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 稚川炼丹[3]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 《葛仙吐火图》[6]什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采。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