化内涵已经在当地百姓中生根发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袁山”文化现象。袁家山西侧的市场被称为“袁山市场”，袁家山东边的大路被称为“袁山路”，袁家山后边的胡同被称为“袁山胡同”，袁家山所在地的居委会被称为“袁山居委会”……。袁家山数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固定的名称代代传承，深入人心，在当地有着很深的地域感情和历史渊源，他昭示着睢州人民对一代直臣廉吏精神的寄托和传承，更承载着古老睢州的人杰地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据考证，袁家山是睢州史志资料建置和图考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明代古地名实物，是睢县这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明清两代古城的标志性参照物，是不可再生的建筑地名文化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时十年的文化大浩劫，袁家山成为睢州古城硕果仅存的历史建筑，在道界名重日高，至今每年不断有大量海内外同胞来此进香祭拜。

近年来，河南省人民政府曾投入巨资对袁家山进行维修，公元2001年，睢县人民政府将董其昌书丹的“袁尚书大石坊”复修于袁家山山门之前，成为袁家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责任编辑：张宗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