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主术训》云：“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循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淮南子》一书系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下宾客所编撰的。

西汉初建之时，民贫而马乏，全国农业生产和贸易交换几于停滞，百姓尚未从战争的悲伤情绪中恢复过来。高祖刘邦审时度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历经几代统治者的执行，以致“海内殷富，国力充实”。而“休养生息”这一政策的思想基础，正是来源于春秋末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刘安被分封在淮南国，因推崇“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因此，在编撰《淮南子》时，刘安着重阐述道家的思想观点，以图为后继者提供参考和效仿。

为何道家的思想学说会被汉初的统治者和王族所重视，用之于制定国家及封地的政策？

《道德经》(河上公本)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指出，“道”永久处于谦卑且无人知其名号的状态，虽然卑微，但是并未因柔弱而臣服在谁之下。进而建议统治者施政要抱道守一，方可使天下万物各居其位、无有纷争。

显然，秦末的混乱、楚汉的纷争使得汉初统治者迫切希望有一种治国方法，能安定民心，保国祚之长久。以提倡“贵清静而民自定”、“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学遂被汉初统治者采纳，历六七十载而致“文景之治”的盛世。

周室东迁，虽存王畿，却再无心力傲视天下。诸侯争国，大夫夺家，“八佾”之舞司空见惯。时为周王室柱下史的老子，感叹世间的纷乱、王室的衰微，于函谷关留下五千之言而西去，即为今时所见的《道德经》。老子在《道德经》中，以其丰富的典籍积累和做史官的经历，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一国之内民众，若多存机巧好胜之心，那么国家将不能安宁。为政者，当鼓励百姓关心自我性命之大事，去除诈伪、贪婪，这是治国的上策。

国民是社稷的根本，使他们“夫智不敢为”，可以让社会正常运行。但是，若执政者滥用权力、以公谋私，甚至谋害百姓，于国也是不利。对此，老子说“以正治国”、“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鹖冠子•博选》说“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淮南子•主术训》说“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道家认为，掌政者应当效仿上古圣王，遵道而行德，约束自己行为，不以国家暴力机器来恐吓镇压百姓，因为“民常不畏死”。

儒家常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翻阅先秦道家经典，我们发现，道家虽然也重视民众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但更多地是在向当政者阐述遵道行政的圣王之术。这不难理解。自三皇、五帝，以至尧、舜、禹、汤，皆是奉道治国的明君，其治下之民皆是安居而乐业，百姓淳朴自然，君王“垂衣裳而天下治”。所以国之本在民，国之神在君。行政者既然身负重任，则不能任意妄为、草率冲动。譬如，在任用人方面，要做到“不我贤愚”（《文始经》），不以己见来判断属下的能干与否，表现出能干的就应当称为贤，做事不得力的就是愚；在对他国外交方面，要始终谨慎使用武力，因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战争之事是“好还”的。而在私生活方面，《文始经•三极》说：“圣人之于众人，饮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车同也，富贵贫贱同也。”国家管理者不能特殊于群众，生活起居应如普通人一般，不奢侈、不恃贵。这对当今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行动有值得借鉴的作用。

《南华经•逍遥游》中有一故事，讲上古大禹王自觉德行不足，欲将王权禅让给当时一位贤达的隐士许由，他找到许由，恭敬地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大禹王称赞许由是日月之光华，而将自己比作烧柴的火苗，认为许继位方能治理好天下，自己不应尸位素餐。当然，道家的隐士虽关心天下，却不愿为有名之事，何况禹在位已将天下治理得很好，便拒绝了。道家推崇为政者要常躬自反省，检视自己平时所言所行。若遇贤明之人，应当虚心求教，或者退位让贤。这不仅是利于国家健康、稳定发展，也利于自我修品行、开智慧、明道德。

先秦道家之学，在明确宇宙万物根本之规律“道”的同时，也寄希望于邦国的行政者可以明了和遵守“道”的法则，行“德”在十方，利益众生。这就是所谓的“南面之术”，治国安民之学。

作为修道之人，我们不单单是行利己之事，更要做利他之事。无论在山林庙观、红尘世俗，或身居要职、为政一方，或经营有道、富甲一地，都要牢记道家祖师的圣训，慈利众生、爱国爱教，肩负起复兴祖国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