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互联网时代的宗教传播，是信息技术发展给宗教领域带来的新课题，是我国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之一，也是宗教学界面临的新的研究课题。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一、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两种形态

历史上，在“口语传播时代”和“文本传播时代”的宗教，都是由权威人士进行单向度的阐释，而互联网时代的宗教传播则具有“个性化”“交互性”“开放性”“随意性”的特点，因此打破了传统的权威阐释格局。受众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接受各种信息，还充当媒介信息加工的传播者，扩大个人意见的影响范围。同时，相对传统的传播方式而言，互联网时代的宗教传播可以精确地根据个人定位，从而形成特殊主题的“小众传播”。

单从传播形式上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宗教传播大致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指传统宗教借助互联网进行的宗教传播或宗教实践，通常被称为“宗教在线”（religionincyberspace）；二是指必须或者只能存在于互联网上的宗教传播形态，参与者由于共同宗教话题而形成所谓的“互联网社区”，属于被互联网形塑、改变的宗教形态，通常被称为“在线宗教”（religiononcyberspace）。（参见金勋：《互联网时代世界宗教的新形态》，载《中国宗教》2015年第4期）

一般来说，前者与传统宗教一样，都具有稳定的制度形式、宗教仪式、信众群体、活动时间等等，参与者也遵守相应的戒律规范，只是形式上有了变化。而后者则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特殊形式，具有很多新的特点。比如，参与者具有较大流动性，甚至没有宗教信仰，只是因为某个宗教性话题而产生共鸣，这和其他类型的互联网社区并无本质区别，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在这里只是扮演着“表达和强化各种亚团体的认同”的角色。（[荷兰]丹尼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互动交往理论认为：“个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建立自我概念，并为行为提供重要动机。”（[美]L.韦斯特：《传播理论导引》）因此在“在线宗教”里，信息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彼此加深理解而达到意义认同的过程。其中，自我概念是互联网虚拟扮演中人们对自我角色的定义，人们习惯于用身份符号进行沟通交流，因此互联网中的“自我”实质是人们面对他者发出的信息符号所做出的选择。由于网络交往的虚拟特性，这种形态下的参与者只是想满足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参与者之间非常容易产生歧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共同话题的结束。

二、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范式

互联网时代的宗教传播，既有传统宗教相对的意义体系，同时又融入了现代传播方式，因此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传播系统。笔者根据传播学理论，尝试归纳出一种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范式，以期为探讨此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

按照传播学理论，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行为主体”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人”）即“匿名效应”），参与者以此为标准而确立个人行动方向。在互联网上，参与者实际上充当了传播者与受众的双重角色。在传播过程中，最初是传播者依赖信息素材和传播方式，其后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形成个人看法，同时又成为另一重意义的传播者。随着互动交流的加深，传播者和受众都会适应、依赖互联网形式的信息素材和传播方式（即“虚拟化”），逐渐演变成对传播规则的“共同遵守”以及获取信息的“认识依赖”（“去中心化”）即受众也会充当传播者去推广认识，从而一起构成互联网中“意义传播者”（即“放大效应”）。尤其是作为受众，“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大多数人一致，他们就会勇敢地说出来。”（[美]L.韦斯特：《传播理论导引》）当他们逐渐达成一致时，彼此印证的看法将会在反复出现后成为传播表达的素材，又反作用于人们的看法，而随着持有看法人数的不断增多而产生叠加效应，受众则相信这正好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即“从众效应”）。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人们的途径依赖、看法等都是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一些观念形成的重要元素：符号化的“人”借助媒介不断营造虚拟世界，这为宗教阐释建立了“形象基础”。当传播者与受众同时作用于传播的信息时会逐渐“涵化”（由于不断接触而改变、接受），形成符号化的认识。在这种一般认识中会强化对象的特定属性而忽视个体差异（即“刻板效应”）。

三、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治理

作为一种新形态，互联网时代的宗教传播具有特殊性，从而使宗教治理更为复杂，是需要宗教工作部门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新工作。

根据上述的传播范式，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治理可以有以下路径：

首先是避免传播主体的“符号化”倾向。实际上，现在通行的实名制上网制度已经极大地限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其次，要打破传播者和受众对获取信息和传播方式的“认识依赖”，因此线下和线上的同步推进显得至关重要。而在当前互联网极其发达的情况下，传统宗教不但应该主动利用互联网手段，传播宗教的正能量，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积极开展线下活动，服务于信教群众的信仰生活。第三，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宗教传播通常取决于对传播规则的共识，因此必须着力对传播规则加以限定和规范。第四，建立信息分析系统，针对不合乎宗教教义教规、宗教传统、宗教历史和事实的传播表达素材，应有明确的鉴别提示和果断的处理，特别是对那些反复出现的内容要有所预警，从而可以避免形成的不良的叠加效应。第五，应该强调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性，而打破参与者在认识上可能形成的“刻板效应”。

总之，只有真正把握互联网时代宗教传播的规律，进行依法管理和合理引导，才能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

（作者宋泉桦，系四川大学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郴州市委党校讲师。转自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