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传》原文：老子者， 楚苦县 ( 今河南省鹿邑县 ) 、 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此从古本史记；今本史记云：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 管藏书室的官 )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 “子之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 ( 驾，是乘马车而行 ) ，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 蓬，砂碛上转蓬也，累，转行貌。言人不得志，则生活如飘蓬，流转无定所 ) 。吾闻之，良贾 ( 贾，音古。良贾即会做生意的商人 ) 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 ( 态色即不自然的态度，淫志即过高的志愿 ) ，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 ( 罔，即网 ) ，游者可以为纶 ( 纶，即钓鱼的丝线 ) ，飞者可以为赠 ( 赠，即射鸟之箭 ) ，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 ( 邪，即耶字 ) 。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 ( 东周建都在洛邑，即今河南省洛阳县 ) ，见周之衰，迺 ( 乃 ) 遂去，至关 ( 即函谷关，在河南省灵宝县西南 ) ，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 ( 你自己虽不愿著书，请你勉强为我作一部书 ) 。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 《汉书艺文志》有老莱子十六篇，列于道家。 )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 关于老子年龄一事，我们不必怀疑，今世苏联人活到一百几十岁的还常有，他们都是普通劳动人民，不是专门修养家。老子精于修养之术，二百余岁并非不可能。 )

自孔子死 ( 孔子死于公元前 479 年 ) 之后百二十九年 ( 当作一百零五年 ) ；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 “始秦与周合而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 周本纪作十七岁，秦本纪作七十七岁，此处又作七十岁，数目字必有错误 ) 。或曰： “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 ( 第二代 ) ，宗为魏将，封于段干 ( 魏国地名 ) ；宗子注 ( 第三代 ) ，注子宫 ( 第四代 ) ，宫玄孙假 ( 第八代 ) ；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 ( 第九代 ) 为胶西王卬 ( 音昂 ) 太傅 ( 胶西，国名；太傅，官名 ) ，因家于齐焉。 ( 汉朝的胶西国，即今山东胶县、高密县等地。老子后裔因为在此处做官，所以就住家于此。山东省本是古之齐国，故曰，家于齐。 )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 ( 绌，同黜，排斥之意 ) ，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 老子传到此为止 )

司马迁的《老子传》虽只有四百五十六个字，但后人对于本篇中所说的姓名、人名、地名、官名、时代、后嗣、著书等事项提出不少问题，辩论纷纷，莫衷一是；今先将几个重要问题作如下的考证，以求得合理的解决。

老子和老莱子是否一人？

《庄子·外物篇》有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一段，其一百八十三字。庄子书上，凡老子皆称老聃，而此处不称老聃，可知老莱子另是一人。

《战国策·齐策》引道德经第三十九章，《魏策》引道德经第八十一章，皆称 “老子曰”；但《楚策》引老莱子语，不称“老子曰”，可知老莱子不是老子。

《汉书·艺文志》：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注，姓李，名耳”；又：“老莱子十六篇，注，楚人，与孔子同时”，分明不是一个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则老莱子”，可见司马迁早已认为是两个人。

《史记·老子本传》： “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言：“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可见书非一种，人非一人，显然有区别。

老子和太史儋是否一人 ?

老子与孔子同时，比孔子年长，此说不容易推翻。据本传言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考《史记·周本纪》烈王二年和《泰本纪》献公十一年，皆有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此时即公元前 374 年 ( 其实在孔子死后 105 年，不是孔子死后 129 年 ) ，设若这个时候孔子尚在，当为177 岁 ( 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 ) 。老子是孔子的前辈，比孔子年龄高，如果太史儋就是与孔于同时的老聃，也许将近 200 左右。司马迁恐其说难以取信，只好先把老子年龄说得异乎寻常：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如果太史儋本是生在战国时代，不是春秋时代孔子所问礼的那个老聃，那么，老子传中何必要把太史儋牵涉进去 ? 他们二人有什么关系?我想西汉时代总有些人认为 “老聃、老莱子、太史儋”是三位一体，司马迁对于这件事未免怀疑，既不敢肯定，又不敢否定，所以于老子正传之后，再将老莱子附带说几句，让读者自己去分析；老聃和老莱子虽同是楚人，虽都和孔子同时，但一则“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一则“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可见同中有异，未必就是一人。其次又将文太史儋的言行也叙说几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一则当面教训过孔子，一则在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才出现；一则莫知其所终，一则亲身见秦献公，一则以自隐无名为务，一则跑到人生面前谈国家大事；一则教孔子深藏若虚、盛德若愚，一则谓秦国将出霸王、预言耸听。前后言行，这样的不伦不类。并且加以恍惚迷离之论调：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看他连用两个“或曰”，就是他自己不肯负责的话。这件事非但史迁弄不清楚，虽与史迁同时的一班知识分子也弄不清楚，竟无法下一结论，只好以不了了之，所以说“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与孔子是否同时 ?

《礼记·曾子问》一篇中有几处记载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 “吾闻诸老聃曰”这句话，孔子说了三次；又说：“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即此可以证明孔子当日曾经见过老子，老子年龄比较高，知识比较丰富，孔子有许多不懂的事情要去请教于他。

《庄子第十二·天地篇》有 “夫子问于老聃”一段 ( 约一百五十字 ) 。

《庄子第十三·天道篇》有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一段 ( 约二百四十字 ) 。

《庄子第十四·天运篇》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一段，“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一段，“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一段 ) “孔子谓老聃曰”一段。 ( 以士四段共约一千二百余字 )

《庄子第二十一·田子方篇》有 “孔子见老聃”一段。 ( 约四百六十字 ) 。

《庄子第二十二·知北游篇》有 “孔子问于老聃……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一段 ( 约三百六十字 ) 。

按：孔老相见之事，是庄子的 “重言” ( 庄子曾经说过，他的书中，重言占十分之七 ) ，不是虚构，因为他想借重当世所尊崇的前辈和大家所共知的事实，以发扬他自己的学说，如果孔、老非同时的人，而凭空捏造 “孔子见老聃”这件事，岂不成为笑话。我们可以相信孔、老见面，是实有其事；孔、老问答之语，却是庄子借题目做文章，未必靠得住。

《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第四·贵公》：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王公矣”。据此可知老聃与孔子同时。

《吕氏春秋卷二·仲春纪第四·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这也可以证明老聃是孔子的先生，二人同时。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周，间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且有赠言。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之所严事 ( 严事，就是尊崇这些人为师 ) ，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 ”。

根据以上各书记载，决定老子与孔子同时，无法可以否认。

道德经是否老聃所著？

《韩非子卷十·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其后又加解说：“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古之人难正言，故托之于鱼。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以上是解说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末二句，明明白白的把“老聃”二字提出来了。

《韩非子卷七·喻老第二十一》也同样引此二句：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 ……故曰，鱼不可脱于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解说与前大致相同。不管他解说的对不对，总可以证明道德经确是老聃所作。为什幺不用“老聃曰”而用“故曰”？因本篇标题“喻老”二字已很明显，故不必再重复其辞了。

《韩非子卷十八·六反第四十六》： “老聃有言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 这两句在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 。以下都是韩非子批驳老子之说，显然与老子意旨不相符合，但也能够证实道德经是老聃所作。

《韩非子卷六·解老·卷七·喻老》这两篇完全是引道德经上的辞句，并且都加以 “故曰”二字。两篇中共计约有一百个“故曰”。所谓“故曰”，就是指老子所说的话，因为两篇标题早己表示出来了，我们还能够怀疑吗 ? 老子当然就是老聃，难道还有第二个老子吗？

《庄子第三十三·天下篇》：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欲；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 ( 此六句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 。即此可以证明道德经是老聃的著作。《庄子第二十二·知北遂篇》： “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 此五句见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 。所引末一句，较今本老子不同。考《韩非子：解老篇》所引前四句，多四个 “失”字，亦和今本老子不同。我想《老子、庄子、韩非子》这三部书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作品，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经过无数次的传钞和翻刻，彼此字句略有异同，才是各存真相，若一字不差，反而令人怀疑了。

《庄子第十·肤箧篇》： “故月，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此二句见道德经第三十六章 ) ，下面接着自己解说一句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与《韩非子》所谓“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其意义完全两样。我们今日只求能够证明道德经是老聃所作已足，庄韩二解，谁对谁不对，可以不去管它。

《说苑·敬慎篇》：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 ? 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 ( 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 。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搞 ( 道德经第七十六章 ) 。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 ”。叔向即羊舌肿，春秋时晋国人，与郑国子产同时。在那个时候，他也引 证道德经上的成语，认为是老聃之言，可知老聃著书时还在叔向和子产以前，假使在他们以后，他就无从引证了。因此可以断定著道德经者确是春秋时代的老聃。 《说苑》是西汉刘向所校。刘向是公元以前的人，在当时最称博学，他既采录了叔向引证老聃这几句话，可知他对于老聃著道德经这件事没有什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