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到故乡时，陈进国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要想进入外碧村，并不容易，需要坐大巴车到福建永春县城，再包上一辆车沿着山道盘旋而上，山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溪。陈进国的老家就在半山腰。

六年前，外碧村几乎没有人认识陈进国。他两三年才露一次面，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对于村里人来说，戴眼镜约等于有文化。村民们和陈进国交谈，感觉他说起话来文绉绉，好像更习惯说普通话而不是方言。再进一步，他们发现陈进国的手很小，“干农活的都是粗糙的大手掌”，外碧村人说着，伸出黝黑的大手。

陈进国是外碧村学历最高的人——博士后，他中学就离家在县城读书，如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方向是民间宗教。

2010年春节前，陈进国第一次带着太太儿子回到外碧村，他想带他们看看自己出生的老家。老家有呼吸不完的新鲜空气，每到下雨天，山里就笼罩着一层薄纱般的雾气。山上种有芦柑树，但自从村民们纷纷进城务工后，大片的果树就荒废了。村子里到处都是山涧水涓涓而流，过去老人们称外碧村为“外八坑”，因为八条山涧汇入溪流，顺流而下一直漂出外碧村。村民们称这条溪流为“碧溪”。

碧溪的下游有座宫庙，正对着陈进国的家宅，村里人唤做“水尾宫”。陈进国依稀记得小时候，宫庙里每年都会举行“赛佛”，村民们组队抬菩萨，谁抢先抬进宫门谁就获胜。从老人们的口中，陈进国得知，这是一个“求子”的习俗，是一个人能不能“发”的兆象，所以村里适龄的年轻人都很热衷。

腊月27日傍晚，陈进国来到“水尾宫”。他曾走过国内外许多庙宇，家门前的这座宫庙却没有认真了解过。陈进国拿着数码相机边走边拍，宫庙看起来不大，闽南传统的红砖厝，庙正中的横匾上写着“陈坂宫”，再往里走，主殿供奉正乙天师、司马圣侯（张巡）、圣祖金仙、张圣真君等神明。而陈坂宫的对岸，就是最早可能从厦门丙洲迁来外碧村开基的陈氏宗族。

陈坂宫看起来香火并不旺盛，临近过年也没有人来人往，陈进国看到墙上张贴着2009年度的收支明细，陈坂宫这一年收入三万多元，支出两万多元。而2008年度的香火钱也差不多如此。

看到有人参观，庙首李文峰、刘金吉迎了出来。李文峰、刘金吉是村子里的热心人，原来陈坂宫是不是现在的格局，而是顺山势而建，因水电站的兴建，彻底改变了陈坂宫周边的地形地貌，2004年，李文峰、刘金吉等带领庙里的人重建，成为今天的格局，坐西朝东，面对碧溪。

李文峰、刘金吉等带陈进国到庙外左侧参观观音石像。他们颇为自豪地介绍说，这一石像是庙首们主导修建的，修建圣像的那一年，外碧村的新生儿几乎都是男丁。他们说，这是送子观音的神佑。陈进国又跟随他们参观了宫庙的后面，过去那里曾经是一条很深的山沟，龙门滩四级水电站的兴建，改变了这里的地形地貌，山沟被填平，成了一大片空地。

天色渐暗，陈进国留下一张带有“世界宗教研究所”字样的名片，匆匆告别。正是这张名片，让陈进国与陈坂宫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外碧村

二

外碧村有两千多人，村里有李、陈、刘、王四大宗族，他们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几百年，互相之间早已沾亲带故。李文峰和陈进国也算得上是远亲。

但现在，村子里的常住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小孩。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年轻人都想闯出去。早年间，下南洋是一条出路，村里光华侨就有上万人。现在，外地打工是条出路，像陈进国一样求学，也是一条出路。

出走的村民像陈进国一样，也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村民们称他们为“乡贤”。对于大多“乡贤”而言，外碧村只是表格上的祖籍。

村里人和散落各地的乡贤保持联络的方式非常具有闽南特色——重建宗祠或家庙、重修族谱、共同祭祖等。这种“祖先崇拜”是闽南乡村从未间断的信仰。每年清明节、七月普度、除夕过年，外碧村家家户户都会到本姓氏的祠堂祭祖。

在村子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小庙，有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也有佛教，甚至也有基督教。每当村子里有红白事，都会请来道士主持，村民们也会主动上门帮助。现在，这些庙观随着信仰变迁或时间推移，都已被毁或废弃了，只有为数不多重建的，如后厝刘氏祖厝边上有公坛供奉盘古公。

自从陈坂宫重建后，它就肩负着延续村子里每年进香请火的传统习俗，村里大部分人都会参与，目的是保佑本村的“合境”平安。除此之外，宫庙还成立了奖、助学基金，奖励考上大学或重点中学的村里学子，每人两、三百元不等。

庙里的主事者们，称庙首。就像李文峰、刘金吉、陈天生一样，他们都是村里的热心人，愿意“做善事结善缘”的人。

65岁的陈金寨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女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他们总担心陈金寨在村子里生活不便，想把他接到城市居住，但陈金寨更喜欢住在山上。从家里的门厅望出去，是漫山遍野的树木。春天他会去采摘茶叶，研究茶叶的发酵比例和口感的区别。闲暇时，陈金寨还自己制蜜饯，将芦柑皮晒干，制成点心。永春盛产佛手茶和芦柑，但很少会有人像他一样不为贩卖，自给自足。

60岁后，陈金寨找到了新事业。他骑着一台摩托车，无比热情地投入到陈坂宫的工作中，他也是庙首之一，他用新学的时髦词称呼自己的工作——义工。

但是义工并不好做。庙首们在陈坂宫不仅没有一分钱收入，还常常往里贴钱。陈坂宫重建后，每年的香火收入并不多。需要捐款时，庙首们自然排在前列。挨家挨户化缘，又会遭受个别村民的冷嘲热讽。逢年过节举办活动，庙首偶尔还要请人吃盒饭。

尽管在乡村做功德、做善事不容易，但陈金寨还是沉浸在陈坂宫的工作中。每当儿子打电话回家找父亲，母亲总会说：“他干他的事业去了。”

古书上的外碧村

三

夜访陈坂宫的数日后，陈进国正准备返回北京，几位庙首突然来拜访了。

庙首们看到陈进国“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名片后，想着他应该能够帮上陈坂宫。李文峰希望能够做大陈坂宫，但现实情况是，陈坂宫香火不旺、化缘困难，维持自身运作尚且不易，更别提为村民多做善事。

陈进国想了一想，提出一个建议：在庙右侧兴建一个户外的关帝圣像。关帝圣君既是武财神，也是忠义的象征。在泉州地区，关帝圣像的香火非常之旺，也许这样能够吸引人们的香火钱。庙首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但是，修建圣像毕竟需要费用，该如何筹集？

面对这一实际的困难，陈进国想到，自己的弟弟、妹妹都在深圳做生意，也是外地“乡贤”，能不能让弟弟妹妹出钱，考虑用父母的名义，共同认捐这座户外的关帝圣像？这样不但可以给父母积“功德”，也算给父母和庙首们留个“好脸面”。家人们都表示认同，母亲和小妹还提出，陈坂宫里，观音菩萨应该为大为先，关帝圣像不能超过观音圣像的高度。

就这样，在陈坂宫庙方的参与下，最终决定建造一尊4.8米高的立姿拿刀关帝圣像。李文峰特意询问了几名风水先生，该如何摆放圣像的方位。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圣像偏朝本村的水尾（风水的水口）的方向，将会更有助于吸引外来的香火。”

但是，这个建议在村里受到了质疑。一些村落耆老说，这个方向对对岸的加莲埔角落更有利，只有改变朝向，才会有利整个外碧村。议论声越来越多，陈坂宫的庙首们拉上反对者，一起到宫庙里解决问题。办法是“神判”，拿两片竹板，每片有一正一反两面，在陈坂宫“天师伯”面前祷告，询问是否支持现有的朝向安排，然后将竹板摔在地上。掉落在地上的竹板显示一正一反，表示神明支持这个朝向。

即便如此，陈坂宫的庙首们还是选用了一个更为中性的方式，圣像最后的方位大约与碧溪河道同向，希望让全村人满意。

但是，没过多久，村里人又议论说，关帝圣像风格偏于粗旷，不够秀美。经历了这些事，陈进国的母亲十分难过，她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些议论，也觉得自己完全是没事找事。

幸好关帝像落成祭典时，出完太阳又下起了大雨，被视为“有钱水”的吉兆，于是村落耆老发话，平息了这一议论：“圣像讲究灵不灵，不是讲究美不美。”

陈进国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他一直关注整个过程，他第一次感受到乡村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他觉得，村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村民们无非是希望藉助寺庙这个公共的平台来发表个人看法，“假设捐赠者抱持着施恩者的心态行事，必然事与愿违。”

身为民间宗教的研究者，陈进国对这一切都非常的感兴趣，他开始旁观起陈坂宫信仰对家乡变化的影响，以及村民们在庙宇建设中的态度。

陈坂宫的年度庆典

四

2010年5月，关帝像还在建造中，陈进国前往台湾，参加新港奉天宫举办的“妈祖与华人民间信仰”研讨会。

在入台之前，他曾向陈坂宫的庙首们建议，引入一尊妈祖圣像。陈坂宫的庙首们对此将信将疑——永春是个内陆地区，似乎不太需要拜妈祖，祈求水上平安。年长的陈金寨想起，在他小时候，陆路未通，每到快下雨时，村民就从山上挑着陶瓷、山货和茶叶下山，装满一整船，等到大雨一来，就沿着碧溪开船到泉州的港口，将商品卖往海外。碧溪也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曾需要祈求水上平安。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交通方式的变化，这些都被渐渐忘却了。

但是，陈进国在历史资料中发现，永春一带在两宋时期就存在海神通远王的信仰，就在外碧村东岸的祖脉——五台乐山上，有一条连结泉州与莆田、福州的千年古官道，经过外碧村。元代以后，妈祖信仰在闽南兴起，也渐渐传播到永春。民国后，永春尚有几座信仰妈祖的天后庙，包括碧溪的上游。1949年之后，这些天后庙多被拆除，拜妈祖的习俗，已经融合到村庙的祭祀传统中，以至于当代永春人多误认本地没有妈祖信仰传统。

陈进国向庙首们说：“妈祖是世界文化遗产，引入一尊妈祖圣像，既能复苏永春的妈祖信仰传统，也可以增添陈坂宫的名气和地位。”

庙首们认可了这一建议，但是再建造一尊妈祖圣像，又会是一笔开支，这笔钱从哪里来？陈进国说，近些年福建的莆田和泉州，都与台湾妈祖庙有各种交流，台湾一方通常都十分乐意赠送圣像给大陆。

陈坂宫的庙首们一听，如果能从台湾分灵，自然再好不过。陈进国许诺说，他会找机会向台湾奉天宫的庙董提议。但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陈坂宫只是一个村级宫庙。

台湾新港奉天宫的妈祖圣像是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祖庙，明朝天启年间就供奉于台湾，清朝嘉庆年新港重建妈祖庙，嘉庆帝赐名奉天宫。相比陈坂宫，奉天宫修建得极其华丽，存留了台湾各个历史时期的风格，共四进三院，主殿供奉各种妈祖圣像，香火之旺，导致供桌上的粉面妈祖都已成“黑面妈祖”。

在陈进国与奉天宫庙董的约见中，对方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提议。

2011年1月，陈进国再次前往台湾，奉天宫庙方提供了几种尺寸型号的妈祖圣像。陈进国转告李文峰定夺，最终决定恭请一尊67公分的圣像，并拟定圣号为“开永妈祖”。

奉天宫专门为“开永妈祖”预定了一个专机座位，派总干事等人陪同前往，直飞厦门。让陈进国没想到的是，陈坂宫的庙首们不但提前到厦门接机，还发动了永春县城和外地的乡贤们，组成了数十部车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永春高速公路路口，迎接“开永妈祖”。迎神队伍经过各个乡镇，一路燃放鞭炮。直到晚上六点，车队才到达外碧村。村民们早就等候已久，这时各家门口都点起了鞭炮。

迎神之后，必须在择日举行一次妈祖的安座醮典，新迎请的神明才算正式入驻陈坂宫，陈进国建议村里不如在那天搞一个开永妈祖庙的奠基仪式，地点就在陈坂宫庙后的空地上，能否建庙，日后再议。

陈进国在外碧村收集了各种关于归国华侨的物件，将来它们会展出在乡土记忆馆中

五

陈进国盖一座开永妈祖庙的提议，让不少陈坂宫人深表疑虑。理由仍然是钱。兴建一个宫庙需要太多的经费，陈坂宫一年不到四万的香火钱，完全不可能承担。

村子里有人预言，新请来的妈祖圣像将给外碧村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宫庙又要到每家每户征收丁口钱了。不久预言变谣言，声称村民们被收走的钱，会让庙首们拿去乱吃乱喝。这些谣言不但给庙首们造成压力，还传到了在北京的陈进国耳朵里。

有村民找陈进国的母亲闲聊，转述了类似的声音——一种冷嘲的口吻，批评不在场的他搞封建迷信，要等待他日后如何“收场”。

钱的问题，成为盖庙最大的阻碍。

2011年3月23日，开永妈祖安座醮典。台湾新港奉天宫的董事长何达煌带队来到大陆，他此行又分灵了奉天宫的虎爷和妈祖的随驾千里眼、顺风耳等圣像。

当日永春下着大雨，陈坂宫的大型锣鼓队伍，在外碧村东西大桥桥头静候何达煌一行，然后再沿着刘京大道，慢慢迎请他们到陈坂宫，进入宫门。

在当晚的宴请活动中，何达煌与泉州一名企业家各自提出，捐款10万元人民币，用于兴建开永妈祖庙。气氛热烈，本村两名在深圳的乡贤，借势分别追捐各1万元人民币，以示“挺礼”和“接礼”。庙首们激动坏了，有人立刻给在北京的陈进国打电话，形容这22万元捐赠，就像一块“大酵母”，一下子在整个外碧村扩散了。

就连在外地经商的外碧村各姓乡贤，也纷纷委托长辈们“随礼”。一个月后，陈坂宫财务公布的收支榜单显示，不算专门捐赠建庙的资金，这场开永妈祖安座立醮庆典光是捐资香火就达近13万元。

钱的问题一下子有了眉目，那些原本担忧经费不足的村民们，非常朴实地改变了态度，他们也都“随礼”了。

2012年夏天，总建筑面积约600多平方米的开永妈祖庙完成基础性的框架。根据2012年5月15日公布的数字，开永妈祖庙的建设大概支出了6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都来自捐款。

陈进国远在北京旁观这一切。在此之前，他没想过开永妈祖庙真的盖成了。但是，他觉得，盖庙只是一个引子。比盖庙更难的是，地方信仰传统的唤醒和复苏。村落有丰富的乡贤和华侨资源，原有的社会网络如何得到有机的联结呢？台湾以民俗文化的创意带动乡村社区营造的经验，能移植创新吗？

妈祖庙里，供奉着从台湾请回来的开永妈祖

六

开永妈祖入主陈坂宫后，庙首李文峰、刘金吉、陈金寨、陈天生等人，变得繁忙起来。

庙首们的第一要务是盖庙，他们请来建筑工人，夜以继日地修建。从陈坂宫主殿侧面可以直接进入妈祖庙的一层，沿着简易楼梯上楼，就是妈祖的正殿。陈金寨告诉每个来访者，楼梯、不锈钢栏杆、殿里供放妈祖的长案、八仙桌、香炉都是乡贤捐赠的，从二层妈祖庙的石雕栏杆处，可以望见陈坂宫主殿的屋檐——这一栏杆也是乡贤捐赠的。

有了妈祖神像，庙首们决定每年正月初五抬着开永妈祖，巡游永春各乡镇，祈祷平安。这就是“巡安绕境”。之所以选在正月初五，是因为绝大部分村民都在外地务工经商，只有春节才返乡过年。

2012年正月初五，开永妈祖在陈坂宫庙首和村民们的守护下，敲锣打鼓出动，沿途放着大喇叭，经过了永春六个乡镇和县城。开永妈祖走出了外碧村。随后几年，外碧村及邻村36个妇女组成的“天心圣乐团”哨角队，也成立起来了。巡境的声势愈发浩大，陈坂宫的名气在永春开始打响了，香火钱也渐渐多了起来。

2012年12月30日，在台湾五福宫的邀请下，陈坂宫组织了21名村民前往台湾参观，并顺道去奉天宫谒祖进香。这是庙首们第一次去台湾，他们在五福宫偶遇了马英九，刘金吉、陈金寨等人和马英九在一起的图片新闻，在互联网传开来，村民们说，陈坂宫火了。

回到外碧村后，陈金寨常常讲起自己的台湾见闻：“台湾人见面就会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说是福建来的。他们就说：‘我们也是福建来的！’”

2015年秋天，陈坂宫决定前往台湾奉天宫参加百年大醮，村里有40多个人。礼尚往来，他们首次“回礼”了44万新台币给奉天宫。这40多个人定制了统一的蓝马甲，仿造台湾人在袖口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职务，红帽子上绣黄字：“福建陈坂宫开永妈祖庙”。他们还带去了一个横幅标语：“台湾乡亲，您好！”

“那真是热闹啊，三万多人参与，交通都瘫痪了。”陈金寨赞叹，让他觉得更有面子的是，几十个前来参加庆典的队伍，奉天宫唯独把福建陈坂宫开永妈祖庙的队伍拉到了头一个，和奉天宫排在一起。

陈坂宫果然越来越火，陈进国还找朋友帮忙，请了连战、吴伯雄、宋楚瑜、王金平等国民党大佬的题词，挂在陈坂宫对面的山坡上，村里的人再远也能看见。

也有不少外地乡贤看到了和台湾的合作机会，“台湾的各种技术都非常好，应该和台湾人有事业的交流。”陈卓（化名）是外碧村拼出去的年轻人，他聊起过去，没日没夜的工作只想离开那个偏远的老家，但这一两年，因为陈坂宫的妈祖文化交流，联合了不少乡贤和台湾人，陈卓开始想，是时候拼回去了。“我这一两年回碧村的次数，比过去十年加起来都多得多。”他说。

陈进国很少参加开永妈祖庙的巡境和交流活动，他希望与陈坂宫保持可以远观的距离，“我不想成为一个主导者，村民们有自己的智慧，明白如何按乡村的文化逻辑去行事。我希望能结一个善缘，做一个外碧人应该做的事。”陈进国在北京的家中，常常泡上一壶永春老茶，观看陈坂宫的庙董们发给他的活动视频。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在陈进国心中也在慢慢地变深了。

在闽南，外出的乡贤，无论走到多远，有能力的时候回馈乡里，是千年不变的传统。陈进国把开永妈祖庙当成一个种子，种在自己的家乡，让它发芽和自我培育。陈进国说，在乡村营造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培养这个社区人的共同体观念，留下可记忆的文化乡愁，塑造出对家乡的认同感，在这个基础之上，使得乡村的文化传统，得以可持续性的发展，并有自身造血的功能。

七

村民兴建开永妈祖庙时，陈进国联系了福建颇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厦门同心慈善会”，会长广普法师捐助了5000元。陈进国想，不妨以村委会和陈坂宫董事会的名义，用这笔钱共同成立一个村级慈善会。这个想法得到了村委会和陈坂宫庙首的认同，毕竟陈坂宫过去就承担着慈善的功能。

2013年2月，外碧村成立“天心慈善会”，得到外地乡贤的捐助两万多元。但是，陈进国在观看庙首发来的视频时发现，成立大会上，台上和台下像两个分割开的空间，“乡贤们有关资助和推动本村文教事业的举措，似乎远没有像修庙一样，引发足够的热情。”

2013年春节，陈进国返乡，陈坂宫庙首们招待他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几位庙首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主题是陈坂宫参与做慈善是否符合时机？是不是该一心一意修庙？

对于这场激烈的争议，陈进国的建议首先是，改变陈坂宫的组织方式。他倡议：“如果陈坂宫想要有后续的发展潜力，应当继续完善并制定相应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也就是说，所有争论由磋商后民主投票解决。

陈进国参考台湾的宫庙体制，帮忙草拟了管理制度，由庙首们统一修订后，悬挂在陈坂宫的墙上。原本希望按照选举，从村里选举出9名庙董，但选举方案在村落各处争执不下，最后庙首们决定，每个角落（相当于过去的各个生产队）派出一名代表共同管理陈坂宫，这样，陈坂宫一共有13名庙董。李文峰是董事长，陈金寨成为了总干事。

根据新制定的财务规定，陈坂宫还配备财务和出纳，把陈坂宫每年的收支明细公示给村民和外地乡贤，每笔支出都要三人签字。

至于那场关于慈善的争论，庙董们最后决定，每年抽取部分香火钱，用以“天心慈善会”（永春慈善总会天心基金）的运作，管理陈坂宫的资金和做慈善的资金分开。

2013年，妈姐诞辰1053周年之时，“天心慈善会”和陈坂宫共同举办了一次活动，表彰“孝慈楷模家庭”。他们选出了30户孝慈家庭，除了外碧村的三户，其余都来自周边乡镇。但是，陈坂宫的义工们发出邀请函之后，不少“孝慈家庭”没有来参加活动，“他们以为是要钱的，不敢来。”陈金寨说。直到参加的人回去后，告诉他们，这不是要钱，是送钱的，送了800块钱。

除了评选孝慈家庭外，庙首还集体特意跑到泉州去观摩“乞龟”。这是妈祖庙的一种公益民俗活动，用捐款买来大米，分装成5斤的袋子，再叠成福龟的形象，进行开光仪式后，人们都相信乞回福米，可以保家平安。陈坂宫买来了5000斤大米，分装成1000袋，在活动结束后，便分发给周边五六个村子的老人们。

乡村慈善结合信仰，就这么慢慢地被带动了起来。

陈进国说，这只是“刚开始”，希望也是一种蝴蝶效应。他总结道，第一步建庙只是唤醒和发明传统，弘扬良善的民俗文化，凝聚社区民众和乡贤的文化认同感，第二步，通过公益慈善唤醒乡贤爱故乡的自觉能动性，也让儒家朴素的慈孝文化固本培元。现在，陈进国号召大家做第三步，在村落的华侨名居——福安堂，建一个乡土记忆馆，让这个乡土记忆馆将成为一个文化记忆的载体，乡村旅游文化的展示平台。

从乡村社区的文化构建入手，让社区人如何动起来，这也是陈进国从台湾、日本的社区总体营造中看到的成功经验。他和乡贤们都期盼，外碧村不再变空，还会有更多的人回来。

2016年3月25日，陈进国参加了一场在北京《十月》文学杂志的研讨会，名为“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研讨会的由头是网上疯传的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对于这篇文章，陈进国哈哈一笑：“文章写得很感人。但这是悲情主义的，个体家庭的命运不能移情为乡村的问题。”

“那您更认同哪种回馈乡村的方式？”我问。

“建设的。”陈进国言简意赅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