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耶？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秽，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注解：不知别人感觉如何，我读《道德经》的时候常有一种疑惑，为什么政治话题这么多？是由于老子要做帝王师，所以《道德经》就写成了“君人南面之术”？还是由于政治问题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最大问题，做工种地我们都能干得很好，就是政治弄不好，所以久病成医，我们这个民族的精英都成了政治的业余医生？想不明白。

根据老子的观察，一种政治常见病的病根，是不明白政治意志的彰显程度与民众的幸福指数，呈现为反变关系，即政治彰显的程度越低，民众的幸福指数就越高；反之，政治彰显的程度越高，民众的幸福指数就越低。这种反变关系就像祸与福，是相互潜伏的，当政治表现得很张扬，表现得无处不在、无幽不烛的时候，社会好像应该很清明，很祥和，很有活力，可事实恰恰相反，民众就很蜷缩，蔫蔫的，而且按照政治的要求去衡量，民众浑身都是缺点。

政治与民众的幸福指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反变关系呢？我们没搞过政治，讲起来会隔靴搔痒，所以请来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现身说法，或许会将病因说得更清楚。

据《贞观政要》卷一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问隋朝的过来人萧瑀：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寻常的早朝议事，都会弄到太阳偏西才结束。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以礼遇接见，座谈政事。对于执夜勤的卫士，还派人送餐饮。他的天性虽称不上仁爱通明，但也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而唐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小事上追求明察秋毫而大事上心底暗昧。正因为心底暗昧，所以在大格局上不通透，缺乏明确的判断力，遇事狐疑就多。又由于是欺负北周的孤儿寡妇取得政权，总担心群臣内怀不服，所以不肯信任政府各部门，所有事都由自己决断，虽然弄得劳神苦形，却未必都合乎情理。臣僚们了解他的这个用心，又不敢直说，所以自宰相以下，都只是顺着他的心思罢了。我的想法与隋文帝不同，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头万绪，必须变通才能够应对，所以具体事务都委托各部门商量，由宰相统筹，形成了稳当合适的办法，才报上来批准执行。怎么可以一日万机，都由一个人的思考去独断呢？就算一天决断十件事，也会有五件事不尽恰当，这样日积月累，处理不当的事太多了，如何能不灭亡？于是，唐太宗诏令政府各部门，以后有政令颁发下去，各部门都要衡量清楚了，如果有不稳当不合适的地方，必须汇报，不能由于是圣旨就一味地顺从。

隋文帝“其政察察”，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执政的态度很认真，又表现得似乎什么都懂，明察秋毫，日理万机。但由于独断，所以不仅“其民缺缺”，连政府百官也都“缺缺”了。唐太宗像是个甩手掌柜，“其政闷闷”，但能够安排好决策、执行、检验的行政机制，放手发挥政府各部门的作用，以群策群力代替个人独裁，所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政绩。

透过唐太宗的现身说法来理解《道德经》，则政治与民众幸福指数的反变关系，其实是集权独裁与民众幸福指数的反变关系。执政者越是集权独裁，民众的幸福指数就越低，如果执政者“察察”，集权独裁的能力很强，那么民众就近乎倒霉了，要遭祸害了。这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道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也一直潜伏着，“民之迷，其日固久”。所以老子告诫执政者，可以追求至方极圆的完美，但不能是从社会中割削出来的；可以要求清廉，但不能看什么都觉得污秽；可以坚持自己认为的正直道路，但不要因此就肆无忌惮；可以展现自己的光辉，但不能弄得很炫耀刺眼。

“其政”做到这四个“而不”，社会必然就和谐而有序了，政治是开明的，民众是舒展的。怎样做到这四个“而不”呢？学习唐太宗的经验，汲取隋文帝的教训，以共治的开放胸襟和执政机制，克服因不自信而狐疑的心态，摆脱因狐疑而独裁的狭隘，大概就差不多了。继而发挥反变关系的作用，既然自信“其政”是正确的，那就不妨低调一点，“闷闷”一点，让民众“淳淳”起来，宁愿做小的政治就会成为社会壮大的幸福之源。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