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无信仰难以用宗教信仰标准判定

人民论坛杂志佚名

2014-09-1610:46:40

信仰缺失论,一般是基于具有终极性、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才会出现当下社会这种或那种问题;并且认为那种遇事求神拜佛、“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功利化、庸俗化的信仰方式,等同于没有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无法构成一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规范,无法基于这种信仰认同而最终建构一个社会准则。

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以西方基督教信仰标准来看,中国是没有宗教及其信仰的。但是,如果说中国社会没有信仰,却不一定真实。关键是信仰如何定义。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可以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等类型,还可以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信仰等类型的划分。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层面,中国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一亿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官方说法,中国社会信仰佛教、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一亿多人(学术界则有三亿多人等不同说法);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其地域的相异而各有不同;至于文化信仰层面,儒教的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既然中国人的信仰如此丰富多样,为什么普遍的看法却是与此相反,认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缺失呢?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人有信仰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些信仰之间太缺乏认同、太私人化了。更重要的,个人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高于、大于这些信仰。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无法神圣起来,以至于对国家、对社会无甚作用。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就是信仰缺乏认同,缺乏基于信仰认同而构成的国家意识与社会价值规范。

一份全国抽样问卷数据显示,在人们期待的理想社会类型之中,与“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优良的社会”等选项相比,人们对“有信仰的社会”的期待与认同,比例是最低的,只有7.4%。由此可见,有信仰却无最起码的认同,几乎就是信仰的缺失。

缺的是具有普遍性认同的信仰

“有钱能使鬼推磨”,曾经是普通老百姓有关神灵信仰的一种说法,但却说明了民间信仰及其方式的一个特点,这是大众信仰功利化与世俗化、难以构成社会价值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传统信仰格局,信仰的重点落脚在君、亲、师若干人物身上。倘若这些人物及其代表、象征的权力不出问题,信仰方式则有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们一旦有所堕落,或者是失去了固有的地位与声望,老百姓的信仰也就失去了方向,无法认同而无所依赖,促使这种以大人物为对象的信仰方式,很快呈现严重的缺失。“文革”时代之后的1980年代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即属这种情状。

至于在佛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等传统信仰与东渐入华的基督宗教信仰之间,也受影响于日益强化的民族民粹主义的信仰主张。这种信仰主张强调本土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之间的华夷之辨,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不应当信仰外来宗教,主张以民族信仰共同体为标准,重建一元化的民族信仰。这样也会导致中国人究竟还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一巨大的困惑。

政治信仰层面,则是由于部分党员、特别是部分高级干部的腐败,甚至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事看风水、求神算命、修葺祖坟等各种迷信、巫术活动,进而导致了政治信仰难获普遍社会认同的神圣性断裂,出现了信仰成为口头禅、信仰不被认同等现象。

信仰认同与法治中国

基于传统中国的“天地君(国)亲师”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大人物,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被转成天地国亲师,而近代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政治的信仰与认同。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政府官员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信仰缺失的问题就会自然产生出来,甚至构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毋庸置疑,政治信仰源自于领导者、公权力掌握者或社会治理代表。依中国人的信仰惯习,人们对领导、官员、统治者的信从,根源于他们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际,替天行道,足可为天下典范。然而,当这些官员们的道德行径出现差错,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内涵的信仰范式也随之消失,其象征权力则同时衰落。

正因如此,解决公共权力层面的“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应该用人们熟知的“民主法治”方式,做成“楔子”植入公共权力领域,使他们牢记公民才是社会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只有这样,干部中因所谓“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缺失”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信仰要有认同,认同在于制度。既要解决信仰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信仰、信仰实践与信仰认同的制度规范问题。一个社会之神圣与崇高的信仰构成,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为此,解决国家政治层面之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治;解决宗教层面信仰私人化、功利化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基于核心价值观认同,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建构普遍而公共的认同方式;至于解决社会民间层面的信仰交往界限的融通,则是信仰对话与信仰实践方式的民主与公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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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无信仰难以用宗教信仰标准判定

人民论坛杂志 佚名

2014-09-1610: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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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无信仰难以用宗教信仰标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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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缺失论,一般是基于具有终极性、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才会出现当下社会这种或那种问题;并且认为那种遇事求神拜佛、“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功利化、庸俗化的信仰方式,等同于没有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无法构成一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规范,无法基于这种信仰认同而最终建构一个社会准则。

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以西方基督教信仰标准来看,中国是没有宗教及其信仰的。但是,如果说中国社会没有信仰,却不一定真实。关键是信仰如何定义。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可以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等类型,还可以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信仰等类型的划分。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层面,中国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一亿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官方说法,中国社会信仰佛教、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一亿多人(学术界则有三亿多人等不同说法);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其地域的相异而各有不同;至于文化信仰层面,儒教的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既然中国人的信仰如此丰富多样,为什么普遍的看法却是与此相反,认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缺失呢?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人有信仰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些信仰之间太缺乏认同、太私人化了。更重要的,个人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高于、大于这些信仰。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无法神圣起来,以至于对国家、对社会无甚作用。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就是信仰缺乏认同,缺乏基于信仰认同而构成的国家意识与社会价值规范。

一份全国抽样问卷数据显示,在人们期待的理想社会类型之中,与“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优良的社会”等选项相比,人们对“有信仰的社会”的期待与认同,比例是最低的,只有7.4%。由此可见,有信仰却无最起码的认同,几乎就是信仰的缺失。

缺的是具有普遍性认同的信仰

“有钱能使鬼推磨”,曾经是普通老百姓有关神灵信仰的一种说法,但却说明了民间信仰及其方式的一个特点,这是大众信仰功利化与世俗化、难以构成社会价值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传统信仰格局,信仰的重点落脚在君、亲、师若干人物身上。倘若这些人物及其代表、象征的权力不出问题,信仰方式则有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们一旦有所堕落,或者是失去了固有的地位与声望,老百姓的信仰也就失去了方向,无法认同而无所依赖,促使这种以大人物为对象的信仰方式,很快呈现严重的缺失。“文革”时代之后的1980年代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即属这种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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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仰层面,则是由于部分党员、特别是部分高级干部的腐败,甚至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事看风水、求神算命、修葺祖坟等各种迷信、巫术活动,进而导致了政治信仰难获普遍社会认同的神圣性断裂,出现了信仰成为口头禅、信仰不被认同等现象。

信仰认同与法治中国

基于传统中国的“天地君(国)亲师”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大人物,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被转成天地国亲师,而近代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政治的信仰与认同。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政府官员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信仰缺失的问题就会自然产生出来,甚至构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毋庸置疑,政治信仰源自于领导者、公权力掌握者或社会治理代表。依中国人的信仰惯习,人们对领导、官员、统治者的信从,根源于他们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际,替天行道,足可为天下典范。然而,当这些官员们的道德行径出现差错,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内涵的信仰范式也随之消失,其象征权力则同时衰落。

正因如此,解决公共权力层面的“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应该用人们熟知的“民主法治”方式,做成“楔子”植入公共权力领域,使他们牢记公民才是社会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只有这样,干部中因所谓“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缺失”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信仰要有认同,认同在于制度。既要解决信仰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信仰、信仰实践与信仰认同的制度规范问题。一个社会之神圣与崇高的信仰构成,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为此,解决国家政治层面之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治;解决宗教层面信仰私人化、功利化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基于核心价值观认同,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建构普遍而公共的认同方式;至于解决社会民间层面的信仰交往界限的融通,则是信仰对话与信仰实践方式的民主与公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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