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两种极端形式──科学主义与经学主义──和科学与宗教对话的两种基本形式──极限问题与方法论的平行，特别论述了从对立到对话的转折契机与条件，指出科学界与神学界两方面何以对话发生兴趣的历史原因及主观因素──主要是批判的实在论的影响。文章也就对话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作出肯定评价，就对话的前景及局限作出展望。

引言

许多历史故事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战争”。这一比喻使人想到两支壁垒分明、兵连祸结的军队，而忽视科学共同体与宗教共同体各自内部纷繁复杂的反响与论。同样，认为科学与宗教已从根本上实现和解，任何冲突仅仅是出于误会，这一看法也是不可信的。历史证据表明二者的关系具有多样性。伊安·巴伯(Ian Barbour)叙述了宗教与科学相互联系的四种方式：冲突、分离、对话和结合。彼得斯(Ted Peters)考察了科学与宗教相互联系的八种方式：科学主义、科学霸权主义、教权主义、科学创世论、两种语言理论、假设的和谐、伦理的重合和新时代灵性等。某一历史时期还常有几种方式并存的情形。

神学与科学的对立和对话理论不自今日始。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有时候，似乎神学与科学毫无共同语言。有时候，它们又被认为是统一的理智活动的仅在局部有区别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对话是20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的事。

自从近代形式的自然科学兴起以来，这个基本问题就是由两种考虑决定的：一方面，自然科学取得了极大成功，它们是建立在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的，可以对自然世界作出准确预见，对形形色色自然现象作出卓越而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宗教知识的地位每况愈下，这一危机影响到对奥秘和上帝的宗教经验的解释，也影响到传统被认为是神圣的启示知识的论断的真理性。

神学与科学的差异成为探讨它们的关系的出发点。神学家与科学家对这一情势的解释截然不同。有些人认为，神学活动与科学活动的显著不同完全是正常的。他们设法把两个领域看作是彼此独立的。不仅那些否认存在着宗教知识的人，而且那些比较温和地把宗教知识看作是建立在不同于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上的人，都采取这一策略。根据这一观点，只能在系统解释和揭示启示真理的宝藏(这些启示真理离开了神的启示便不可能被认识)的意义上，才可以把神学叫做“科学的”。另外一些人(既有科学家，也有神学家)对神学与科学的分离感到惋惜。他们试图把神学看作是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正像自然科学是科学一样。这些思想家相信，全部人类知识是以根本相同的方式获得和阐述，因为，人类具有理性的统一性。他们相信，“科学的神学”从方法论上同自然科学是连续的，实质上也是协调的。

科学同宗教的对立与对话首先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巨大成功造成的。科学似乎成为通向知识的唯一途径。许多人认为科学是客观的、普遍的、理性的，是建立在可靠的观察证据之上的。相反，宗教似乎是主观的、偏狭的、情绪的，是建立在彼此矛盾的传统或权威基础之上的。科学所使用的探究方法远远不同于其具体的科学发现或结论。

任何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看法都反映了某种哲学论断。我们的讨论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科学(对自然秩序的经验研究)、神学(对宗教共同体的生活和思想的批判性反思)和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对探究与知识的特点进行分析──和形而上学──对实在的最一般特点进行分析)。神学主要讨论宗教信仰，应当永远把它放在包含结构性经典、共同仪式、个人经验和伦理规范的宗教传统的广阔背景上来看。这里我们主要论述近代西方作家们关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的关系的认识论主张。

一、科学主义

宗教与科学对立的历史例证是伽利略案件，这个案件部分地是由现已不复存在的当时当地的条件造成的：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和面临新教改革威胁的罗马天主教僧侣集团的自卫反应和政治角逐。达尔文事件牵涉到彼此冲突的观点──神学家们与科学家们的反应是五花八门的──而不能用科学与宗教的“战争”这一用语来概括。“战争”的概念今日已司空见惯，这部分是由于极端的观点之间的冲突演变为戏剧性传媒报道的题目，而更精确与复杂的中介立场却被忽视了。

科学主义(scientism)同经学主义(或拘泥《圣经》字句主义，Biblieism)的神学观点处于针锋相对的两极。但二者仍有一些共同点。二者都相信，当代科学与古典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严重冲突；二者都寻求具有可靠基础(一个是逻辑和感觉材料的基础，另一个是无误的《圣经》基础)的认识；二者都声称科学与神学对同一个领域(即自然的历史)提出彼此对立的毫不含糊的命题，因而人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科学主义和经学主义都代表了对科学的误解。都没有看到科学的正当界限。科学主义从科学出发，但却以提出普泛的哲学主张而告终。经学主义者从神学出发，但却提出关于科学问题的要求。在这两个学派眼中，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科学主义与经学主义的斗争中，胜利者总是吞并失败者。在科学主义中，科学吞食宗教；在经学主义中，宗教吞食科学。如果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立领地，或者，如果它们井水不犯河水，则战争就可以避免。

科学主义或科学唯物主义(scientific materialism)，有时叫做自然主义(naturalism)，或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寻求独占鳌头的胜利。科学主义和其它的“主义”(-ism)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基于这样的论断：科学提供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全部知识。只有一个实在，这就是自然的实在；科学垄断了我们关于自然的全知识。宗教──它声称传达超自然的知识──提供的是假知识，即关于不存在的虚构事物的虚假印象。

几十年前，英国哲学家和无神论者罗素对BBC电台的听众说，“凡科学不能告诉我们的，人类便不能认识。”本世纪中期，天文学家霍依尔(Fred Hoyle)主张，现代科学已经使犹太--基督教宗教过时了。他把宗教行为解释为逃避现实(escapist)的行为，是那些试图逃避宇宙的奥秘进入虚幻的安全地带的人们的行为。

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和萨甘(Carl Sagan)断言，宇宙就是所有现存在的、曾经存在过的和将要存在的事物的总和，并声称，在大爆炸(Big Bang)中爆发的唯一性(singularity)并没有绝对的开端。为什么没有开端呢？因为如果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时间就会有边际；在时间的那一边，我们就会朦胧地看到一个像创造主上帝那样的超在的实在。但是，这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通过把宇宙描绘为在时间上是自足的(self-contained)，萨甘在霍金的《时间简史》的导言中就谈到“上帝的不在场”(the absence of God)。上帝必须不在场，因为“创造主无所事事”。在与神学的战争中，科学主义要求消灭对手。

科学霸权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是改头换面的科学主义。科学霸权主义试图夺取从前被神学所占据的领域，并据为己有，而不是消灭对手。科学主义是无神主义，而科学霸权主义则不然，它肯定某种神圣事物的存在，但却认定，关于神圣事物的知识来自科学研究，而不是宗教启示。戴维斯(Paul Davis)这样写道：“科学事实上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从前的宗教问题可以被新的物理学严肃地加以解决。”物理学家梯普勒(Frank Tipler)声称，同大爆炸理论和热力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量子理论，可以对未来死者的复活提供比基督教更好的解释，它宣布神学应该成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科学主义是法国启蒙运动、休谟的经验主义和19世纪进入论的自然主义的理智后裔。他们从先辈继承了两个信念：一、科学方法是通向知识的唯一可靠途径；二、物质(或物质与能量)是宇宙中基本的实在。第一个论断是关于探究和认识的特征的认识论论断。第二个论断是关于实在的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论断。这两个论断被下述论断联结在一起：只有科学所讨论的实体和原因才是真实的；只有科学才能逐渐揭示真实世界的本质。

此外，形形色色的科学主义还表达了还原论：方法论的还原论是一种有用的研究策略，其中，复杂整体的行为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组成部分加以分析来认识。认识论的还原论主张，所有科学规律和理论在原则上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化学定律。任何分析层次上的理论和规律都来自较低层次上的理论或规律。形而上学的还原论声称，任何一个系统的要素都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实在。实体仅仅是由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最简单要素构成的。科学主义者相信，一切现象最终都可以根据物质构成要素的活动来解释，它们是世界上唯一的有效原因。对任何一个体系的各个部分的分析在科学中都是极其有用的。但人们也看到，对一个较大整体中较高级的有机层面的研究，同样是有价值的。因此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有时避开还原论，坚持认为在有机体的较高层次上会出现独特的现象。但它仍赞成下述信念：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认识形式。

“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认识形式”是指，科学从可重复的公开资料出发；理论及其应用要根据实验观察来制定和检验；其它的标准如连贯性、全面性和有效性，也影响到对理论的选择。根据这种观点，宗教信仰是不可取的，因为宗教缺乏这种公认的材料，缺乏这种实验验证和评价标准。唯有科学才是客观的、开放的、普遍的、累积的和进步的。相反，宗教传统据说是主观的、封闭的、局部的、非批判的和抵制变革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质疑这种对于科学的理想化描述。但许多科学家却安之若素，认为它推翻了宗教信仰的可靠性。

在哲学家当中，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断言，科学话语为所有有意义的语言提供了规范。除了抽象的逻辑关系外，唯一有意义的陈述是可以由经验材料加以证实的经验命题。伦理命题、形而上学命题和宗教命题，据说既不真，亦不假，而是无意义的伪命题。它表达的是情绪或爱好，缺乏认识论意义。人类语言和经验的完整领域从严肃的讨论中被清除出去，因为它们不能接受由科学所提供的证实。但是批评家们回答说，感觉材料并没有为科学提供毋庸置疑的出发点，因为它们已经通过概念加以组织，并渗透了理论。观察和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实证主义者看到的还要复杂。此外，实证主义者虽然清除了形而上学问题，但却常常采纳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自从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以来，语言分析学家主张，科学不能作为所有有意义的言说的标准，因为语言有不同的用途(语言游戏论)。

萨甘的许多电视系列节目和《宇宙》一书生动地描述了现代天文学的发现，然而，他不时插入自己的哲学评论，如“宇宙是所有现存在的、存在过的或将要存在的东西的总和。”他说，宇宙是永恒的，或者，它的起源是不可以认识的。萨甘在许多地方攻击基督教的上帝观念，认为神秘的与权威主义的主张危害科学方法的终极性，而这种终极性是普遍适用的。大写的自然取代上帝，成为尊敬的对象。他对宇宙的优雅浩渺和相互联系表示极大的敬畏。当他端坐在那向我们揭示宇宙奥妙的仪表面前时，他是一个新型的高级牧师，不仅揭示奥秘，而且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用伊安·巴伯的话来说，我们确实钦佩萨甘的巨大的伦理情感以及他对核战争的幸存者与环境保护的深切关心。但是，我们可能会怀疑他对科学方法的毫无节制的信任，因为他说他可以依靠科学方法来创造一个和平与正义的时代。

分子生物学成功地解释了许多基本的遗传机制和生物活动，这常常被认为是对还原论方法的辩护。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DNA结构的共同发现者之一)说，“生物学的现代发展的最终目的事实上就是根据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所有生物学。”在生物学世界中，存在不同等级的有机体。这将使我们承认，在所有生命现象中，DNA是重要的，分子结构是起重要作用的。但它同时也允许我们承认高级活动的独特性及其对分子结构的影响。

雅各·莫诺德(Jacques Monod)在《或然性与必然性》中对分子生物学作了清楚的解释，并为科学主义辩护。他声称，生物学证明，在自然中没有目的。“人类终于认识到，他在宇宙的没有意识的无尽空间是孤独的，他只是偶然地从中产生出来。”“只有或然性才是生物圈中一切新异性的源泉，是一切造化的源泉。”或然性是盲目的、绝对的，因为散乱的变化同有机体的需要毫无关系。个体变异的原因完全独立于自然选择的环境力量之外。莫诺德坚持彻底的还原论：“万物都可以被还原为简单的、明显的机械力的相互作用。细胞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意识是最终可以用生物化学加以解释的副现象。莫诺德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他很少谈到语言、思想和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价值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只有人类才是价值的创造者。以往几乎所有的关于“价值是以实在的性质为基础的”哲学论断都被科学所颠覆。但是，莫诺德要求我们作出自由的公理性选择：知识本身将是我们的最高价值。他赞成“知识伦理学”，但他没有证明，离开科学的支持，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莫诺德的还原论在解释动物和人类的有目的的行为和意识时显得无能为力。另外一些解释表明，或然性和规律的相互作用比莫诺德描述的更复杂，并非同某种形式的有神论不可调和。生物化学家和神学家亚瑟·皮考克(Arthur Peacocke)认为或然性对受造物秩序中的内在潜能的开发有着积极的作用，这同神圣目的的观念是一致的(尽管同准确的前预定论计划不一致)。然而，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莫诺德试图仅仅依赖科学方法(及其对伦理格言的武断选择)。他说，科学证明，宇宙中没有目的。更确切地说，科学并不讨论神圣的目的。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中，神圣目的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

最后，社会生物学家威尔森(Edward. O. Wilson)也为科学主义辩护。他的著作追溯了昆虫、动物和人类社会行为的遗传的和进化论的起源。他问，如果社会昆虫诸如蚂蚁的繁殖能力被牺牲掉，那么自我牺牲的行为如何能在诸如蚂蚁一类的社会昆虫中产生和延续下去呢？威尔森表明，这类利他主义行为有利于具有相同基因(如在蚂蚁的殖民地)的近亲的生存；选择的压力将会鼓励这类自我献身。他相信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还原为其生物学的起源和目前的基因结构。“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是可以被包含在现代综合体系中的生物学的最后分支。”心灵可以被解释为“大脑神经机械装置的副现象”。

威尔森认为，宗教实践是人类早期历史中有利于生存的机械，因为它们有助于集体凝聚力。但他说，只要把宗教解释为进化的产物，宗教的力量就会永久性地消失，它将被科学唯物主义取代。他认为道德是编码在基因中的深层冲动的产物。道德的唯一可证明的功能是使基因保持完整。

威尔森的著作受到各个方面的批评。例如，人类学家回答说，大多数人类血缘系统不是按照遗传相似性的协同因素组织起来的；威尔森甚至没有考虑对人类行为作出文化解释。威尔森描述了生物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提出了人类行为得以在其中发生的某些制约因素，但却把它夸大为无所不包的解释，而没有为人类生活和经验的其它方面的因果效应留下余地。

哲学家但以理·丹内特(Daniel Denett)从概率论、认知科学和计算机模拟出发捍卫了坚定的新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认为进化是无思想、无目的的过程的产物。他坚决拒绝形形色色的设计论,包括达尔文提出的关于全部进化过程及其规律都是设计的产物的观点。丹内特声称，他不是直接求助于较低层次规律来解释较高层次的现象的还原论者，而是一个好的还原论者──承认有许多层次，在每个层次上都会出现新的解释原理，并试图把不同层次彼此联结起来。但他坚持，统一的意识的观念是一个幻觉。他试图对所有精神事件作出物理解释。“根据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在原则上!)运用解释放射性、光合作用、繁殖、营养和生长的物理规律和原始材料来解释任何精神现象。”其他的科学主义者包括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物理学家斯蒂芬·文伯格(Steven Wienberg)。

这些作者并没有区分科学的与哲学的问题。科学家们在他们的通俗著作中往往乞灵于科学的权威来解释那些不属于科学的本身一部分的观念。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刊物上的文章并不讨论唯物主义、有神论及其它为科学提供哲学解释的世界观──这些相互替代的信仰体系声称自己包罗了全部实在。

在他们的认识论中，这些作者认为，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源泉──批评家们常常称此为“科学主义”。如果科学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知性形式，则根据天文学的起源、进化的历史、生物化学机械论和其它科学理论所作出的解释将排除所有其它形式的解释。巴伯说：科学依赖于非人格的概念，对个人生活的最独特的特征不加探究。此外，上帝的概念并非意味着是为了解释世界中的现象而制定的与科学假说相抗衡的假说。相信上帝，主要是对在历史传统所形成的共同体之中的独特的宗教经验作出回应的生活方式的承诺。它不是要取代科学探索。宗教信仰提供了更广大的意义框架，其中，具体事件可以得到处境化。用一句不准确的话来说：宗教追问为什么(why)，科学追问怎么样(how)。

在他们的形而上学中，这些作者把科学概念扩展到他们的科学应用范围之外，以支持无所不包的唯物主义哲学。伽利略和笛卡儿曾区分第一性的质(如物质和运动，它们独立于观察者之外)和第二性的质(如颜色与声音，它们被认为纯粹是主观的)。把真实的世界同可量度的属性(它们通过精确的数学联系相互关联)等同起来，始自物理科学，并直到今天，仍影响着其它领域的科学家。但是，物质的属性是从真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它忽视了事件的特殊性和人类经验中不可量化的方面。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物质才是真实的，或者，精神、目的和人类之爱，仅仅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产物。巴伯说，有神论并非从根本上同科学相冲突，但它确实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相冲突。

所有这些作者似乎都认为只有一种可接受的解释。具体科学概念被加以夸大，扩大到其科学应用范围以外。它们被夸大为包罗万象的自然主义哲学。科学概念和理论被认为提供了关于实在的详尽无遗的描述。科学的抽象性和选择性的特点被遗忘了。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称此为“错位的具体性之谬”(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rcreteness)。它也可以被描绘成“从方法产生的形而上学”。但由于科学主义是从科学观念出发的，故而在一个尊重科学的时代，它具有极大影响力。

二、经学主义

经学主义论，《圣经》每字每句都出于上帝的启示；确信字面意义就是不可辩驳的信道；认定《圣经》言语精确中肯，不需诠释；极端服从《圣经》的直接解释，排除任何哲学与教义史研究。

关于《圣经》及其同科学的关系，基督教思想史上曾有过形形色色的观点。奥古斯丁主张，当持之有故的科学知识和对《圣经》的字面解释发生冲突时，后者应当以比喻的方式加以解释，例如对《创世记》第一章就应当如此。《圣经》同天空的形状与形式无关。《圣经》并不向人们灌输与拯救无关的事。中世纪著作家承认在《圣经》中有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和不同层次的真理。他们对许多有争议的段落作出比喻的解释。路德、加尔文和英国国教会继承了这一传统，尽管后来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更拘泥于字面意义。

天主教会的领袖们对《圣经》的刻板解释在对伽利略的谴责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别的因素如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和教会的权威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伽利略本人认为上帝藉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启示出来，这两部书彼此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来自上帝。他坚持《圣经》的作者们只对那些同我们的拯救有关的事物感兴趣。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使自己适应于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和当时的言说方式。但是伽利略的理论确实和对《圣经》经文的字面解释相冲突，并且对教会在托马斯主义综合体系中接受的亚里士多德体系表示质疑。在《对话》发表350周年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自那时以来对适用于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方法出现了越来越准确的评价。”他说，“教会是由有限的和同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文化密切联系的个人组成的……只有通过谦卑地和不懈的研究，教会才懂得把信仰的实质同某一特定时代的科学系统分开，特别是当由于文化的影响对《圣经》的阅读同强制性的宇宙学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如此。”1984年，梵蒂冈承认“教会官员对伽利略的定罪是错误的。”

在达尔文时代，进化论主要被看作是对自然的设计的挑战和对人类尊严的挑战──它认为人与动物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但也有人认为是这对《圣经》的挑战。有些人捍卫《圣经》无谬误说，完全拒绝进化论。然而绝大多数传统主义神学家勉强地承认了进化观念──当然有时也认为人类是例外，因为灵魂不是科学可以过问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已经承认了对《圣经》经文的历史分析(高级批评)，它考察了历史背景和文化主张对《圣经》著作的影响。他们认为进化论同他们关于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因而，他们把进化说成是上帝进行创造的方式。

20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和大多数主流新教教派主张《圣经》是人类为在先知的生活及基督的生活与位格中出现的原始启示所作的见证。许多传统主义者和福音派坚持基督的中心地位，而不再坚持《圣经》字面解释的无谬误性。但较小的基要派团体和美国的某些主要教派的多数人如南浸礼会，仍坚持《圣经》彻头彻尾没有错误。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基要主义在人数和政治权力方面的增长。对“新右派”(the New Right)和“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大多数成员来说，《圣经》不仅为急剧变革时代提供了确定性，而且为在道德解体时代(道德解体指性放纵、吸毒、犯罪率增加等)捍卫传统价值观提供了根据。

在1925年斯科普斯(Scopes)诉讼案件中，有人主张，学校应当禁止讲授进化论学说，因为它违背《圣经》。更近一些时候，新的论点叫做“科学创世论”(scientific creationism)或“创世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它主张，有科学证据表明，世界是在过去几千年中被创造出来的。美国阿肯色州在1981年通过法律，要求在中学生物教科书中创世学说像进化论一样受到重视。这一法律判定：创世论应当完全被描述成科学理论，而无须提到上帝或《圣经》。

科学创世论或创世论科学的鼻祖是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基要主义乞灵于《圣经》的权威，正如罗马天主教乞灵于教会权威一样。然而基要主义和权威主义同当代创世论科学还有明显的不同。今天的创世论科学家是在科学的范围内而不是在《圣经》权威范围内论述他的观点。他们认为《圣经》真理学科学真理属于同一个领域。当科学论断和宗教论断发生冲突的时候，在科学理论中也存在着冲突。创世论者断言，《创世记》一书本身就是向我们叙述世界是如何以物理的方式被创造的一种理论：上帝在初始的创造的一刹那，就把形形色色的物种和有机体固定下来。它们并没有什么进化。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事实证明了《圣经》的真理。

至于说到神学承诺，科学创世论者认定，一、世界是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的；二、变异和自然选择不足以解释进化的过程；三、现存物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物种不可能从另一个物种进化而来；四、猿人和人类没有共同的祖先；五、大灾变可以解释某些地质构造，例如用洪水可以解释为什么海洋化石会出现在山巅；六、地球是在大约六千年前到一万年前晚近的时候形成的。

卓越的科学家们试图挫败创世论者。哈佛的古生物学家戈尔德(Stephen Jay Gould)说，科学创世论这一术语是没有意义的、自相矛盾的。创世论中的许多人本身是从业的科学家，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科学营垒中的战士。

1982年，美国地方法院推翻了阿肯色州法律，主要是因为它偏袒某一具体的宗教观点，违反了教会与国家相分离的宪法。尽管法案本身没有公开提到《圣经》，但它引用了《创世记》中不少术语和观念。创世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的著作清楚地阐明了其宗教目的。许多反对这一法案的证人是反对其神学论断的神学家和教会领袖。

法庭还规定，创世论科学不是合法的科学。它的结论是，应当由科学共同体而不是由司法机关或法庭来决定科学理论的地位。创世论科学的拥护者们甚至没有向科学杂志提交论文，更不用说发表论文。在审判中，科学证据表明，漫长的进化史在几乎所有科学的领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大多数生物学分支)中都是重要的。它们同样也回答了创世论者引证的蓄意造成的科学“证据”。关于地质学证据表明，有一场普世洪水和关于缺乏物种之间过渡形式的化石的论断，被证明是不可信的。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路易斯安娜州的创世论法律。它说，这一法律限制了学术自由，支持了特殊的宗教观点。

创世论科学既危害宗教自由，也危害科学自由。不难理解，在一个道德混乱和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对确定性的寻求鼓励了经学主义。但是，当绝对主义立场导致不宽容，并试图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把某一特殊宗教观强加于人时，人们必须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奋起反对。与此相似的急剧文化变迁的力量造成了在伊朗等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正统思想的推行。

当意识形态立场的拥护者们试图运用国家权力改造科学时(不管是纳粹德国、斯大林主义的俄国、霍梅尼的伊朗，还是美国的创世论者)，科学便面临危险。确实，科学主义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假定和形而上学前提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发展的方向)。科学共同体从来不是彻底自治的，也从来没有同其社会背景分离开来。然而，它应当免遭那操纵科学结论的政治压力的压迫。科学教师在自己的教学中应当自由地从这个更大科学共同体中吸取知识。

当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推动无神主义哲学(似乎它们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时，创世论者如进化论的批评者约翰逊(Philip Johnson)便提出有力的反驳。伊安·巴伯认为，双方的错误在于认定，进化论从根本上说是无神论的，从而把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虚假的二难推论永久化了。全部的论战反映了支离破碎和专业化的高等教育的缺陷。对科学家的培养，几乎没有面向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也很少反映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以及同伦理学和宗教思想的关系。另一方面，教士对科学也一无所知，对在大厅广众场合讨论有争议的话题迟疑不决。这就是科学主义与经学主义两个极端。结果它们被另外一种态度取而代之，此即对话论。

三、从对立走向对话──批判的实在论

有三种常见的对科学的误解：一、科学不从任何前提出发；二、科学研究建立在牢固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之上；三、科学发现是不刊之论，并最终可以解释全部人类经验领域。换言之，对于世界的隐藏的解释机制，可以由站在世界以外客观地对世界作出理论解释的科学家通过观察来发现。这些误解之所以是错误的，并非因为它们根本上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们仅仅部分地是正确的。当代大多数人认为，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成为我们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些态度和方法是无所不包的，是完全可靠的，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充分的基础。

不少科学家也赞成这一结论，他们把这一结论吸收到科学事业本身中。然而仔细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这一结论事实上是处于科学自身的范围以外的，根本不是科学本身所包含的必需的。它们只是构成了某种对科学进行思考的方式，即被叫做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主义把所有不能对真实的和具体的事物作出预见与控制的知识形式贬低为纯粹是主观的。吉尔凯(Langdon Gilkey)总结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两个主要假定：一、科学代表了进入实在的唯一的论识途径；二、科学的自然知识一览无余地对实在本身作出规定。所以,凡不能被科学认识的根本就不存在。布洛诺斯基(Jacob bronowski)的《人的上升》(Ascent of Man)的故事，是科学必胜主义(triumphalism)的一个典型。萨甘坦率地说：“科学所认识的宇宙是所有现存在的、曾存在的和将存在的事物。”

这一意识形态的自负意味着什么呢？它否认可知的宇宙具有任何主观性(即以任何方式同人类的情感和个人经验相联系的性质，或人类精神与之具有血缘关系的性质)。这样，所有从人格的到非人格的自上而下的因果联系都被清除了。所有的事物都按照基本的物理过程加以解释。由于人类在自然世界中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在自然中就不存在目的、价值、理想和自由的作用。因此，物理学家费恩伯格(Gerald Finberg)把生命说成是“物质的疾病”(a disease of matter)。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说：“我们无法把科学方法运用于那些被认为是反复无常地变更的题材……假定人类不是自由的，这对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所有的人类活动之所以缺乏任何意义，只是因为它是人类的，则科学的发现就由于是人类的活动之一而必然是没有意义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文伯格得出结论说，“宇宙越是显得可以认识，它就越没有意义……认识宇宙的努力是罕见的事物之一：它使人类的生命高于闹剧，并赋予它们悲剧的某些优美。”科学把自己说成是对实在所作的真正的和彻底的描绘，这一霸权主义倾向在科学主义中得到表现。

最近，科学史家们开始怀疑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否真的有利于科学事业。科学真的价值中立的吗？科学家们真的不过是专注于不受个人信念和主观影响的客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