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首先对《国语•郑语》中史伯关于“和实生物”那段话的全文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解读；然后，对“和”字的本义以及《尚书•尧典》、《老子》、《易经》、《中庸》这些先秦经典文献中所用“和”字的内涵进行分析，来判断“和”字的本质是“生”还是“成”。接着，对“和实生物”与“和”文化二者的范畴、关联、区别进行探讨，最后认为“和”的本质是“成”，“大道和生学”不能成立，而“大道和成学”值得大力倡扬。

关键词：和实生物 “和”文化 “和”字本义 “和”的本质是“成” 和成学

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①，是根据史伯②“和实生物”的论断，所生发的创新学说。赞成钱先生学说的学者们大都就此阐发他们的美言，特别是朱贻庭先生发表于《江汉论坛》2016年11月号的《“和”的本质在于“生”——“大道和生学”之我见》③一文，全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皆在“和实生物”。故而，本文在论述“‘和’的本质是‘成’”的见解之前，必须将载于《国语•郑语》④中史伯的那段话的全文录出，进行全面分析，以利于我们对其思想实质，作出比较准确的解读：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亥极。故王者居九亥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

实，在先秦文献中指物品，如《易•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刲（ｋｕｉ）羊无血。”又指果实，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有蕡（ｆｅｎ）其实。”果实，犹言种子。所以，史伯说“和实生物”。指的是“实”生物，而不是指的“和”生物；也就是说物生物，无物而仅仅靠“和”是生不出另一物的。若无物，用什么去“和”呢？“和实”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割离了“实”，只谈“和”的作用，这是对“和实生物”的曲解。我想不明白，“简论”以及“‘和’的本质是‘生’”二文，为什么避而不谈“实”字呢？

史伯所说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两个“他”，皆对应的是“实”。“和”的作用是使“他”与“他”之间的关系求得平衡、和谐以至于达到恰如其分、恰到最佳状态的程度，“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平，是“和”的做法、过程、状态，即平复、解决、调适，恰到好处。

“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矣”，这些都是以物理喻事理，针对的是周朝末世昏君周幽王，排斥与自己想法不同的忠言，不“务和同”，而只听与自己想法相同的谗言，“与剸（同专，专擅）同”，到头来必然是江山“不继”，基业“尽弃”！

史伯那段话着意讲的不是宇宙万物生成之理，而主要讲的是以不同求大同之理，这从后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史伯说：“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有方”、“多物”说的是广开财路、言路，照应的是前面“千品”、“亿事”一大段，说的是“和”发挥到了极致——“和之至也”。而最终的目的是“务和同也”。

史伯不是不要“同”，而是要用众多的“不同”，“务和同”，来求得最后的大同，这是史伯“不同”与“同”的辩证法。然而，“简论”却批评史伯“忽略了‘同’与‘和’‘异’的联系。他并不知道‘和’‘异’之中还有‘同’，‘同’之中还有‘和’‘异’的辩证关系。”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句是“先王聘后于异姓”，史伯这里是讲生殖、生育的。现代生物学中所讲的“杂交优势”，史伯早就提出来了。民间有“同姓不结亲”的古谚。后面的“物一不讲”，“讲”与“構”通，即说的是交媾、交合。一个人，一个动物或植物单个怎样交媾、交合呢？史伯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这样的古代哲人，深知“杂”也好“和”也好，它们自身不能“生”“百物”。（请注意：史伯这里为什么用“百物”而不用“万物”？）“成百物”用“成”字，而“和实生物”用“生”字，因为“和”后有“实”。只有实体的人、实体的物才能生人生物。金木水火土，体现着构成物质的元素。

看看，史伯用字之精准，实在惊人！请大家仔细逐读、体味史伯的那段话，能归结出、提炼出“和生学”的理论框架吗？

我再强调一遍，“和实”才能生，单“和”不能生“物”。“和”是生化万物之动力。动力，作为万物生成必须具备的能动条件，只是催生、推动、促成万物生成，有利于万物生成，是万物生成的必备条件，它却不能直接生出万物来。

“和实生物”，是物理学、生物学、生命学的范畴，谈论的是“物之理”。“实”和“物”，皆是实体性的存在。“务和同”与务“专同”，主要讲的是“事理”，属于言、行的范畴，不具备实体性。我们在解读、分析史伯这段话时，必须将“物理”、“事理”两个方面清楚地分开，不能混为一谈。既要看到二者的联系，又要分清二者的不同。

“周幽王当政，王朝衰败，有识之士无不考虑退路，郑伯即是其一。郑伯名友，周宣王庶弟（即周幽王之叔），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爵位伯，称郑伯友；谥号桓，为后来的郑国开国之君，称郑桓公。周幽王命郑伯友为王朝司徒，主管教化。郑伯友考虑自己家庭和郑地子民的安全，想作大规模的搬迁，而找史伯商量，讨教办法。史伯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伯友指明了落脚之地。”⑤

史伯“和实生物”的这段议论，就出自史伯对郑桓公所说的“长篇大论”之中。史伯的话，实则是论时势、论政治的，是社会学的范畴。中国“和”文化的起源及后来的发展演变，主要在于社会的需要和应用，主要关乎的是“事理”。而“和实生物”，从根本上说论述的是“物理”，具有哲学、社会学的意义，与“和”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终归是自然科学命题。因此，在理论上，以及在应用上，就必须将二者分开。这个前提搞清楚之后，后文我们先从“和”的本义谈起，再分析《尚书》《老子》《易经》《中庸》等经典之作中“和”字的内涵，来探讨“和”的本质究竟是“生”，还是“成”的问题。

（一）“和”字的本义

学术界一般认为，“龢”是“和”的古字。“龢”在甲骨文中（见插图1），是三个人手拉手围成一圈跳舞的象形字，人头上面是一个两边张开很大的钝角“A”字，表示“天”。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曰：“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又解“龠”（yùe）曰：“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

一个“龢”字，包容着十分丰富的内涵。（1）三人手拉手跳舞，表明这是人与人相互合作的群体活动，又表明他们之间和谐作乐的关系；（2）人们头上顶着“天”，说明中华民族远古先民，早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人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们载歌载舞，很可能是在祭天；（3）《说文》释“龢”义为“调也”，调什么呢？是调“乐”。因为“龢”“从龠”,“龠”是一种“竹管三孔”乐器。说明人们跳舞唱歌，是有乐队吹、拉、弹、敲伴奏的。乐队要调音之高低、调节拍之快慢强弱，跳舞唱歌者要和合音之高低、调适节奏之快慢。所以，《说文》解释“和”字曰：“和”，“相应也。从口，禾声。”相应，包括乐队队员之间的相应，跳舞唱歌者之间的相应，歌声、舞步与音乐的相应，人与天的相应，……

钟鼎文、篆文中的“和”字（见插图2），将“龠”简化为“口”，取“龠”字中三个“口”字之一作代表，“口”在左，“禾”在右。从隶书开始，“口”与“禾”换位，变为今字“和”。“禾”，既标示读音，又代表禾苗庄稼之属，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必食之品。“禾”、“口”相配，增加了“和”字生命学的内涵。甲骨文中的“和”字，有先民祭天的意向。祭天，往往是祈求上天消灾赐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事和顺，也与“生”字有关。但，这与“和实生物”还都是两码事，很难扯在一起。

按照《说文》对甲骨文、钟鼎文的“和”字的解释，“调也”，“相应也”，其本义，完全是社会的、人文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的理念，没有传达实体的“物”之“生”的任何信息。“和”的本质是“调”，是由人调适的意识性活动；“相应”，是调适所达到的程度、状态、境界；没有与实体的“物”之“生”发生任何关系。说“‘和’的本质是‘生’”的论者，不能不考虑“和”字的本义对“和”字的本质，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一事实。“和”字是中国“和”文化的发端，源头。“和”字意蕴的延展、演变，始终是沿着“和”字的本义在丰富、提升。

（二）《尚书•尧典》中的“协‘和’万邦”

《尚书》编订的时间，虽说没有定论，流传也数经波折，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开篇“尧典”曰：“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对“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唐代注经名家孔颖达疏：“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没有完全解读出“协和万邦”的精义。笔者认为，仅就字面上讲，是说经过尧帝的“协和”，使万邦得以和睦、和顺。“和”在这里既有动词的协调、协和的性能、作用，又有经过尧帝的协调、协和而取得和睦、和顺的名词性结果、意义；和睦、和顺又描述尧帝与万邦，以及万邦与万邦之间一种和谐、和善之关系、状态。结果、状态，可以说“产生”。但此“生”，与“和实生物”之“生”，亦是有本质差别的。此处的“和”之意蕴，从根本上说，是成就万邦和睦、和顺、和谐、和善的大业。“和”在这里的本质是“成”，而不是“生”。

汉代王充《论衡•艺增》所说“尧之德大，所化者众，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万国。”万邦、万国，这是形容多与广的褒词。如果没有包容万象的胸怀、气度，没有践历诺言的雄才大略，“协和万邦”不是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然而，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圣人”——尧，做到了！是尧成就了“协和万邦”的大业。这里的“和”，能用“生”来表述吗？

（三）《老子》中的“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开头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后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对前面几句话的具体化阐释，是对“三生万物”的“万物”之不断再生繁衍过程及状态之描述。

“负阴”是背负着阴，即为背向着阴；“抱阳”，即怀抱着阳，是面向阳。向阳，是万物之本能本性。这说明老子观察事物极其精细，用词十分精当。这一句，也是老子对“二”的解释。他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的“二”，指的是“阴阳”，而不是《易》所说的“太极生两仪”的“天地”。其实，天地也是阴阳二气和合而成。

《说文》曰：“沖，涌繇（通摇）也。”“沖气”，并不是指的一种气体，而是指阴阳二气鼓荡、涌摇相沖。沖作动词。阴阳二气相沖涌摇，得以相互和合，达到一种调适的最佳状态而产生新物。是“阴阳二气”生万物，而不是“和”直接生万物。《礼记•郊特牲》：“阴阳和而万物得。”《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庄子》说“成和”，将成与和连在一起，来说明万物生成的过程与状态，准确地表述了“和”的性能、本质是“成”。

阴阳二气和合，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起着必不可少的大作用，但老子并没有说“和”生万物，只是说了“沖气以为和”而已。“和”，也只是指的阴阳二气“和合”的作用、过程、最佳状态，不是“大道和生学简论”所说的“又可以称之为‘和气’”。

《管子•内业》有“和乃生，不和不生”的话。但管子所说的前提是“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这与老子所说“冲气以为和”，是相通相类的。所谓的“不和不生”，是指的精、形不和不生，和后才生。管子并没有将和、生二字连用，故绝不是说的“和生”。

《汉语大词典》没有“和气”、“和生”这两个词条。

《老子》中“和”字出现8次，皆没有“生”的内涵和意向。

（四）《易经》中的“保合太和”

《易经》大致可以定为周初成书，这是一部影响极大的经典著作。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老子》之后？因为此处要引用的是《易经•乾卦》中的“彖辞”，学界基本确认“彖辞”为孔子或孔子的后学所作。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大和”，一本作“太和”。朱熹正义：“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⑥这是说“太和”是一种“气”，不精确。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的《白话易经》解为“均衡和合适当的状态”⑦，言者甚是。

《“和”的本质在于“生”——“大道和生学”之我见》（后文均简称“我见”）一文认为：“这是对‘和实生物’的另一种表述。‘乾道’即天道。天道的自然变化使万物各得其属性之正。而万物各正性命，方能达致‘太和’（“大和”即太和）。高亨注：‘太和非谓四时皆春，乃谓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时之气皆极调谐，不越自然规律……天能保合太和之景象，乃能普利万物，乃谓天之正道。’由太和而始生万物，于是才有万国之安宁。”

“太和”是“均衡和合适当的状态”，高亨说是“景象”，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是用来描状“‘乾道’即天道”运化资生万物过程中达到“各正性命”程度的一种最佳调适样态。就是“彖辞”中所说的“乃利贞”，最有利于万物生成。这里生成万物的是“乾道”，而不是“太和”。“我见”说“由太和而始生万物”，是断章取义之论。

“我见”说“我们无从确考《乾•彖》与史伯‘和实生物’出现之先后”，“无从确考”，此论无错。但，历史真实是《史记》、《汉书•艺文志》认为，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而成《国语》。现在一般认为，《国语》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而成。基本可以肯定，“和实生物”出现，当在《乾•彖》之后。

“我见”又说：“但可肯定的是，无论是‘和实生物’，还是‘保合太和，乃利贞’都是从本体论的高度，将‘和’认定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道明了‘生’作为‘和’的本质。”

我们前文说过“保合太和”，是一种状态，是无形的存在，它不是资生万物的实体。将此处的“和”，与“本体论”挂钩，实难成立。“和实生物”是本体论范畴。然而，抽掉了“实”，单单视“和”为本体，这是抽樑换柱之说，不能成立。史伯、《乾卦•彖辞》都没有将“和”当做万物生成本体的意蕴，也没有“和生”的话语，更没有认定“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这些，都是“简论”、“我见”给其强加的。

“我见”又说：“显然，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和《易经》表述的‘保合太和，乃利贞’，奠定了古典中国哲学‘和生’哲学的基础；它明确地揭示了中国‘和’文化的本质特征——‘生’。《易传•系辞下》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正表述了古典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本质。总之，‘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天地之大德曰生”，能“生”者是“天地”，天地是生万物的母体。《易传•系辞下》并没有说“和”之大德曰生，怎么能直接得出结论是“正表述了古典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本质”是“生”？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管子》说“和乃生，不和不生”，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再重复。

“我见”接着所列举的《淮南子•氾论训》“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淮南子•天文训》的“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些文献都没有直接说“和生”。阉割掉“实”的“和”，就像男性割掉睾丸，与女性交合，是绝对生不出孩子一样。话虽丑，理却真。

笔者曾撰写了《对“大道和生学简论”一文之异议》，发表于香港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学院的国际性刊物《弘道》2016年第三期，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江南app下载-官方网站 网等，皆可调出，充分论证了单“和”不能“生”的道理。有兴趣者可以参考。

（五）《中庸》所说的“和”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说文》：“庸，用也。”朱熹《论语集注》：“庸，常也。”“常”是什么呢？《老子》所说的“常道”，《荀子•天论》所说的“天行有常”，都是指的“规律”。据“我见”所引，南宋理学家陈淳说：“那恰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我们前文说“和”是一种“状态”。“我见”也说：“‘和’只是指一种事物存在状态，或是指一种处事方法”。分明这不是“实体”，不是“和实生物”中的“实”，可“我见”却硬是要说“《中庸》提出‘中和’，给‘和’以本体论的根据”。状态、方法，怎么能是“本体”？

“我见”说：

……《中庸》提出“中和”，给“和”以本体论的根据，在哲学上回答了什么才是“和”以及何以致“和”的问题。这是对孔子讲“和”的发展，也可以认为是对“和实生物”的“和”的补充和展开。就是说，唯有达到了“中和”，事物才得以“生”。由此达成了“和实生物”的儒学形态。“和实生物”及其转机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或曰“中和生物”，实现了“中和”与“和生”的融合，即由“中”而“和”，由“和”而“生”，充实并达成了“和实生物”作为宇宙万物生生之道的理论构成。

《说文》：“中，内也。”《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指的是人的情感内质。所以，“中”是本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是状态、程度，是“用”。这里的“中节”，一般解释为“合乎礼仪法度”。“中节”的“中”，与“谓之中”的“中”，内涵、意蕴明显不同。“中节”的“中”，是不偏不倚的意思。“节”，指的礼节、法度。因此，“中”在这里又有动词的性能，是说不偏不倚的“正中”礼节、法度的节要。“中节”的“中”，是用，不是本体。“致中和”是什么意思呢？是致使“中”（“谓之中”的“中”）达到“中节”程度的最佳的“和”的状态。这样，天地就各居其位，万物也就生存发展了。中与和，这里虽然连用，然而，内涵、作用却明显不一样。

作为事物存在、变化，体、用始终是合为一体的，永不分离。但是，作为研究，必须将它们的内涵、性质、作用清楚地分开。“我见”将“和”扯入本体，混淆了体与用的界限，从而也就模糊了“和”的本质。

《中庸》的“中和”，既有自然科学的内涵，也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范畴十分宽广。而“和实生物”，只是物理学、生物学、生命学的内涵。“中和”与“和实生物”，二者都有中国“和”文化的内核与外延，但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中”、“实”虽然都是本体，皆为有内质的存在，然而，“中”可以包括“天”，可以作“宇宙学”的探讨。而“实”则不行，“实”仅对应的是实体的物象，是指人的眼睛能看得见的有形体之物。“我见”没有分清“中和”与“和实生物”之不同，却妄发如上所引的一大段议论，什么“儒学形态”呀，“转机”呀，“融合”呀，“充实并达成”呀，等等，都是一些“创见”，但全都经不起分析、推敲，真有一点儿胡拉被子乱扯毡的味道！

“和实生物”，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科学的论断，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命学范畴之内，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需要什么“转机”、“融合”、发展之类的新名堂。只要不阉割掉“实”字，单独去谈什么“和”之“生”，保持本义就行了。

社会科学研究，也是科学，讲究、追求的都是精确。真理和谬误的差别，在毫厘之间。没有深入、仔细的研究，没有精确的分析、表述，想当然的欲立新论，往往事与愿违。“经典著作”的经典之言，就在于它的精确性，永远经得起分析、追问，经得起时间、历史的的检验、考验。

先秦之后，“和”字的应用广泛，内涵也有变化发展，但其本质都没有离开“和”字的本义，以及我们前面所举的经典中“和”字的意蕴，这里不需一一罗举。

（六）“和实生物”与“和”文化

2014年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时讲话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

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涉及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非常宽泛、丰富的内涵。而“和实生物”，仅仅是“和”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分。“和”字本义以及延展，使“和”在中华民族的文字著述与日常用语方面有十分广泛的运用，《汉语大词典》中关于“和”的词条，就有300多，却找不到“和生”的词条。习主席的“四观说”，对中国“和”文化的范畴、精神、思想，做了准确的理论概括与定位，也没有论及“和”与“生”的关系。

近年来，出现了“和”文化研究“热”，据2017年7月12日点击“中国‘和’文化论文”，“百度学术”统计，共有1754800篇之多。在这样的热潮之中，“我见”认为：“当人们几乎都一致认同‘和合’为中国传统‘和’文化标识之时，钱耕森教授经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学术积累，将早于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前200多年西周末史伯的‘和实生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历史地联系起来，并打通二者，结合时代精神，进行了转化和创新，提出了‘大道和生学’这一理论框架，对传统‘和’文化做了一种新的哲学概括和发展。史伯的‘和实生物’即‘和生’概念，视‘和’为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和生命之源，揭示了‘和’的本质。”（此段论述中诸多提法，很值得商榷，这里篇幅所限，恕不一一论析）

“我见”作者，依据钱耕森教授的“转化和创新”、“概括和发展”，认为：“‘和’的本质是‘生’。‘大道和生学’的提出，将为进一步深入发掘和展示传统‘和’文化的哲学精义开辟新的思想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前文已经说过，“和实生物”，仅仅是“和”文化的一个方面，也不是“和”文化的源头，如果说“和”的本质是“生”，那无疑是将“和”文化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无疑是给“和”文化戴上了一副枷锁，大大缩小了“和”文化所涵盖的范畴与应起的巨大作用。“物”是实体，可以说“生”；而“事”是人的言行与所涉对象之间的交接，则不能说“生”。 成事，不能说是“生事”。生事，是贬义词，是说本来无事，而硬生出“事”来，这是无事生非。尧“协和万邦”，是成就万邦咸宁的大业，能说“生”“万邦咸宁的大业”吗？

后世用得非常广泛的一句吉祥成语“家和万事兴”，若认定“和”的本质是“生”，将此吉祥语改为“家和万事生”，行不行？肯定不行！吉祥语变成不幸语、灾祸语了。但是，若认定“和”的本质是“成”，改为“家和万事成”，吉祥的意味全然犹在。

《老子》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将“生”与“成”区分得十分清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性能、作用。“势”，就是“阴阳二气和合”之动能、动势、状态，实质就是“和”。它不仅能够成就宇宙万物之“生”，还能成就人世间万事之“成”。老子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和”的本质是“成”的理论根据与实际应用范例。“和”有成就万事万物的巨大动势与能量。“和”的本质特征是史伯所说的“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平”。“平”，就是进行调适、协和，使“他”与“他”达到和谐、平衡的能动力量、条件与过程。“和”在生物、成事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能将“和”仅仅限定在“简论”及“我见”所设定的“生”的圈子里。

（七）“和”的本质是“成”

老子所说的“道生万物”，主要是对宇宙、万物已经生成的客观存在之回视与总结，同时，也主要体现着自然规律的自然而然的发展变化，也就是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所说的“万物在自然中生存”。“和”在“物”的生成过程中，也多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天性作为。但“和”对于人类社会的成就事业来说，其作用、价值、意义就更为广阔、重大了。“和”，完全是一种前瞻性的行进动势和动力，在人类社会来说，就是人如何充分发挥能动作用。“人在万物之间具有相当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⑧

中华民族5千多年来的“和”文化的起根发苗及其应用，主要在社会学范畴、领域，所涉及的主要是人事，而不是自然界的其他物类。

可是，钱耕森先生却一直坚持他的“和生”学说，2016年12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家手笔：“和”是天下之大道》一文，强拉硬扯地将习主席2014年9月中旬访问印度时所说的“大道”作为他的“和生”学说的理论根据，我们不得不予以辨析。钱先生说：

……“和”之所以能成为“道”，就在于“和”像“道”一样能“生万物”。老子不仅明确提出“道生万物”的主张，而且深刻揭示了其内在机理，那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道”所派生的阴阳二气经过互动、相互冲击，达到平衡状态时，就能生出万物。所以，“道生万物”其实就是“和生万物”，可简称为“和生”。

习主席访问印度时所说的“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并不是说“和”就等同于“道生万物”的“道”。“视作”，是说“和”与“道”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具有像“道”一样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视。但终归“和”还是“和”，“道”还是“道”，将“和”与“道”没有完全划等号。钱先生说习主席“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传统‘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意思是说将“和”转化成“道”了，即言“和”就是“道”。否认二者的区别，完全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仅仅是钱先生的一相情愿。钱先生将习主席的“视作”，妄改作“成为”，又说“转化”，这是移花接木，执意曲解、篡改。

钱先生说“和”像“道”一样能“生万物”，实则，“和”不具备“生万物”的因子、元素。“和”在万物的生成中，是必不可少的动力，过程，条件。但它不能直接生成万物。正像钱先生所说的“‘道’所派生的阴阳二气经过互动、相互冲击，达到平衡状态时，就能生出万物”。能生万物的是“‘道’所派生的阴阳二气”，不是“和”；“经过互动、相互冲击，达到平衡状态”，这才是“和”的作用、样态。能生物的实体，与促成物之生成的动能、过程以及状态，就是《老子》所说的“势”，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钱先生所说的“‘道生万物’其实就是‘和生万物’，可简称为‘和生’”，从事理、逻辑、词义分析，都是讲不通的。 “道生万物”的“道”，老子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从生“物”的这一面说，偏重于本体论，是宇宙学、生命学、生物学的命题。孙中山有名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习主席所说的“大道”，是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命题，其目标都是要成就全中国、全人类的幸福、和平大业，根本没有与“生”联系在一起的纤毫意向。

习主席2014年的两次讲话，都完全是从政治、社会的层面、范畴来谈论中国的“和”文化，与“生”根本无涉。其基本精神，都是以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和”的民族精神，来昭示天下，在世界各国的不同中，去谋求大同，构建“人类共同体”，以成就全人类的和平大业、安乐梦想。

所以，中国“和”文化的“和”之当今社会之用，主要的着眼点，不是顺其自然的“生”，而是发挥“和”的巨大能动性的“成”。“和”的作用与价值，主要在社会学方面，主要的功能与应用是成事。成事，就包含着“生物”。例如，成就农耕之事，必然以庄稼的旺长与丰收为目的。因此，“生”“成”二字相连曰“生成”。欲“生物”，必先“成事”。“和气生财”，不是“和气”能直接“生”出“财”来。而是，人与人通过“和气”“和谐”的交往协商，办成了这样、那样的事情，达成了这样那样的协议，进行农业耕作、工业制造、商业流通，才能“生”出财富来。很明显，“和”的本质是“成”，有成才有生。

《老子》第五十一章说的内驱外动的“势成之”，为我们提供了“和”文化理论架构之精、气、神。“物”之“生”，也是由于“势”之“成”。钱老先生立足于当今现实社会的需要，着意于对“和”的功能与作用的探讨，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和平、公平、公正的思想，资源丰富，意义重大而深远。“和”，能“成”万物、万事；万事万物，无“和”不能成。单个的人，抬脚动手，都要与人间万类去“和”，并达到“和”之最佳状态；不“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做不成。“成”与“和”，二者又如影随形，共存共在。“和”的意义大矣哉！“大道和成学”，可以成立，准确鲜亮，器宇轩昂，值得大力倡导宣扬。创建、倡扬“大道和成学”，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成就世界和平伟业，一定会发挥出正能量和大作用！

钱先生的文章对史伯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作了新解说：“这个定义有两层涵义：其一是多元性，即构成物的‘他’不能是单一的，而必须是多元的，下限绝不能少于两个，少于两个就只剩下一个‘他’，这就回到了‘同’，而‘同则不继’，是绝不能生物的。”

其实，“构成物的‘他’”，不一定“必须是多元”。

对于无生命之物的“和”成（钱先生定义为“和生”，不确切），“以他平他”的“他”，如钱先生在他的《“大道和生学”简论》所举的例证“和羮”，“既要有鸡、鱼、肉、蛋等主料，又要有油、盐、酱、醋等佐料，还要有水、火等资源”，“必须是多元”。人与人、集体与集体、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如钱先生“简论”所举“联合国”的组成（钱先生亦定义为“和生”，更不确切，实际是“和成”）中的“他”，可说“必须是多元”。钱先生将这些都定义为“和生”，极不准确！譬如“和羮”，说为“和‘成’羹”，就十分顺当。如果说成“和‘生’羹”，听起来就非常别扭。再如“联合国”，说组成“联合国”，就十分顺当；如果说“‘和生’‘联合国’”，这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对于人，或动植物的生殖繁衍来说（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生”），“以他平他”的“他”，只能是单数。两个单数相“和”，是二元，不是“多元”。

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

这里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异姓”上，即杂交优势。杂交只能是一对一，“他平他”；“他”，如果是两个以上，多元，那就是“乱交”了。

史伯的“以他平他”，是一个概括性论断，其中蕴含着多层面的丰富内涵，钱先生没有仔细研究，深入分析，就妄断“构成物的‘他’不能是单一的，而必须是多元的，下限绝不能少于两个”，不能不使人深表遗憾！生殖意义上的“平他”之“他”，要说“必须是多元”，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注释：

① 钱耕森《大道和生学》，载《光明日报》2015年3月2日。此文经过修改，又以《“大道和生学”简论》为题，发表于香港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学院主办的国际性刊物《弘道》2016年第一期。

② 周王朝太史伯阳父，简称史伯。西周末期人，生卒年不详。山西翼城隆化镇有史伯村。史伯是早于老子、孔子二百多年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太史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史伯在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故学者的专著中无不提及，史学界赞其为“尽知天下第一人”。

③《江汉论坛》2016年11月号第43-49页，人民网“大道和生学简论”栏可以调出同题文章，标明[本文转自：www.dylw.net，题后注曰：作者：朱贻庭　更新时间：2016-12-31 16:49:23。更新时间，在《江汉论坛》发表之后，作者观点当以最后“更新”为准。笔者又见不到《江汉论坛》2016年11月号文本，因此，《“和”的本质是“成”》这篇文章，所引朱贻庭先生的观点，全部出自朱先生的人民网网文。

④《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依据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⑤ 录自“史伯—国学网”“百度快照”介绍史伯的网文

⑥ 转引自《汉语大词典》第2册1467页

⑦ 南怀瑾、徐芹庭译注 《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 第13页。

⑧ 网文：《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

此文发表于2018年《恒道》春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