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app下载-官方网站 整理佚名
2010-11-17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载而弥彰。
注解:(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0页,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2至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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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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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载而弥彰。
注解:(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0页,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2至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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