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综合楼是当时北平三大标志性建筑之一。资料图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其枪炮除了指向我国大好河山与广大同胞外，尤其“对我高等教育机关摧残甚烈，滥施轰炸，且肆意杀戮”。由此，近90%的高校不得不内迁。但是，在全民族抗战的隆隆炮火声中，私立辅仁大学却继续招生。

在沦陷区坚持办学,抵制奴化教育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日伪震怒，强令其中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质问”校长陈垣。陈垣回答：“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

1939年，日本派遣细井次郎以第二外国语教授名义来校监督。1942年，细井次郎升为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日益增多，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但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同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当时，很多原清华、北大的教授不愿意内迁，又不甘心到日伪控制的学校教书，因此转而投身辅仁。辅仁大学的师资队伍壮大了，扩大了本科招生规模，开始招收研究生，还设立了女子学院，增设了附属小学和幼稚园等。

更为重要的是，沦陷期间，尽管日伪政府经常来校调查搜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也要经常填表报告学生情况，但是辅仁师生还是组织了抗日协会。为此，辅人大学教授英千里、伏开鹏曾先后被捕。1944年2、3月间，日本为了做侵略中国的最后挣扎，大规模搜捕抗日组织和人员，辅仁师生30余人被捕。他们在监狱里坐了一年多牢，受尽了日寇各种酷刑的折磨，落下了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屈服，直到1945年7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辅仁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一直坚持在沦陷区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满足沦陷区爱国青年的求学愿望。陈垣、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一批爱国学者、学生在非常特殊和困难的条件下，与强敌周旋，不事敌、不附逆，勇敢而顽强地进行文化学术抗日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究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信仰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比如，校长陈垣是一名基督徒。

作为辅大校长和一代史学大师，陈垣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他的言行和态度对学校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像陈垣这样的文化名人，政治上无自由、行为上被监视、经济上十分困难，而且身边的师友相继离去，亲人分别。陈垣也有过离开北平而南下的念头，曾与他的弟子柴德赓“黄昏斗室话时艰，相约联吟到巴山”，也曾对学生说“迟早还是得走!”但是，“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陈垣说：“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且余之图书，又不能全部带去，支身南逃，尤属不宜。”

信仰燃起的烛光

上世纪初，中国天主教界有“南马（相伯）北英（敛之）”之说。为了兴西学、启民智，天主教南北两位领袖携手发起筹办了中国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

1912年9月，英敛之、马相伯二人越过由法国人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联袂直接上书罗马教皇庇约十世。他们推崇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重视文化教育的政策，吁请教廷派遣博学硕德、明达热切之士来华，创办一所大学。此后，由于没有得到教廷的及时回应，英敛之和马相伯又多次上书教皇。

1913年秋，英敛之在北平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以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和中国天主教史为内容，培养天主教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其兴办天主教大学的信念越来越强烈。1917年6月，他再次上书教皇，要求在华兴学，终于引起教廷的积极回应。

1920年8月，天主教本笃会奥图尔博士受教廷委派来华调查教育，与英敛之会晤，“二人所谈对于公教兴学一事，极相契合”。随后，奥图尔径直赴罗马，将此事面陈教皇和传信部，请求天主教本笃会总会长斐德理士设法完成此举。

1921年12月，罗马教廷传信部部长致信天主教本笃会总会长斐德理士，转达教皇关于在华兴办大学的谕令，并建议由美国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承办。1923年8月，美国本笃会召开专门大会，接受教皇关于在中国北平创办大学的委托，并托付圣文森总会院司泰来具体负责建校工作。至此，中国第一所天主教大学开始进入实质性的筹办阶段。

1925年1月，司泰来任命奥图尔为大学校长，具体负责筹备工作。2月，他们二人同抵北平，随即与中方发起人英敛之多次面晤，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达成了共识——“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舍短取长，不使偏胜”。

1925年3月，奥图尔以16万元的价格，永久租下位于城北李广桥西街10号(今柳荫街27号)的涛贝勒府为大学校址。再经修葺、布置，至8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在大学正式招生前，英敛之等人决定在王府西书房先办两年期的预备科。在预备学校的取名上，马相伯与英敛之有不同的意见。马相伯主张预科学校采用“景教”或“本笃”为校名，但英敛之认为预备科“专事国学之研究，故取《论语》‘会友辅仁’之义，名辅仁社”，既显得典雅，又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色，全称“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又叫“国学专修科”。

1925年10月1日，预备科正式开学，招生23人。预备科讲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法文、数学等课程，并遵照教育部章程，学校不设宗教课。1926年1月，英敛之临终时，将校务托付给忘年之交陈垣。1月28日，陈垣正式接任辅仁社社长。9月1日，学校监督司泰来遵照英敛之的遗愿，聘请陈垣出任副校长，继续筹办大学事务。

上世纪20年代，由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国各教会大学开始主动开展适应中国社会的“中国化运动”、“本色化运动”，并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章程，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此后，辅仁大学扩大办学规模，改文科为文学院，增设理学院、教育学院，以求达到大学的部颁标准。

1929年8月，教皇庇约十一世致函司泰来，一方面对他领导下的本笃会士在短暂的时间里创立北平天主教大学所取得的成就表达喜悦之情，并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作出对大学进一步发展的训示。教皇的训示激发了司泰来排除万难、尽力筹资的斗志。1929年10月初，他从罗马回美不久，即前往纽约向银行寻求贷款。他通过一位天主教朋友认识了纽约花旗银行的助理副总裁柯里，二人经过协商，达成了25万美元的贷款协议，以该款用于辅仁大学建造新校舍、修缮旧校舍。

用这笔贷款，辅仁大学建造了一所融合中西、型似中国古都城墙的综合大楼，包括教室、宿舍、实验室、图书馆、办公室、礼堂，成为当时北平三大标志性建筑之一。

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学校立案，学校全称“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接着，教育部又批准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备案。至此，辅仁大学形成了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的总体结构。

辅仁大学在中国的成功创建，离不开英敛之、马相伯、奥图尔、陈垣等人的奔走呼号，也离不开司泰来的呕心沥血，他们共同努力的结点则是——信仰。

作为一所天主教会大学，辅仁大学一直奉行奠基者英敛之和校长陈垣等人信教自由的办学理念，学校招收学生不问宗教信仰——甚至校长陈垣本人也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基督教新教徒，遑论强迫学生信教了。

也正因此，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过去还是国泰民安的现在，辅仁都是一盏独特的灯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