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1)：“君为政焉勿卤莽(2)，治民焉勿灭裂(3)。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4)，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5)，深其耕而熟耰之(6)，其禾蘩以滋(7)，予终年厌飧(8)。”

庄子闻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谓，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9)。故卤莽其性者，欲恶之孽(10)，为性萑苇蒹葭(11)，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12)，并溃漏发(13)，不择所出，漂疽疥痈(14)，内热溲膏是也(15)。”

【译文】

长梧地方守护封疆的人对子牢说：“你处理政事不要太粗疏，治理百姓不要太草率。从前我种庄稼，耕地粗疏马虎，而庄稼收获时也就用粗疏马虎的态度来报复我；锄草也轻率马虎，而庄稼收获时也用轻率马虎的态度来报复我。我来年改变了原有的方式，深深地耕地细细地平整，禾苗繁茂果实累累，我一年到头不愁食品不足。”

庄子听了后说：“如今人们治理自己的身形，调理自己的心思，许多都像这守护封疆的人所说的情况，逃避自然，背离天性，泯灭真情，丧失精神，这都因为粗疏卤莽所致。所以对待本性和真情粗疏卤莽的人，欲念与邪恶的祸根，就像萑苇、蒹葭蔽遮禾黍那样危害人的本性，开始时似乎还可以用来扶助人的形体，逐渐地就拔除了自己的本性，就像遍体毒疮一齐溃发，不知选择什么地方泄出，毒疮流浓，内热遗精就是这样。”

【原文】

柏矩学于老聃(1)，曰：“请之天下游(2)。”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又请之，老聃曰：“汝将何始？”曰：“始于齐。”

至齐，见辜人焉(3)，推而强之(4)，解朝服而幕之(5)，号天而哭之曰(6)：“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7)，子独先离之(8)，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

“古之君人者(9)，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已；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10)；故一形有失其形者(11)，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12)，大为难而罪不敢(13)，重为任而罚不胜(14)，远其塗而诛不至(15)。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译文】

柏矩就学于老聃，说：“请求老师同意我到天下去游历。”老聃说：“算了，天下就像这里一样。”柏矩再次请求，老聃说：“你打算先去哪里？”柏矩说：“先从齐国开始。”柏矩到了齐国，见到一个处以死刑而抛尸示众的人，推推尸体把他摆正，再解下朝服覆盖在尸体上，仰天号陶大哭地诉说：“你呀你呀！天下出现如此大的灾祸，偏偏你先碰上了。人们常说不要做强盗，不要杀人！世间一旦有了荣辱的区别，然后各种弊端就显示出来；财货日渐聚积，然后各种争斗也就表露出来。如今树立人们所厌恶的弊端，聚积人们所争夺的财物，贫穷困厄的人疲于奔命便没有休止之时，想要不出现这样的遭遇，怎么可能呢？

“古时候统治百姓的人，把社会清平归于百姓，把管理不善归于自己；把正确的做法归于百姓，把各种过错归于自己；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其身形受到损害，便私下总是责备自己。如今却不是这样。隐匿事物的真情却责备人们不能了解，扩大办事的困难却归罪于不敢克服困难，加重承受的负担却处罚别人不能胜任，把路途安排得十分遥远却谴责人们不能达到。人民耗尽了智慧和力量，就用虚假来继续应付，天天出现那么多虚假的事情，百姓怎么会不弄虚作假！力量不够便作假，智巧不足就欺诈，财力不济便行盗。盗窃的行径，对谁加以责备才合理呢？”

【原文】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1)，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2)，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3)。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4)，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5)，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所谓然与，然乎？

【译文】

蘧伯玉活了六十岁而六十年来随年变化与日俱新，何尝不是年初时认为是对的而年终时又转过来认为是错的，不知道现今所认为是对的又不是五十九岁时认为是错的。万物有其产生却看不见它的本根，有其出现却寻不见它的门径。人人都尊崇自己的才智所了解的知识，却不懂得凭借自己才智所不知道而后知道的知识，这能不算是最大的疑惑吗？算了吧算了吧！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对吗，真正的对吗？

【原文】

仲尼问于太史大弢、伯常骞、狶韦曰(1)：“夫卫灵公饮酒湛乐(2)，不听国家之政(3)，田猎毕弋(4)，不应诸侯之际(5)；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6)。”伯常骞曰：“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7)。史䲡奉御而进所(8)，搏币而扶翼(9)。其慢若彼之甚也(10)，见贤人若此其肃也，是其所以为灵公也。”狶韦曰：“夫灵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槨焉(11)，洗而视之，有铭焉(12)，曰：‘不冯其子(13)，灵公夺而里之(14)。’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识之(15)！”

【译文】

孔子向太史大弢、伯常骞、狶韦请教：“卫灵公饮酒作乐荒淫无度，不愿处理国家政务；经常出外张网打猎射杀飞鸟，又不参与诸侯间的交往与盟会；他死之后为什么还追谥为灵公呢？”大弢说：“这样的谥号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德行。”伯常骞说：“那时候卫灵公有三个妻子，他们在一个盆池里洗澡。卫国的贤臣史䲡奉召进到卫灵公的寓所，只得急忙接过衣裳来相互帮助遮掩。他对待大臣是多么的傲慢，而他对贤人又是如此的肃敬，这就是他死后追谥为灵公的原因。”狶韦则说：“当年卫灵公死了，占卜问葬说是葬在原墓地不吉利，而葬在沙丘上就能吉利。于是挖掘沙丘数丈，发现有一石制外棺，洗去泥土一看，上面还刻有一段文字，说：‘不靠子孙，灵公将得此为冢。’灵公被叫做‘灵’看来已经很久很久了，大弢和伯常骞怎么能够知道！”

【原文】

少知问于大公调曰(1)：“何谓丘里之言(2)？”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3)，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4)，大人合并而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执(5)；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6)。四时殊气(7)，天不赐(8)，故岁成(9)；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大人不赐(10)，故德备；万物殊理(11)，道不私，故无名(12)。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祸福淳淳(13)，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14)；自殉殊面(15)，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泽，百材皆度(16)；观于大山，木石同坛(17)。此之谓丘里之言。”

少知曰：“然则谓之道，足乎？”大公调曰：“不然。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18)，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19)。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20)。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已有之矣(21)，乃将得比哉！则若以斯辩(22)，譬犹狗马，其不及远矣。”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蓋相治(23)，四时相代相生相杀(24)，欲恶去就于是桥起(25)，雌雄片合于是庸有(26)。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27)，聚散以成(28)。此名实之可纪(29)，精微之可志也(30)。随序之相理(31)，桥运之相使(32)，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33)。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34)，不原其所起(35)，此议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为(36)，接子之或使(37)，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大公调曰：“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38)。斯则析之(39)，精至于无伦(40)，大至于不可围，或之始，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41)。或始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42)；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43)，已死不可徂(44)。死生非远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45)。吾观之本(46)，其往无穷；吾求之末(47)，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48)，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49)，夫胡为于大方(50)？言而足(51)，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52)，言默不足以载(53)；非言非默，议有所极(54)。”

【译文】

少知向大公调求教：“什么叫做‘丘里’之言？”大公调说：“所谓‘丘里’，就是聚合头十个姓，上百个人而形成共同的风气与习俗；组合各各不同的个体就形成混同的整体，离散混同的整体又成为各各不同的个体。如今指称马的上百个部位都不能获得马的整体，而马就拴缚在眼前，只有确立了马的每一个部位并组合成一整体才能称之为马。所以说山丘积聚卑小的土石才成就其高，江河汇聚细小的流水才成就其大，伟大的人物并合了众多的意见才成就其公。所以，从外界反映到内心里的东西，自己虽有定见却并不执着己见，由内心里向外表达的东西，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愿跟他人相违逆。四季具有不同的气候，大自然并没有对某一节令给予特别的恩赐，因此年岁的序列得以形成；各种官吏具有不同的职能，国君没有偏私，因此国家得以治理；文臣武将具有各不相同的本事，国君不作偏爱，因此各自德行完备；万物具有各别的规律，大道对它们也都没有偏爱，因此不去授予名称以示区别。没有称谓因而也就没有作为，没有作为因而也就无所不为。时序有终始，世代有变化。祸福在不停地流转，出现违逆的一面同时也就存在相宜的一面；各自追逐其不同的侧面，有所端正的同时也就有所差误。就拿山泽来比方，生长的各种材质全都有自己的用处；再看看大山，树木与石块处在同一块地方。这就叫做‘丘里’的言论。”

少知问：“既然如此，那么称之为道，可以吗？”大公调说：“不可以。现在计算一下物的种数，不止于一万，而只限于称作万物，是用数目字最多的来称述它。所以，天和地，是形体中最大的；阴与阳，是元气中最大的；而大道却把天地、阴阳相贯通。因为它大就用‘道’来称述它是可以的，已经有了‘道’的名称，还能够用什么来与它相提并论呢？假如用这样的观点来寻求区别，就好像狗与马，其间的差别也就太大了！”

少知问：“四境之内，宇宙之间，万物的产生从哪里开始？”大公调说：“阴阳互相辉映、互相伤害又互相调治，四季互相更替、互相产生又互相衰减。欲念、憎恶、离弃、靠拢，于是像桥梁一样相互连接相互兴起，雌性、雄性的分开、交合，于是相互为常相互具有。安全与危难相互变易，灾祸与幸福相互生存，寿延与夭折相互交接，生还与死亡因此而形成。这些现象的名称与实际都能理出端绪，精细微妙之处都能记载下来。随物变化的次序相互更替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轨迹，又像桥梁连接彼此两方那样地运动而又彼此相互制约，到了尽头就会折回，有了终结就有开始；这都是万物所共有的规律。言语所能致意的，智巧所能达到的，只限于人们所熟悉的少数事物罢了。体察大道的人，不追逐事物的消亡，不探究事物的源起，这就是言语评说所限止的境界。”

少知又问：“季真的‘莫为’观点，接子的‘或使’主张，两家的议论，谁最合乎事物的真情，谁又偏离了客观的规律？”大公调说：“鸡鸣狗叫，这是人人都能了解的现象；可是，即使是具有超人的才智，也不能用言语来称述其自我变化的原因，同样也不能臆断它们将会怎么样。用这样的道理来加以推论和分析，精妙达到了无以伦比，浩大达到了不可围量，事物的产生有所支持，还是事物的产生全出于虚无，两种看法各持一端均不能免于为物所拘滞，因而最终只能是过而不当。‘或使’的主张过于执滞，‘莫为’的观点过于虚空。有名有实，这就构成物的具体形象。无名无实，事物的存在也就显得十分虚无。可以言谈也可以测度，可是越是言谈距离事物的真情也就越疏远。没有产生的不能禁止其产生，已经死亡的不能阻挡其死亡。死与生并不相距很远，其中的规律却是不易察见。事物的产生有所支使，还是事物的产生全都出于虚无，两者都是因为疑惑而借此生出的偏执之见。我观察事物的原本，事物的过去没有穷尽；我寻找事物的末绪，事物的将来不可限止。没有穷尽又没有限止，言语的表达不能做到，这就跟事物具有同一的规律；而‘或使’、‘莫为’的主张，用言谈各持一端，又跟事物一样有了外在的终始。道不可以用“有”来表达，‘有’也不可以用无来描述。大道之所以称为‘道’，只不过是借用了‘道’的名称。‘或使’和‘莫为’的主张，各自偏执于事物的一隅，怎么能称述于大道呢？言语圆满周全，那么整天说话也能符合于道；言语不能圆满周全，那么整天说话也都滞碍于物。道是阐释万物的最高原理，言语和缄默都不足以称述；既不说话也不缄默，评议有极限而大道却是没有极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