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踪凡
2017-12-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中国)中,中国是唯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且文字没有间断的国家。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古籍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整理、阅读、研究这笔财富,挖掘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将这份遗产传承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要想利用好古籍文献,就要认识到古代典籍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刻性、包容性和先进性。自从《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学者大都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典籍浩如烟海,仅《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三套大型丛书,就收录古代典籍文献1.5万多种。现存古籍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估计有七八万种之多。经部典籍居于四部之首,专门收录儒家经典等著作,而以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十三经”以及研究“十三经”的著作为主。经部文献是历代文人的必读书籍,其中所蕴含的仁爱思想、礼仪观念、天人合一观念、法天敬祖思想、中庸思想、和谐观念等,都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些文献还影响到周边国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以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为主要成员的“汉文化圈”。史部典籍以历代史书为主,兼及地理学、目录学著作。正史类著作主要使用纪传体,以《史记》为首创,渐次形成“十七史”“二十四史”等权威性史料文献。子部文献以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为蓝本,不断扩容,形成了一个体制宏大、品类众多、内容庞杂、无所不包的大型门类。除了经典的哲学著作(如《老子》《墨子》《公孙龙子》)外,也有大量的科技著作,涉及农学、医学、数学、植物学、动物学、宗教学、军事学、法律、教育、书法、绘画、篆刻、音乐、器物、饮食等,是研究古代百科知识的宝库。集部文献专门收录历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著作,包括《全唐诗》《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文心雕龙》等经典著作。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四部典籍体例严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而精湛,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一文化宝库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无论是研究或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四部典籍;再扩大一点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了解祖先留下来的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并自觉承担起爱护、研究、利用、传承的重任。
将珍贵而稀见的四部典籍影印出版,使其化身千百,方便海内外专家学者查阅、利用、研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基础的工作。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文献约3500种,非常珍贵,尽管抄写了一式七套,分藏于七个藏书楼中,但只有皇帝和少数官员能够看到。1985年,文渊阁《四库全书》率先影印出版,使海内外学者都能一睹宫禁藏书的真面目,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此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丛书相继出版,使大量藏于深阁大库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一些流散于海外的文献,也在以影印的方式回归,例如《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等,都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文献资料。
对四部典籍中的经典著作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是对传统文化研究利用的关键一步。由于四部典籍浩如烟海,加之版本众多,没有标点,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全部整理,于是不得不优中选优,精选在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名著进行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新编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全宋文》,凤凰出版社的《文选旧注辑存》等,都在经典名著的汇辑、校点、注释和普及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利用现代技术对四部典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既是保护珍贵古籍的有效方法,也是研究与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迪志文化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率先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推动了对古籍文献的研究利用,成果有目共睹。此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相继有了电子版,相关机构又推出《国学宝典》系列产品,古籍数字化成为潮流。而网络数据库建设也为传统典籍的研究利用增添了羽翼,其中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数字方志库、中国谱牒库等尤其珍贵,既可以全文检索并复制其中的内容,又可以进行版本对照,已经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绕不开的资料宝库。
对四部文献进行文本细读,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是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著名科学家屠呦呦,从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一个“治寒热诸疟”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经过反复科学实验,终于提炼出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不仅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带来了福祉,屠呦呦因此荣获2015年诺贝尔奖。这是中国古代医学(隶属子部文献)对人类文明的巨大馈赠。这是对古籍文献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案例。
在整理、研究、利用古籍文献时,有两点必须警惕:一是“文化自大”,唯我独尊,排斥西方文明成果,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加批判,全盘接收。目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很容易滑向极端,使封建迷信、帝王将相、愚忠愚孝观念死灰复燃。二是“文化自卑”,自我矮化,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盲目推崇。比如,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推进国际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纷纷用高薪聘请海外汉学家(其中混杂着一些水平低劣、信口雌黄的伪汉学家)来华执教或从事科研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中国的学术研究规范,消解了“文化自信”,实际上是“媚外”思想的翻版。
(转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30日14版,原标题:让古籍文献“活起来”。作者踪凡,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光明日报 踪凡
2017-12-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中国)中,中国是唯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且文字没有间断的国家。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古籍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整理、阅读、研究这笔财富,挖掘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将这份遗产传承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要想利用好古籍文献,就要认识到古代典籍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刻性、包容性和先进性。自从《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学者大都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典籍浩如烟海,仅《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三套大型丛书,就收录古代典籍文献1.5万多种。现存古籍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估计有七八万种之多。经部典籍居于四部之首,专门收录儒家经典等著作,而以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十三经”以及研究“十三经”的著作为主。经部文献是历代文人的必读书籍,其中所蕴含的仁爱思想、礼仪观念、天人合一观念、法天敬祖思想、中庸思想、和谐观念等,都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些文献还影响到周边国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以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为主要成员的“汉文化圈”。史部典籍以历代史书为主,兼及地理学、目录学著作。正史类著作主要使用纪传体,以《史记》为首创,渐次形成“十七史”“二十四史”等权威性史料文献。子部文献以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为蓝本,不断扩容,形成了一个体制宏大、品类众多、内容庞杂、无所不包的大型门类。除了经典的哲学著作(如《老子》《墨子》《公孙龙子》)外,也有大量的科技著作,涉及农学、医学、数学、植物学、动物学、宗教学、军事学、法律、教育、书法、绘画、篆刻、音乐、器物、饮食等,是研究古代百科知识的宝库。集部文献专门收录历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著作,包括《全唐诗》《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文心雕龙》等经典著作。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四部典籍体例严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而精湛,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一文化宝库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无论是研究或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四部典籍;再扩大一点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了解祖先留下来的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并自觉承担起爱护、研究、利用、传承的重任。
将珍贵而稀见的四部典籍影印出版,使其化身千百,方便海内外专家学者查阅、利用、研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基础的工作。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文献约3500种,非常珍贵,尽管抄写了一式七套,分藏于七个藏书楼中,但只有皇帝和少数官员能够看到。1985年,文渊阁《四库全书》率先影印出版,使海内外学者都能一睹宫禁藏书的真面目,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此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丛书相继出版,使大量藏于深阁大库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一些流散于海外的文献,也在以影印的方式回归,例如《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等,都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文献资料。
对四部典籍中的经典著作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是对传统文化研究利用的关键一步。由于四部典籍浩如烟海,加之版本众多,没有标点,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全部整理,于是不得不优中选优,精选在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名著进行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新编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全宋文》,凤凰出版社的《文选旧注辑存》等,都在经典名著的汇辑、校点、注释和普及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利用现代技术对四部典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既是保护珍贵古籍的有效方法,也是研究与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迪志文化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率先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推动了对古籍文献的研究利用,成果有目共睹。此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相继有了电子版,相关机构又推出《国学宝典》系列产品,古籍数字化成为潮流。而网络数据库建设也为传统典籍的研究利用增添了羽翼,其中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数字方志库、中国谱牒库等尤其珍贵,既可以全文检索并复制其中的内容,又可以进行版本对照,已经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绕不开的资料宝库。
对四部文献进行文本细读,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是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著名科学家屠呦呦,从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一个“治寒热诸疟”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经过反复科学实验,终于提炼出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不仅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带来了福祉,屠呦呦因此荣获2015年诺贝尔奖。这是中国古代医学(隶属子部文献)对人类文明的巨大馈赠。这是对古籍文献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案例。
在整理、研究、利用古籍文献时,有两点必须警惕:一是“文化自大”,唯我独尊,排斥西方文明成果,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加批判,全盘接收。目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很容易滑向极端,使封建迷信、帝王将相、愚忠愚孝观念死灰复燃。二是“文化自卑”,自我矮化,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盲目推崇。比如,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推进国际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纷纷用高薪聘请海外汉学家(其中混杂着一些水平低劣、信口雌黄的伪汉学家)来华执教或从事科研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中国的学术研究规范,消解了“文化自信”,实际上是“媚外”思想的翻版。
(转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30日14版,原标题:让古籍文献“活起来”。作者踪凡,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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