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21世纪初，禹之子启自立为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位改为世袭，此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历代帝王不仅生前营建豪华的宫室，死后还要建造宏大的陵墓。至秦汉时期，陵墓及各种功能的附属建筑已构成一组布局严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祭祀礼制及陵区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秦汉以后历代陵区、陵园的布局，各类建筑物的设置、结构、功能，陵墓的构筑形式，组合等各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陵寝则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民族的葬俗。历代陵寝及其变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中国古代帝王对于陵墓选址是极其重视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对皇帝本人来讲，选择一个万年吉地是一大心愿，他希望死后继续享受帝国的荣华富贵和皇帝的威严，希望他的威严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延续。其次，对于整个皇族而言，这是关系到龙脉兴旺的重大事情，所以不得不慎重。最后，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通常来说，政府会设立专门负责修皇帝陵墓的机构，比如，在明朝主要是工部负责，而负责的大臣，主要是内阁大臣。主持修陵工程不但是一种荣誉，而且也是被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表现，主持者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会获得丰收。

自夏商以后，历代帝王陵墓都按照家族血缘关系，实行“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制度，集中在一个地区。在陵墓和附属建筑的周围还划出一定的地带作为保护、控制的范围，称为陵区。陵区的各种建筑物都有周密的规划布局。陵区的设置最迟在商代晚期即已出现，一直延续至清代。陵区一般都选建在离都城不远的地方。东汉以后陵区选择受堪舆之术的影响，大多背山面河或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

到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陵园建双重垣墙，外城四角设警卫用的角楼。根据当时以西为上的惯例，整个陵园坐西朝东。陵园内有寝殿、便殿、左右饲官建筑和陪葬坑。陵墓上建造用于祭祀的建筑起源很早，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到战国时代，诸侯国君的陵墓上这种建筑已经普遍存在。秦始皇不但生前就在渭水以南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神主，并在陵侧建寝，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陵园平面呈方形，只有一重城，陵墓居陵园中央。诸陵方向都坐西朝东。在四面门阙中，东门和北门较宽大，和长安城宫廷门阙的规制一致。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寝殿建在陵园内，陵庙则建在远离陵墓的都城内。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仿照生前宫室位置，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寝殿等建筑从陵园内移到陵园围墙以外，其方位则因地势而定。景帝时，在文帝霸陵旁边建庙，此后这种陵旁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东汉时期，陵园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自明帝开始，陵园四周不设垣墙，代之以“行马”(木制警戒设施)。陵寝改为坐北朝南，和洛阳宫城方向一致。废除了陵旁立庙的制度，而在陵墓前建“石殿”专供定期朝拜和祭祀大典之用，以加强墓祭功能。这对唐宋以后献殿、上宫等的设置影响很大。各陵前普遍设置神道及石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经济凋敝，多数帝王不得不暂时放弃秦汉以来建筑豪华陵寝和厚葬的制度。北方的魏、西晋及十六国时期的君主，或者惧怕遭到盗掘，或者采用本族葬俗，大多采用“潜埋”方式，并废除了建造陵寝及上陵礼仪。北魏孝文帝时，由于政治上、经济上趋于稳定和发展并推行了汉化改革，开始恢复汉代的陵寝制度。如大同市方山永固陵(文明太后陵)不仅有高大的坟丘，前面还有属于祠庙性质的石构建筑以及石阙、石刻等。东晋南朝帝陵多因山为体，方向依山川形势而定，没有一定规律。墓前建享堂并恢复了汉代的上陵礼仪。陵前辟有较长的神道，两侧设置石刻。

唐代陵寝不仅规模超过前代，而且布局更为周密。从乾陵开始，陵园的平面布局全部模仿长安城的规制设计。陵园坐北向南，从后到前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陵墓和祭祀性建筑。墓上建高大的坟丘，高踞陵园北部。墓前建献殿(寝殿)供上陵朝拜、举行重要祭典使用，四周筑围墙，每面各辟一门。这种前朝后寝的布置类似长安城的宫城。供灵魂起居及宫人、官吏居住的寝宫(下宫)大都建在陵园西南方数里的地方。这种将献殿和寝宫分建两处的制度，更突出了祭祀典礼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为阙及神道。陵园南门(朱雀门)向南，有三对土阙。之间的神道两侧陈设石人、石马等。这一部分象征长安城皇城的三省、九寺等衙署。第三部分为前方两侧星罗棋布的陪葬墓。这一部分类似长安城外郭城的坊里。整个布局以南门为正门，以南北向为中轴线，东西对称，体现了南面而立、北面而朝的设计思想。唐代陵园的布局对后代帝陵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陵园的布局基本沿用唐代的制度，只是下宫从陵墓的前面移到了北面。南宋诸帝死后，为了日后归葬中原，因而只建临时性的陵墓，规模小，建筑简单，既无陵台又不置石刻群，称为攒宫。陵墓前面建上宫和下宫，布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上宫在前，内设献殿。元朝沿用蒙古族的“潜埋”葬俗，不起坟，葬后让马把地面踏平，无陵号，不建陵园。

明清陵园的布局，基本上沿用唐宋的规制，并受当时宫殿建筑格局的影响，废弃了上、下宫分离的布局，把各类建筑集结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陵园由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墓和献殿用垣墙隔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建筑群体。前部包括两个院落：第一进院除陵门外，两旁设碑亭、神厨，神库;第二进院中的献殿是陵墓的主体建筑，规模扩大、两侧建配殿，并废止前代宫人居留、侍奉起居的旧制，更加突出了陵寝的朝拜祭祀功能。后部建筑为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整个格局充分体现了前朝后寝的宫殿建筑模式，显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宏伟庄严。

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下中国历代陵寝的坐向，由于史书记载不全或暂时没有整理、发掘等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夏、商时代陵寝坐向此不简述，从周开始简述。

（一）周朝陵寝坐向（西周坐北向南，东周坐西向东）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自文王至幽王共历13王。东周(前770年至前221年)自平王至赧王共历25王。关于西周与东周天子的陵墓，史书记载简略不全。洛阳金村和王城发现的战国时期大墓，许多学者认为是周王和西周公的陵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东周王室衰微，政治上、军事上形成了诸侯争霸局面。在丧葬制度上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各国诸侯纷纷仿效周天子。从同时期侯王墓，可以了解周朝陵寝的坐向。以几个已知的侯王墓论证下，

1.晋侯墓：周成王时(约公元前1054年)，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地。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称晋侯。自此之后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前后立国600余年。《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括地志》认为在山西省翼城县西20里。史载晋曾多次迁都，且说法不一。今曲沃和翼城交界处的天马村和曲村之间有一处大型遗址，时代以西周时期为主。通过多次考古发掘，一些学者认为该遗址的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晋献公八年(前668年)迁都于绛之前，晋国早期的都城就在此地。自1992年至1994年在天马一曲村遗址东部发现了晋侯墓地并进行了五次发掘。墓地东西长约180米，南北长约140米，共发现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17座。其中16座墓葬分南北两排，每排八座，两座为一组，方向基本为坐北向南。这八组墓依时代从早至晚依次排列，连接紧密，并无空缺，当为依世系继承的八代晋侯。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年代最早的墓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即穆王前后;最晚的墓已入春秋时期。从出土铜器铭文中已经发现六位晋侯的名字，其中晋献侯苏的名字与《史记》记载一致。根据各组墓的先后顺序，结合《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可以确定八组墓的墓主为父子相承的八代晋侯，即：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侯(公元前840—823年在位)、献侯(公元前822—812年在位)、穆侯(公元前811—785年在位)、文侯(公元前780—746年在位)。

2．秦公与秦王陵墓：秦本为西陲小国，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始封为诸侯。公元前677年，秦德公迁都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至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迁都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东北)。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秦建都于雍近300年，其间共有君主19人。这个时期秦公墓地在凤翔县南渭河北三畤原上，北距雍城10公里。陵区范围约21平方公里，外有一条壕沟围绕。陵区分为13个陵园，每个陵园均有隍壕围绕。隍宽一般三一四米，深2.7—3.5米。各隍总长达35公里以上。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面积最小的约2.7万平方米，最大的达35万多平方米。每个陵园内有一个、两个或三个主墓，主墓在陵园的偏南部，一部分两侧用马蹄形的内隍围绕，构成双重隍壕。这里共发现大墓21座，而秦在建都雍城期间仅有19位王，有的墓可能是君夫人的墓。墓都为坐西向东，平面分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和一条墓道的甲字形两种。

随着秦都的东迁，秦国君主的陵墓也向东转移。《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秦武王(公元前337—前309年在位)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正义引《括地志》：“秦悼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据考古调查确定，这两座陵墓在今咸阳市周陵乡的北塬上。现存覆斗形封土，高10余米，南北相距200余米，陵前尚存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墓碑。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的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49年在位，陵名芷陵)和唐太后，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在位，陵名寿陵)和华阳太后，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8年在位，陵名阳陵)和帝太后以及宣太后、悼太子皆埋葬在芷阳，帝后均为合葬或会葬。因在雍城诸陵以东，总称为东陵。《汉书·萧何传》载：秦末召平曾任东陵侯，负责东陵陵园管理事务。按《汉书》、《水经注》等记载，秦芷阳县一说在灞河之东，一说在灞河之西。据考古调查发现，秦芷阳城遗址在灞河之东临潼县韩峪乡一带。1986年以来，在这一地区先后发现了四座陵园，从其出土文物和陵园建制判断应是秦东陵。(从《公羊传》中能看出来，在宗庙中太祖的牌位布置就是东向的。《公羊传》载：“禘祭之礼，审谛昭穆，诸庙已毁未毁之主，皆於太祖庙中以昭穆为次序。父为昭，子为穆。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孙从王父，以次而下。” 《公羊传》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481年，东周期间。)

（二）秦朝陵寝坐向（坐西向东）

据《后汉书·祭祀志》载：“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这些建筑当属陵寝类建筑。秦始皇即位以后，便开始在骊山营建他的陵墓。统一天下以后，又从全国各地征调70万人参加建陵工程，秦二世时继续修造，前后费时近40年，直到秦亡，陵园尚未全部峻工。工程之浩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对秦始皇陵园作过多次勘查，大致了解了陵园的布局，发现了一批地下陪葬坑、陪葬墓、修陵人员墓和各种建筑遗址。陵区位于骊山北麓冲积扇的前部，南到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背户村西的古河道，范围约40多平方公里。陵寝坐西向东，陵园在陵区中部，由内外两重城垣构成，平面呈南北长的回字形。

（三）汉朝陵寝坐向（西汉坐西向东，东汉坐北向南）

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建都长安(今西安)。自高祖刘邦至平帝刘衎〔kan看〕共历11帝，建陵园11座。据文献记载：刘邦称帝后第二年开始营建陵园，此后的西汉各帝都在生前就为自己营造巨大的陵墓。从本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汉诸陵进行了多次实地勘查，基本上确定了诸陵的方位和陵园的建制、布局。西汉11座帝陵，分为南北两大陵区，分别位于汉长安城北的咸阳原和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分布在咸阳原上的有九座，西自兴平县南位乡，东至高陵县马家湾乡，绵延50余公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区域。最东一区以高祖长陵为中心，西为惠帝安陵，东为景帝阳陵。最西的一区武帝茂陵在西，昭帝平陵在东。中部的一区，以元帝渭陵为中心，西为成帝延陵，东为哀帝义陵，西北为平帝康陵。最东一区是西汉最早的几个帝陵，位于汉长安城以北，与都城隔渭河相望。长陵南与长安城北面居中的安门大街正相对应。陵墓的排列，体现了古代左昭右穆制度，这一点对后世帝陵的排列产生了很大影响。白鹿原上为文帝霸陵和其母薄太后的南陵，杜东原上为宣帝杜陵。

西汉帝陵和陵园的建筑布局受到都城建制的影响，陵寝坐西向东。大多数陵墓在陵区的南部，帝陵在西，后陵在东，这种布局和长安城内皇帝所居的未央宫在西南部、皇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在东南部非常近似。陵墓居陵园中央，陵园四面各辟一门，正门在东，其形式和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前殿在宫城中央、四面各辟一宫门、东门为正门的布局也是非常相似的。（坐西向东在汉帝陵中得到充分体现，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得到尊重。鸿门宴时几位赴宴者的座次安排上即显示尚东习俗，“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建都洛阳，历12帝。据文献记载，除献帝禅陵远在河内郡山阳(今河南修武)外，其他11个帝陵都在洛阳城(今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附近。11个帝陵可分为南北二区，北区在洛阳城西北邙〔mang忙〕山之上，有陵墓五座;南区在洛阳城东南洛水之南，有陵墓六座。在这两个区域内，高冢林立，有关帝陵的具体位置和墓主人，目前尚不能确认。

东汉陵园的平面布局，据文献记载，从明帝显节陵开始，陵园四周不筑垣墙，改用木架为界，名为“行马”，陵园内坟丘之前建石殿，寝殿建于陵园外。陵墓都是穿土为圹，地面上夯筑高大的圆形坟丘，陵寝坐北朝南。

（四）魏晋南北朝（陵寝坐北向南、坐南向北、做东向西、坐西向东皆有）

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这一时期是汉唐两个大一统时代的中间过渡阶段，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魏晋南北朝陵墓继承了两汉时期的依山为陵，东汉时期不置陵邑、陵园四周不筑垣墙等葬制，但在陵前设置长神道、神道两侧立对称石刻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据唐代《建康实录》记载：东晋11个皇帝有10个葬于建康(今南京)城外，元、明、成、哀四帝陵墓在鸡笼山(今九华山)之阳，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墓在钟山之阳，穆帝永平陵在慕府山南麓。据考古发现可以认为：自鸡笼山以东至钟山之阳、晋建康城东北一带是东晋帝王的陵区。齐和梁两朝的帝陵大都在丹阳，这是由于他们的家乡在丹阳。在陵区的总入口处竖立两座大型石刻麒麟以作标志，称为陵口。《乾隆丹阳县志》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梁时公卿谒陵，由方山下秦淮河达丹阳运河，经肖港口，直达庄陵、修陵、建陵……而于此河特置石麒麟二，以为标识，故名陵口。”陵口以内方圆约60公里的范围内，埋葬了齐、梁两朝的帝陵11座。大体可分为南北二区，北区六座，南区五座。其中齐陵八座，梁陵三座。

魏晋南北朝陵寝地选择受相墓术、堪舆术影响，讲究“望气”、“风水”，一般要背依山峰、面临平原，方向则视当地的山水形势而定。陵墓都建在山麓、山腰和山上，有向南的，也有向北和向东的，没有一定的规律。陵前的石刻则在平地上，与陵墓有些距离，不一定在一条中轴线上，神道也有呈弯曲状。陵墓多是在山腰凿岩为坑，再用砖石砌造墓室、墓道，然后填土夯平，东晋以后上部都起坟丘。

（五）隋唐时期陵寝（坐北向南）

隋朝（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王朝，隋朝历经二帝而亡，因唐朝与隋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一脉相承，故史学家常将两朝合称为隋唐。限于篇幅，仅以唐朝陵寝坐向为简述。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至907年灭亡，前后近300年，共历21帝。其中除武则天合葬于乾陵，昭宗李晔和陵和哀帝李柷温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具体地点不详)以外，其他18个皇帝的陵墓都在陕西省关中盆地，渭河以北的黄土原(俗称二道原)和北山各岭顶部。陵区西起高宗乾陵，东至玄宗泰陵，分布于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绵延100多公里，山峰南北成陡坡，东西为深谷，多属圆锥形的孤山。这种背依山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置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

唐代陵园建制，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中轴线南北向，东西对称布局。兆域内帝陵玄宫、神道和乳台至鹊台之间作三级台阶状。陵墓所在的内城偏北，外设外城，陪葬墓多在陵园东南，内外分为三重。这种布局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其设计思想显然受到都城长安城布局的影响，并且影响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帝陵的设计。唐代18陵的构筑分为“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积土为陵的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四座，都分布在黄土原上。这类陵丘用夯土筑成，呈覆斗形，类似汉代陵墓，但规模较小。其余14座则依山为陵，分布在北山山脉。这类陵墓利用山势，玄宫开凿于山峰南面的山腰上，上部不筑坟丘，前面有一条长墓道，气势十分宏伟。

（六）五代十国时期陵寝（坐北向南）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中原地区王朝不断更替，前后有梁、唐、晋、汉、周五代。其他地区主要在南方则有十个割据的王国：长江下游的吴、南唐，浙江一带的吴越，福建一带的闽，四川一带的前蜀、后蜀，两湖地区的楚、南平，两广地区的南汉和山西境内的北汉。由于这些政权时间不长且多动乱，其帝王陵墓大部没有详细记载。后周帝陵在河南新郑县北，保存较好。晋高祖石敬瑭(公元892—942;936—942年在位)墓在河南宜阳县北12.5公里石陵村。汉高祖刘知远(公元895—948;947—948年在位)睿陵在河南禹县西北25公里柏村，地面仅保存冢丘和少量石刻。其他经过考古调查发现、发掘的有南唐李昪、李璟墓、前蜀王建墓、吴越钱元瓘及吴汉月墓、后蜀孟知祥墓、南汉刘晟墓等，现以南唐陵墓及吴越王墓简述陵寝坐向。

1.南唐陵墓:公元937年李昪灭吴，建立南唐，都江宁(今南京)，据有今苏、皖、赣、鄂以及两湖部分地区。南唐继承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统治者以唐室子孙自居，在典章制度上尽力模仿唐代。李昪(公元888—943年;公元937—943年在位)死葬钦陵(亦称永陵)。中主李璟(公元916—961年;公元943—961年在位)继位后政治日趋腐败，公元958年被迫向后周称臣。公元961年李璟死于洪州(今江西南昌)，迎葬于钦陵之侧，号顺陵。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公元961—975年在位)时南唐为宋所灭。南唐二陵的地点，文献记载不详。1950年经过考古调查得以发现并进行了发掘。二陵位于南京市江宁县牛首山南麓，背后为牛首山的双峰，左右群山环抱，前面为农田，所谓“背依天阙，面矗云台”，形势极为优胜。二陵的形制保存了汉唐以来陵墓建筑的传统，细部结构、装饰和随葬品也大多模仿唐代作风。陵坐北向南，东西并列，相距约50米。

2.吴越王墓:唐末，钱镠(公元852—932年)在今浙江一带的十三州之地建立割据政权。公元902年称吴王，后梁时被封为吴越国王。公元978年被宋灭亡，历经三代五王，共80多年。钱镠卒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明宗“以王礼葬，仍赐神道碑”。吴越王墓分布在杭州市郊和临安县两地，均建于背山面江的山坡上。钱镠墓位于临安县城东北太庙山下。附近还发现了几座吴越王室墓。在县西约2.5公里的明堂山发掘了钱镠之父钱宽墓，在县南功臣山下发掘了其子钱元玩墓。这几座墓属吴越早期，墓室结构基本一致，都是多耳室券顶砖室墓，前室长方形，后室呈船形。第二代吴越王钱元瓘(公元887—941年;公元932—941年在位)墓在杭州市郊玉皇山下，墓前有明嘉靖年间所立“吴越国文穆王墓”碑。东面施家山南麓为其次妃吴汉月墓，两墓相距约400米。西面玉屏峰下为其子钱弘佐墓，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杭州太守李公亨所立神道碑，墓已被毁。钱元瓘和吴汉月墓于1958年和1965年发掘。

(七)宋、西夏朝时期陵寝(坐北向南)

公元960年赵匡胤(宋太祖)代后周称帝，国号宋，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公元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北宋亡。次年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北宋共历九帝，徽宗、钦宗因被金人俘虏囚死漠北，仅有衣冠冢，其余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都埋葬在河南省巩县嵩山北麓与洛河之间的丘陵地带，世称七帝八陵。陵旁祔葬皇后陵21座，陪葬宗室子孙和名将勋臣数百人，形成庞大的陵墓群。陵区范围东西约10公里，南北约15公里。

陵区南对嵩山，北据黄河天险，东边群山绵亘，西为伊洛平原，水深土厚，被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但宋陵的选址在地形利用上，与历代帝陵居高临下、倚山面河、置陵墓于高阜的制度不同，而是置陵墓于地势最低处，面山背水，诸陵的方向均面对嵩山的主峰少室。这些显然是受了当时风水堪舆学说与地形的影响。八座帝陵的布局基本一致，每座陵的陵区称为兆域，帝陵陵园坐北朝南，每座占地约10万平方米，远小于汉唐陵园。继承汉唐积土为陵的制度，陵台也呈覆斗形，但规模较小，底部每边长50—60米，除永厚陵外，高度都在15米以下。

西夏是我国西北地区党项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其始祖属拓跋部，唐代初年，曾内附于唐，并赐姓李。宋初又向宋称臣，太宗时赐姓赵。公元1038年，赵元昊称帝复姓李，国号夏，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至1227年被元太祖成吉思汗所灭，共传10帝，历经190年。最盛时势力范围包括今宁夏、陕西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西部。西夏陵区在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时就开始营造。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帝陵中有陵号的共九个。其中前两个是追尊的。最后三代神宗、献宗、南平王，均死于1226—1227年西夏败亡之际，其陵号无考。蒙古灭西夏后，陵区地面建筑全部被毁，大部陵墓被破坏。中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文物部门曾对西夏王陵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并发掘了帝陵一座、陪葬墓四座、碑亭四座。

陵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贺兰山东麓冲积扇的缓坡地带，背风向阳、高亢开阔。陵区坐北向南，东西宽4公里、南北长11公里，共有王陵九座、陪葬墓193座。其排列顺序深受宋代昭穆制度影响，基本上采取由南向北、左昭右穆的“贯鱼”形式。九座陵园形制布局基本相同，平面呈纵向长方形。

(八)明朝时期陵寝(坐北向南)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定都南京，至成祖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朱元璋称帝后第二年，下诏在江苏泗州为其祖父修建“祖陵”，在安徽凤阳为其父母修建“皇陵”。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崇祯明亡共历16帝。其中第二代皇帝朱允炆在与成祖朱棣争夺皇帝的内战中下落不明，第七个皇帝代宗朱祁钰由于前代皇帝英宗朱祁镇复辟，死后以王礼葬于北京西郊金山，后虽复帝号并经扩建，规模仍小于其他陵。其他各帝共建陵园14座。

太祖朱元璋孝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其余13座帝陵均在今北京市昌平县东北10公里天寿山南麓，统称“明十三陵”,陵区选择在背山面水，诸山环抱，溪水夹绕的地区。孝陵位于紫金山下，背依群峰，面对平原，泉壑幽深，林木葱郁。十三陵位于天寿山南麓，东、西、北三面群峰耸立，南面温榆河蜿蜒流过，山青水秀、景色壮丽。十三陵以长陵为主左右排列，形成相对集中的陵区，成为明代陵寝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明孝陵和明十三陵陵园的布局形制基本相同。整个陵园坐北朝南，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陵园大门、神道，后部为陵寝、地宫。十三陵虽是一个统一的陵区，但各陵都建在一个小山下面，自成一个独立的陵园。陵园建筑形式大同小异，基本上沿袭明孝陵的形制。每个陵的外面都建有围墙，南面设宫门，大部门前竖无字石碑。

(九)清朝时期陵寝(坐北向南)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代后期满人兴起于东北，建立政权，几个帝王和祖先的陵墓建在今辽宁省境内，统称“清初三陵”或“盛京三陵”。1644年入关以后，共有10帝，除末代皇帝宣统外，其他九个皇帝的陵墓分别建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由于二陵东西各距京师100余公里，故称“清东陵”和“清西陵”。

清初三陵中，皇太极的昭陵位于沈阳市北郊，努尔哈赤福陵位于沈阳市东郊，清远祖的永陵位于新宾县境内。这三个陵几经增修，仍然保存了原来的风格。陵区皆背山面河，周围林木葱郁，形势雄伟，幽静肃穆。三陵陵园大小结构略有不同，但总体形制是一致的。均坐北向南，平面为长方形，周围绕以砖砌缭墙。陵园由前院、方城和宝城三部分组成。前院南墙正中为正红门，黄琉璃瓦硬山顶，面阔三间。门前两侧分列石狮、石牌坊、石华表和下马碑。

东陵和西陵的布局和规制仿照明十三陵的建制，皆背山临水、坐北朝南，陵区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为陵区的陵门和总神道，以及各陵的支神道，后面为陵园。另外，陵区建有行宫和喇嘛庙，为皇族祭陵时居住的地方和拜佛的场所。

通过对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坐向的简单介绍，山西运城关帝陵，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即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寝坐向，　魏晋南北朝墓地选择受相墓术、堪舆术影响，讲究“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真龙真穴，通常要背依山峰、面临平原，方向则视当地的山水形势而定。陵墓向南，向北，向东向西皆可，合理利用现有空间环境，陵寝坐向可以确定为坐南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