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药不足尽病论

《黄帝内经》论述治病的方法，以针灸为主，而且辅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为佐助，对于解除病苦，因症治宜来说各有好处，缺一不可。大概来说内服汤药的作用是，当汤液进入肠胃之后，药力可以循经气化而通达四肢百骸，以至于运行身体脏腑经络的各个地方。如果病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就是说病邪侵袭到人的形体肢节，汤药的气味不能达到十全之功，所以必须使用针刺、艾灸等方法，即从疾病所留止之处，调和它的气血，驱逐此处的风寒，因为邪气内实据守其处，故而施法较多。倘若只以服用汤剂而论，也不能使病邪全除，综合施治，方见奇效。大概来说，汤之字意是荡散，荡涤的意思，汤剂运行快速，它的质的清轻，它的力量易于通达流行却不会停留，只有疾病在肤表荣卫肠胃部位的，它的效果才表现的更加明显。其它的疾病，宜用丹丸的，宜用散剂的，医生依法用方辩证施治，那么疾病的形态则无所逃遁了，因此说天下并没有难以治疗的疾病，而且所运用的方药皆有神奇的疗效。这就是扁鹊和仓公所谓的“秘方”的言论。现今的医生看了病人，只开一个处方就算是给患者治疗了，等到病稍愈后再运用丸散等办法调理，岂不尽废了前圣的优良传统了吗？有的既使施治的药物不差，然而却与病情并不很合拍，如此则始终不能取效，且达不到根治。所以扁鹊说：人们所担忧的是生活中的疾病太多了，医生所担忧的是治病的方法太少了。近代以来人们所罹患的疾病变化多端，疾病的种类愈来愈多，然而医生的治病方法却愈来愈少，这就是缠绵难愈的“痼疾”，之所以一天天增多的原因。

本草古今论

本草有史以来似肇始于神农，《神农本草经》全书药物只有三百六十味，神农是品尝百草，开创人类药食之圣人，他的精神思想与天地为一体，实际能够探究天地造化的精妙之处，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每个字义都很精确，并不是象后人那样靠臆想推测而知之。因此《神农本草经》的用药，若对症施治，其效如响而应声，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处方用药，全都原本于此书。用的药物品类虽然不多，然而其中的神奇变化，已经达到无病不治了。下逮之后，历代医书汗牛充栋，药味日益增多，至陶宏景又增加了三百六十种，是《神农本草经》的一倍，而增添至七百二十味。再后之世，几乎天天都在增加，大凡中华或者异域的奇草异花，尝试有效的，医生们都取来施用它，历代都有本草专著出现。到了明代李时珍，在唐慎微《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又有增益，并且以《证类本草》为纲目，考证其中药物的异同，辨别它的真伪，查找地道的出生产地，又汇集诸家之说，所以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更加完善全面，其中药味由前人之少而又增益许多。至于说这么多药物的功用，则须待后人在临床上试验才能知道，所以说以后这些草药所要治疗的疾病更加广泛，然而都不如《神农本草》选药的纯正真切。因此宋代有人说：使用《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无有不效的，弘景之后增加的已然不甚有效。至于说后世所增之药，尤其有不足为凭的。对于那些诠释，大都是古方中用过此药，医过某病，有些注解而已。另外，古方治某种病，用药不止于一味，却有人误以为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还有以自己个人的意想推测而“知道”的。抑或偶然治愈一个病人，实际并非此药之功，而勉强著述称其有疗效的，种种现象难以使人相信。到了张洁古，李东垣之辈出，说某药专入于某个经脉，这就更加牵强附会了。其实治病并非必分经络脏腑。故而讨论本草，必然要以《神农本草经》为根本，至于其它的说法一定要审视选择地使用，也必须要在临床上通过治疗验证才可信。又必须考证古人方中所曾经使用过的才可以采取，其余的只可以在单方处治之法中使用了。又有后世之人所增补的所谓奇药，或者出于深山穷谷，或出于殊方异域，前贤不曾有过的，后人用过的，往往有奇效。这是偏方异气所钟之灵气，造物之天机，日久而泄漏世人，能治古方所不能治的奇病。对于那些众多的博物君子们，也要留心认识它们，以增加自身的见识，这又是本草学著作之外的事了。

药性变迁论

古代处方所用的药物，在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著作中也记载其功用确凿的，现在依照古方施用，竟然有的有效，有的没效，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其中有几种原因，其一，地理环境与当时气候之别；当初施用之初，必由所产之地开始，这是病人本人与本土所生之药同气相应，故而气原而力全。再以后因传种与其它地方移植，如此地气改变，必然力薄而弱。其二，大凡植物的种子分类不一，等级有别，古人所采用能做种子的，必然是珍贵稀有之品，到了后世相为传衍，一定寻求容易繁衍生长的作为种植的标准，未必都是品类中珍贵稀有之种。药物虽然不假，但是品种等级就差别大了。其三，自然生长的与人们自己选择土地种植的不同。当时所采之药物，都是自然生长在山谷之中，得天地之元气圆满，因此气质性味独厚。现在都是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上人工灌溉的功序，结果必然性味平淡而力量薄劣了。其四,名与实的改变，假若泛滥，真伪不辨，古时药物不用在市场购买，都是医生自己采挖炮制，以备不时之需。等到后来，有一些不常用药物，后人想要施用它，到处寻求探采或访问知者，或者误用其它药物补充它，或用别种取代它，又有药店中尚未全备，拿相近的，似是而非的，欺人取利，这种药材从此就失去真面目了。其中变迁的原因，并非这般能概括。药物的性味既然有如此差异，即使审病问诊极其真切，处方极当，怎奈用药并非当时之灵药，那么疗效自然不一定就好了。现代的医生，只知道确定处方，其中的药物就任由病人自己到药店拿了，所以药物的真伪品质无法辨别，即使有神医诊病处方，也不能用假劣药来治真实之病啊！

药性专长论

药物治疗疾病的原理，有些可以解释，有些不可以解释。如性热可治寒，性燥可治湿，芳香可通气，滋润则生津，这都可以解释。又如同一类发散药，桂枝则散太阳经之邪，柴胡则散少阳经之邪。同类滋阴药，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类解毒药，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也有不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至于说鳖甲消化痞块，使君子杀灭蛔虫，赤小豆消解肤肿；蕤仁生服，不易入睡，熟服则多睡；白鹤花不能腐蚀肌肉却能腐蚀骨骼，如此等等尤其不可以解释，这是药材品味性情之专长，专有功能，即所谓单方秘方。然而人们只知道不可解释的称为专长，却不知在常用药之中，也各有专长的功效。后人或许不知道而不能施用其专长，或者每天施用而忽略了它们的专长了，如此忽略就不能竭尽药材的专长功效了。因此，作为医生应当广泛地收集各类奇缺验方，深明药理，既使遇到疑难奇症，都有独到的治法而且诊治处方变化不穷。当年神农著《本草》之时，并不是都要看到药物的形色气味，却能认识它们的性情，又不可每种药物都要尝试才能得知，竟然都能深谙其功能，而且用药治症莫不有效，岂不是和自然造化相为默契，并非像后世之人那样只靠思虑所能达到的境界啊！

煎药法论

煎药的方法，最应该深入讲解，诊治的疗效，也于煎药有点关系。饮食之家，平时烹饪禽鱼羊猪，如果有失调度，尚且能损人健康，更何况药物专以治病，能不需要明白吗？它的多种方法记载于古代方剂之后的，大都因病炮制煎煮各有不同。如麻黄汤，先煮麻黄去沫，然后加上其它药物同煎，这是主药应当先煎的方法。而桂枝汤，却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此又是一种方法。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则以甘澜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则以白饮和服，服后又当多饮暖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后纳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减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煎药成而后纳大黄。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数，皆各有意义。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疎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为煎药之总决，故而处方用药，必使治病恰到好处，煎药方法不失传统法度为宜。

服药法论

病人能愈与否，不但方药病正当合拍，而方药虽合治病，若然服用不得方法，也有非特无功而反无益者，这个问题不可不知。如发散之剂，欲要祛风寒于外，一定要用热药并温暖覆盖其身体，使药气行使到荣卫，热气周遍全身，祛风寒而从汗出化解。如果半温之时服药，仍然面对于寒风坐立，或者仅仅静静安卧，那么温药留蓄肠胃不能得汗，风寒岂能有暗消之理，而荣气又反为风药所伤。通滞之药，想要它化积滞而通达於下，一定要空服或者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此时若与饮食混杂一起则药气与食物相乱，则气性不专，而食积愈加顽固。所以《伤寒论》等书中提到的服药方法，有宜热宜温，宜凉宜冷，宜缓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饱宜饥，更有宜汤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丸，其中体重大小，上下表里治法各有当，这都是有一定法度的道理。

医必备药论

古代的医生，他们所施用的药物大都是自己置办，或根据时令、地域多发病、慢性病的情况，提前预备的。《内经》云：司气备物，则无遗主矣。古代韩康卖药的故事，并非说韩康只在卖药，而是卖治病的药，即是说韩康在为人治病。韩文公（韩愈）《进学解》云：“牛溲马渤，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医师之良也”。以前北方人称看病为卖药先生，说明医生大都是自己置备药物的。自从宋代以后，逐渐有一些医生开处方却不备药的，他们用的药都取自市场上，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卖药的人不懂医病，尚且可以说得过去。如果行医治病的人，不懂药材，那么药材的是非真伪，全然不问，医生和药物不相识，既使说处方不误人，而药材的真伪错误就多了。又且古代圣贤治病，只有感冒之病，才以煎剂为主，其它的大都以丸散膏丹为多。其中丸散膏丹，有些并非当时就能立刻做出来的，倘若有急迫的病人，必须施用丸散的，等到丸散做好，病人已经半死半生矣。又有一些病人，用药止须少计而愈，然而合制丸药，一次不可止合少许的。假若让医生为病人一人，只合制一料丸散，则一料之处多余的都没有用了。只有医生炮制合成后，留待更多病患中当用的用之，就适得其所了，不会浪费了。又有不常用不易得的药物，储存多年，也难以遇到可用的病人。药店之中，因常无人问津，就不置备，惟有医者自备待用，就可以留着有不时之需了。至于说皮肤外科所施用的煎方，不过是通达疏散荣卫罢了。如果要顾护正气，托化病毒，全凭各种丸散之力。有些药物贵重且又难以得到，及其需锻炼炮制之物，修合并非一二日之功，而且费用又大，也不能为一个人止合一二丸。如果外治之围药、涂药、升药、降药，护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止痒，提脓排毒，生肌生肉生皮，续筋连骨。又有熏蒸、烙灸、吊洗、点溻等药种种各异，更复每症不同，皆非一时所能置备，尤必须平时预先合制。作为医者，既要知其方，又要讲其法，又须蓄备药料，以应患者之需。若不这样，假若偶遇一大症，内科除了煎方之外，更无别方，外科则除膏药之外，更无它药，即使有也只能取点极贱极易得的一二味药物作为应酬，怎么能使极危极险极奇极恶之症，起死回生呢？所以药材炮制处方丸散膏丹，医者不能不置备以便于有不时之需。

（本文作者李宇林道长，系北京白云观道医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