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关注并处理好宗教问题，这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否真正实施和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宗教问题包括两大层面：一是宗教与“一带一路”的历史关系；二是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特别是其真实处境。

一、历史积淀

从“一带一路”与宗教的历史关系来看，延续约两千年之久的古代丝绸之路充满了宗教传播和交流的史实。随着古代陆地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外域宗教相继入华，而中国本土信仰亦得以外传。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双向流动，带来了不同民族之间在信仰层面的相互交往，丰富了相关地域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为中外民众在社会经济生活等多层面的相遇营造出更融洽的气氛，提供了彼此深入了解的可能。宗教使“一带一路”的历史不只是社会经济史，而是蕴意更深、涵盖更广的思想文化史。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创一般以张骞西游大月氏为标志。但有些史料和考古的发现亦令人猜测其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而这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就与宗教的流动、交往相关联。例如由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使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才始知印度之名，并“始闻浮屠之教”。为此中国把与西域相关联的古代天竺称为“西方”，故而有“西天取经”和“西方极乐世界”之说。这种中印文化交流实乃开始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探询及认识，从认识古代印度而最终认识到具有真正“西方”意义的欧洲。在这一古丝绸之路上，既有印度僧侣东来传教的足迹，也有中国人“西游”“西天”取经的身影。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印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仍。陆海两条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印宗教之间的交流，也使中国人的文明史、中外交通史等都充满宗教元素，实质上乃是一部思想交流层面的宗教史或宗教交流史。此外，中国人不仅因佛教文化而认识了印度，与此同时，也因为通过认识早期印度文化中的雅利安人文明及犍陀罗文明等而与古希腊文明相关联，此后丝绸之路更为纵深地向西方开拓，使中国人的西域观、西方观也通过逐渐认识丝绸之路沿途的“大食”“大秦”等而最终真正了解到西方，厘清其古希腊罗马的精神传承。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两种宗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其过程亦经历了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融。例如，基督教最初是以景教的身份而传入中国。景教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流传范围极广，影响到西域、中亚等地，并且在沟通中西上意义独特，起到引导作用。唐朝景教在经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后在唐会昌五年(845)受武宗毁佛灭教牵连而遭禁止，但仍然沿着丝绸之路一带而顽强存在，并且一度成为西北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为元时景教重返中原打下了基础。天主教则因沿丝绸之路来华传教而曾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早在元朝，天主教传教士就经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艰苦跋涉而来到中国，促成了中西文化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交往。而这种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的交流，在明末清初耶稣会沿丝绸之路东传中国的实践中达到高峰。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成为西方探究中国文化、掌握汉学知识的先驱，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而当时的中国文人经耶稣会的媒介也开始放眼看世界，对西方科学、哲学、宗教、语言等展开系统研究。当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的连接而获知西方文化及基督宗教时，欧洲人也因此而获得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等知识，被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风俗、传统等东方风韵所感染，一度形成了欧洲的“中国热”。丝绸之路曾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及互补，在“中国礼仪之争”之前作为中西交往的友谊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教在唐朝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称古代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当时因商业往来而使不少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留居中国，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华扎根。这些来华的商人被称为蕃客、商胡、胡贾，后来演变为长期侨寓的“住唐”，在华娶妻生子，发展出新的混血民族，并使这些民族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的基本信仰。元朝蒙古西征又将大批穆斯林带回中国，形成“回回”的发展，并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与唐朝穆斯林主要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不同，蒙古人的西进则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这使得沿途穆斯林民族东迁，带来了中国境内民族、宗教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元朝后期活跃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国以武力东扩，强力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发展，这使当地民众以往信奉佛教、摩尼教的景观发生巨变。16世纪时，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兰教，为这一区域今天的宗教信仰状况奠定了基础。此外，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从而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北非众多国家及地区的交往，也使伊斯兰教获得明显发展。明清中国伊斯兰教曾在其宗教“中国化”上取得可贵的进展，增强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

除了以上三大宗教，早期经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摩尼教等。

二、现实处境

在分析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及真实处境时，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些国家大都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其中东南亚非各国以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中亚各国则基本上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传统，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些国家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基督宗教信仰。这些国家或地区亦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一些国家乃政教合一或以某种宗教为国教，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卡塔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文莱、叙利亚、也门、伊朗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泰国、柬埔寨、不丹、斯里兰卡等以佛教为主要信仰，以色列以犹太教为国教，尼泊尔以印度教为国教等；一些国家的某一宗教乃是绝大多数人的信仰，如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缅甸的佛教、菲律宾的天主教，以及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教等。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我们则还需要面对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众多国家。

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国情及其宗教信仰传统、风俗习惯，想要深入展开“一带一路”的建设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近我们在一些周边国家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投入，也因为不了解其复杂的宗教状况而遭受损失，收获甚微。此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宗教政策、政教关系、教际关系的情况，也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因为政教冲突、不同宗教的冲突，以及教派之间的冲突，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受到明显影响；如果不深入了解其错综复杂的宗教现象而贸然投入，也可能会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要对这些国家宗教政策的实施及其带来的效果或后果加以客观、冷静的评估，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目前其状况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值得及时观察和深入研究，以便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进行科学评估，提出相应的建议。

总之，“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历史的积淀和当今的处境，既是政治经济战略的范畴，也是文化战略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其宗教情况的了解和评估。我们回顾宗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史实，正是提醒人们这些宗教在古今处境中都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今天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现状既是其历史的延续，也是当代国际形势引起的全新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时空环境，值得我们在决策之前科学分析、正确判断。而通过透彻了解“一带一路”所关涉的宗教问题，也有利于调动相关宗教的积极因素、避免其消极作用，了解其文化、影响其民心，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顺利、平和、富有成效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国宗教》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