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为大会作了主题发言，呼吁关注宗教与文化发展，在思想上、学识上和舆论上推进对宗教客观、正确的理解，营造宗教为我国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大有作为的良好氛围。

宗教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这是宗教研究界的学术共识。但如果让中国社会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化与宗教的关联、以及宗教对于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却并不容易。为此，中国宗教学会以“宗教与文化发展”作为今年年会即这次高层论坛的主题，旨在使宗教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更大的投入，有更新的奉献。当然，要实现这一突破，首先需要我们在思想上、学识上和舆论上推进对宗教客观、正确的理解，营造宗教对我国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大有作为的良好氛围。

中国文化乃中华民族之魂，但对这一民族之魂的认知却仍存有许多模糊和差异之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在远古的汇聚，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内涵有着突出的宗教特色，凝聚着中国人的信仰追求。当我们追溯几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中华文化的起源及发展时，给我们最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其宗教留存及其信仰特色。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中华文化饱受风霜、历经沧桑，顽强地走到了今天，并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各种社会巨变、政治风暴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也遭受到打击、破坏，其不少传统亦在丢失、出现隳沉。我们的文化传承及其重要基因，仍有一定的比例处于尘封状况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中国宗教传统的遗忘和否认。这一问题在中国现代约百年左右的发展中，并未获得根本解决，其结果使中国人认不清自己的文化自我及文化灵魂。这种在文化观念上的飘游不定和六神无主，在某种程度上还在恶化，让人们有着精神空虚和思无所依之感。就连五千年的文明积淀都会因宗教本真被否认或轻看而失去其厚重，被抽空的中华文化在不少人的眼里竟似浮萍一般，不知要飘向何方。由于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文化理解及文化建设的迷茫与缺失，中国社会及民众心态上的确出现了某些“失魂落魄”的现象，其结果是文化关注在社会上多浮于表面，对于一些人而言好像只有一种“产业”发展上的经济刺激，并无太多精神意义。现在让人特别担忧的是，人们过于追逐金钱利益，社会暴露出多方面的腐败，不少事件及其报道有着令人不安的导向，即给人一种穷人失志、富人不贵的印象。社会的核心价值尚未获得公众的共识，人们的灵魂却在世俗之风中受到侵蚀。为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中华魂，归来兮”！这种“魂归来兮”的努力是我们文化建设之本，文化发展之途。

理解中华文化和整个人类文化，宗教是其关键之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厚重积淀来发掘，我们所能找到得最多的就是宗教文化遗产、宗教精神传承。为此，今天的文化发展必须要还给宗教以合法、合理之位，为宗教“正名”、让宗教“脱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宗教在文化中的底蕴、本真，以及宗教为文化发展提供的动力、氛围。只要我们以清醒的眼光看世界，或仅仅只是客观、冷静地看看我们祖国的港、澳、台地区，对宗教的文化定义、社会作用就应该获得正确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宗教不是在真空中存在，而是在复杂的社会处境中生存、发展，因此也势必受到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影响。一旦宗教社团或相关宗教界人士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也当然不可脱离社会、政治之维，受制于相关的社会管理和举措。这与我们讨论的宗教文化及其核心精神虽然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其问题意识毕竟已不在同一个维度，因而对其审视和应对自然也会不一样。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宗教文化是一种具有建设性、协调性及和谐性的“维稳”文化，它虽然有着保守性和对传统的维系，却可以防止社会走向解体和崩盘；它会以其对传统中华文化的保守及忠贞来尽量让社会稳定下来，给人们一种安然的心情和安全的感觉。同样，中国的宗教文化也在不断自我扬弃、自我改造、自我升华、自我完善，有着对社会发展的积极适应，并对这种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我们今天应该欢迎并需要这种“维稳”的文化，同时也必须告别、否定那种造反、破坏的所谓“文化革命”。

中国社会有着强调和谐、共融的传统，中国文化追寻的是多元通和、中庸、大同的境界。中国的自我意识注重挺立于天、地之间的“人”，重人伦、倡人道、以人为本、关注人生。但其对人的期待和希望，仍是成为圣贤之辈、达到神圣境界，而不是让人从精神上消沉、崩溃和毁灭。这种对人的拔高和拯救，其中就不离宗教的精神和真谛，是一种终极关切与现实关怀的交汇，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的共融。人生需要精、气、神，社会须有公、义、正，这两种秩序的维系既应有道德伦理之实践理性，更需要信仰敬畏之价值理性。社会道德没有精神价值的支撑则不可能持久，难以得到延续。中国文化的重建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中国宗教的正确定位也已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如果不能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中理顺与宗教的关系，端正对宗教的态度，如果把宗教界人士引向一种不入社会主流、自暴自弃、被边缘化的“另类”处境，使之走向另一种选择，与我相离或异化，我们的社会则难以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和谐稳定也不会得到长期支撑。这种做法或导向实质上是把本来有利的因素“异化”为不利因素，是“自毁长城”的荒诞之举。因此，宗教研究工作者应该是“有识之士”，在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也理应在“独善其身”的基础上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和志向，体现我们呐喊、疾呼、建议、说理之“匹夫有责”。对此，我们也需要坐而论道，为正确的实践提供启迪和思路。

抱着这种愿景和志向，衷心希望我们的高层论坛能够撞出很多思想火花，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可以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