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是不同政治之间的相互对话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适应，是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多元共存，谋求社会之共同发展和进步。我们倡导文化的共融，避免文明的冲突，共同促进人类社会朝向平等、和谐、进步的方向发展。

当代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所谓“信息社会”，“全球化”的趋势使信息互通、知识共享、资源共有、世界共存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而正成为不可否认、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这种形势下，地球在“变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拉近，民族、国家、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亦越来越密切。这些现象和事实在“地球村”这一时髦表述上得到了典型体现。各族各民都乃“地球村”的“村民”，已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之中，人们面对面、紧紧相贴，必须正视对方的存在。德文中的“紧张”、“害怕”、“恐惧”、“忧虑”、“不安”（ANGST）一词正是源自“狭窄”、“紧贴”、“紧密”、“密接”（ENG）之词根。人与人过于接近、挤在一块而无法保持距离，其结果自然会产生紧张之感、有着不安心情。局部战争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政治家个人隐私的披露成为各国媒体的热门话题，部分地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成为席卷世界的“流感”……这一切都是世界“紧密”相存导致当代“恐惧”的生动写照。但时光不能倒流，世界已不可能回到以往的空旷和隔膜。“地球村”的存在是其“村民”之共在，而这种共在的维系和保持则需要其“村民”的智慧。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我们已看到人类文化在其物质层面和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接近和共融，经济合作、社会交流已达成了不少共识，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精神层面上，人们却仍在突出或强调其区别和不同。因其不解或误解，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之间总存有各种各样的裂缝和相互防范及戒心，从而加强了当代社会的张势，影响到人类的理想共存。为了世纪之交的和平过渡，为了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了当代世界的和谐共存，这种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结合和精神对话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对话即人类共在和统一的前提，即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人们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智慧。

“冷战”时代结束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未来世界将从以往的政治军事冲突和对抗转向文明的冲突和对抗，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宗教的冲突和对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社会理论界和文化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给宗教的认识和理解亦带来了巨大冲击。其结果，海内外学者就人类文明的本质究竟是冲突还是和解、是对抗还是对话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在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尤其是“宗教冲突论”的回应中，我们发现许多宗教界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对这种“冲突”之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例如，德国天主教哲学家毕塞尔（EUGENBISER）就提出了基督宗教应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亚伯拉罕传统宗教”积极对话的观点，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亨廷顿眼中正是与基督宗教展开竞争和对抗的主要对手。在毕塞尔看来，若要寻找基督宗教的本真及其意义之源，那么展开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对话及比较就显得很有必要。任何宗教都不离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发展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的广泛意义而言，人类文化并不承认某种排他性的“惟一宗教”之存在。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于当代社会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所谓“板块理论”，其文明“板块”碰撞之说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在阿拉伯世界均引起强烈反响。但在批评亨廷顿的同时，不少批评家自己也陷入了这种“板块论”的怪圈而难以自拔。由此可见，人类相互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并非易事，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普世关联和融洽共在仍极为困难。虽然“全球化”的浪潮对这种文明“板块论”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压力，但“板块”观念根深蒂固，且仍保持着其潜在影响。这就提醒了人们，人类文明的共建必须正视其“板块”现实，而这种共建的实现则有待于对其“板块”存在的关键性突破。

反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文明的冲突和融合尤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共存。因此，“冷战”的结束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将进入“文明冲突”的时代。从历史上来看，所谓“冲突”更多地展示在政治、经济和种族等层面，而且这种“冲突”绝非人类文明最根本的本质或最典型的特征。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精神遗产中亦已包含着化解这种冲突的有利因素。如果仅仅强调文明冲突统治着世界政治，那么这种思想势必将人类发展引向歧途。

就当前总体形势而言，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主流乃是朝着不同政治之间的相互对话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适应。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保持和发展这种有利的态势，因为不同文明的共融和共在本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正常状态，达到这种多元共存亦是各国人民求得共同进步和发展的共识。冲突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会使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并导致人类文明发展受阻。若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应是通过相互交流、理解、补充和完善来达到不同文化的共融，并建立起一种具有普世意义、多元契合的新文化。所以，与文明冲突论鼓吹的相反，我们必须倡导文化的共融，避免文明的冲突，以使人类社会朝向平等、和谐、进步而顺利发展。

对话旨在理解，理解旨在共存。例如，国际社会的实际结合或合作，目的就在于调解种族冲突、消除民族矛盾、支持多边合作、增进相互了解、求得和平共处。这种意向在寻求宗教对话、共创“世界伦理”上亦得到典型体现。正是在这种潮流中，瑞士天主教学者孔汉思（HANSKüNG）的下述警句才得到了普遍反响和国际公认：“没有世界伦理就没有共同存活。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孔汉思：《世界伦理构想》，第13页，慕尼黑皮珀尔出版社，1990。这些警句体现出一种对话精神和相互理解精神。同理：没有对话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共在，没有共在就没有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在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对话而不是独白，我们需要协商而不是对抗。为了这种世界伦理和时代精神，我们必须求同存异，争取全人类的和谐共在。

宗教对话的意义被孔汉思提到了实现宗教和平、确保世界和平的高度。在基督宗教传统中，这种现代对话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基督新教率先倡导的普世教会运动，以及各教派的积极回应和参与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天主教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的全新发展上。毕塞尔在总结“梵二”会议的意义时曾论述了由此而带来的基督宗教信仰意识之三个层面的重构：“从服从性信仰重构为理解性信仰，从表白性信仰重构为体验性信仰，以及从功效性信仰重构为负责性信仰。”毕塞尔：《跨越第三个千年的门槛》，第13页，汉堡天主教科学院，1996。随着这一重构和转变，对话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就清楚可见。而且，这一对话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对话或基督宗教与其他信仰及宗教的普世关系，亦是旨在与非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对话。大公会议的教父们“想给教会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即对话精神。每个人都知道，‘对话’乃是梵二会议本来的暗语。但我认为，这一原则的意义长期以来尚未得以充分领会。因为对话并不仅仅意味着教皇与主教之间、主教与神父之间、神父与其教区及管理人员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对话同样意味着基督宗教信仰尤其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的一种新关系，”“不过，大公会议显然还迈出了更远的一步；它设立了一个无信仰者秘书处，从而表示对话也必须包括与无信仰者的对话”。《反对听天由命——与毕塞尔教授谈话》，见毕塞尔前引书，第30页。这样，当代天主教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对话性信仰理解，从而亦有了对其信仰的一种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