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老之言论来看，他们的主张有许多对立的地方。宋代人葛邲在《老子论》中列举孔、老之异说：“孔子曰我学不厌，老氏则绝学；孔子曰必也圣乎，老氏则绝圣；孔子贵仁义，老氏弃仁义；孔子举贤才，老氏不尚贤；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国，国之贼。其立言大率相反。”

由于孔、老言异，因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是，孔、老之间也存在许多互补之处，因而主张儒道融合者亦代不乏人。战国时期的黄老学派，即“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主动吸收儒家思想。汉儒则对道家思想既有所吸收，又有所批判。如扬雄认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东汉末年，儒家名教被严重异化，成为统治者诛杀异己的工具。道家在理论层面对儒家所作的种种批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而人们逐渐对老子产生了同情的了解，认识到老子所否定的名教乃是现实生活中被异化了的名教而非真名教，其根本用意在于追求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孔子是相同的。于是，在魏晋时期，《老》《庄》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儒道会通成为时代的主题。何晏首先从理论上论证儒道是同而非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说：“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何晏认为孔、老皆明自然之道：“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这就是说，何晏认为自然之道是孔、老之所同的关键所在。王弼也认为孔、老皆以自然之道为本，但同时又指出孔子对自然之道的理解高于老子。他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王弼虽然抬高了孔子，但他说“圣人体无”，实际上用道家思想来重新塑造孔子。虽然魏晋玄学家对老子的评价有高有低，但都吸收了道家思想，其理论工作的宗旨，从整体上来说，都是寻求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即一方面以名教出于自然来论证名教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以名教必须合乎自然来批判名教的异化。

唐代帝王奉老子为始祖。由于统治者青睐道家，因而在唐代前期，人们对儒道关系大多持“道本儒末”的观点。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徒不用说，就连儒家士大夫也认为道高于儒，如兵部侍郎李约即提出“六经乃黄老之枝叶”的说法。直到“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兴起，朝野各界才意识到必须重视儒学以维护中央集权制。唐代宗采纳国子祭酒蔡昕关于“崇尚儒学，以正风教，乃王化之本”的奏谏，强调“朕志求理（治）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底行。”后来，吕温、李绛、元稹等人相继呼吁振兴儒学。与此同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以复兴古文运动的形式大力推阐儒家学说，使儒学具有了活力，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在如何看待儒道之异同的问题上，唐代后期儒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孔、老之异，因而批判道家；二是认为孔、老之用心不殊，因而致力于儒道之会通。前者以韩愈为代表，后者以陆希声为代表。

北宋儒家学者在《老子》注中大多继承了陆希声的观点，认为孔、老言异而旨同，因而致力于儒道之会通。

北宋《老子》注家认为，道与仁义礼智是体与用的关系。道是仁义礼智的“所以然”，仁义礼智则是道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具体表现。老子对仁义礼智的批评，其用意并不是要反对仁义礼智本身，而只是反对仁义礼智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弊端。老子的过激之言不过是为了救时之弊而使之返本而已。

北宋《老子》注家还认为，仁义礼智和礼乐刑政本来都是包含在道体大全之中的，若大道行于世，则自然不用彰显仁义礼智和礼乐刑政。但现实情况是“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庄子•缮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彰显仁义礼智和礼乐刑政来治理社会。但由于仁义礼智和礼乐刑政乃是以大道为依据的，因而在施行仁义礼智和礼乐刑政时，必须始终以大道为参照系，及时修正仁义礼智和礼乐刑政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弊端，防止仁义礼智和礼乐刑政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