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谱学的转折之年 　

家谱具有巨大的民族史料价值，这早在清末就已经得到章学诚、梁启超等史学巨擘的肯定。此后，胡适、潘光旦、顾廷龙等学界名人也非常看重谱牒的价值。顺着这条线，"不正常的年代"结束不久后的1979年，就有学者在《图书馆学通讯》中呼吁重视谱牒，紧接着类似呼吁收藏、呼吁整理研究的学术文章不断发表。198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开始承认"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里面蕴藏着"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有"重要学术价值"。 　　

家谱和地方志、正史一直被称为历史学的"三根支柱"。正史主要内容是"帝王家谱"，家谱是平民史册，地方志介于两者之间，它们正好互为补充。而对于晚近兴起的移民史、遗传学、优生学、民俗学等学科，家谱资料就成为它们不能忽视的最主要"原材料"。 　　

奇怪的是，这些信息事实上却并未在社会上得到公开传播。直至今天，距1984二十多年后，许多人还认为"弄家谱"是个"悄悄干，没人管，但也不宜公开张扬"的事，绝大部分人认为现在可以重修家谱是因为"国家管制得松了"，言外之意像是他们正在钻空子。 　　

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公开编写某些姓氏谱牒已经趋于功利化。比如，编《太原王氏》，起因是为了缅、泰华侨的热烈需求，编汾阳郭氏资料是为了郭台铭和富士康，编襄垣连姓宗谱是为了连战来访。上月河南新郑在中央某大报上登整版"黄帝公祭大典"消息，下面排的是29个本地招商项目…… 　　

对于民间出于最朴素的尊祖敬宗、报本传信感情需要的修谱续谱活动，却没有任何机构提供凡例指导和资料帮助，以致近年新修谱牒质量参差不齐，体例千奇百怪。 　　

1984年，既是谱学的"春天"，也是谱学走向纷乱与怪诞，甚至变味的一个分水岭。　　

普遍宽容不够严肃慎重 　

近二十年尤其是2000年后的近十年中，民间新修族谱大量出版。山西省社科院谱牒部新收的谱牒为上百部。仍以广东为例，该省公藏的1990年以后新修谱牒已经达1000种。而且事实上，民间修纂印制完毕而没有被图书机构收藏的谱牒，还要远远大于他们已藏数量。 　　

据记者随机抽样观察，新修族谱普遍体现出时代进步后的新观念：妇女填名入谱。对兼祧、入继、入赘、改嫁、非婚生子嗣等现象基本全部放弃了传统"义例"中的严厉规定，普遍宽容。由于印刷条件改善，出版成本降低，人物小传内容较旧时丰富，然而写作水平普遍大不如古代。改变了古时"生不立传"的传统，给活人也开始写简历，不及古人审慎。旧时谱牒中的通病得到矫正：新谱很少再刻意攀附名贤乱认祖宗，很少再刻意追求"源远流长"而去伪造部分世系，基本不再有各宗之间因大小宗、因外姓子嗣的"名分"、因族产祀田归属争得你死我活的现象。 　　

但许多缺陷也非常明显。新修族谱基本摆脱了宗法意识，却有很多又成为招商引资、开办旅游项目的附庸，有的成为少数族人炫耀资本的产物。在文字上，浅陋粗疏的文风随处可见，如某家谱里学旧谱凡例，也有"赞"一首，它的赞却是"……族人添资又出力，人人欢喜都满意。家庭校园抓教育，遵纪守法要牢记……" 　　

山西省社科院谱牒部主任王利亚认为，现在有些新修出的族谱文字可笑，体例乖张，这和修谱活动中断数十年，修谱人不谙谱例，学识素养较低，又不如古人严肃慎重有关。她认为国家应该拟订一些指导意见去指导这些活动，为他们提供服务；否则修出许多质量低劣的族谱来，不但是人力财力上的极大浪费，还会误导更多阅读和使用这些谱牒资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