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如此，越是知其然者越想知其所以然，越是探究不到就越痛苦，因为有些事情实在搞不清楚，实在找不到答案或者没有合理的解释，于是，人发明了“神”，这些神大多从常见之物脱胎过来，然后被赋予新的使命，运数未具的，人力不及的，就交给它们去化解和运筹，人们最初造神，也许只是为了给自己无助的心灵暂时找一个支点，帮衬着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与禁忌，这些被生活历练后沉淀下来的金科玉律成了笃信者的处世法则，同时也是民俗中极具识别性的标志物，不管它们是喜是悲，是俗是雅，是智是愚，都是与历史对话时的最好翻译。天津的民间崇拜特点鲜明，既不偏废，又重实惠，也就是说，既有不拘泥于一两种实物的泛崇拜影子，又能看出极强的功利色彩。

移民城市催生了移民文化，移民文化又沉淀了移民信仰。旧时，天津民间崇拜的动物足能组成一个“动物园”，龙、凤、龟、鱼、马、猴、麒麟、蝙蝠、狮子、老虎、仙鹤、喜鹊，统统都被视为祥兽，无论在民居中的砖雕、石雕、木雕中，还是贴于家中的年画、剪纸窗花或女红绣品上，处处体现出对动物的崇拜观念，或直接将其定为吉祥物，或借其谐音、寓意寄托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其中，以对“五大家”的崇拜最为典型。

“五大家”也叫“五大仙”，分别是狐仙(狐狸)、黄仙(黄鼠狼)、白仙(刺猬)、柳仙(蛇)和灰仙(老鼠)，民间俗称“狐黄白柳灰”。对“五大家”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对妖仙的崇拜，其思想基座是万物有灵。旧时的天津人认为有些生灵之所以屡经灾难而不绝，是被一种外在仙气护佑的结果，如何将那仙气借来让自己沾染一点，就成了许多人日思夜想的问题。

比如这“狐黄白柳灰”，千万年来，天灾毁它们，天敌追它们，但它们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所以民间认为“五大家”是与人类长期伴生、亦妖亦仙的灵异，如果侵犯了它们，它们就会使侵害者受到对等的惩罚；倘若敬奉它们，就会得到暗地的福佑。

正是这种将信将疑的心态、半惧半忧的意识，成就了“五大家”登堂入室的尊严。倒退百年，天津老城的许多人家都能见到被供之高阁的“五大家”。供奉方法一种是在家中的佛堂、祖先堂旁边供全神像，包括九位神灵，也就是增福财神，福、禄、寿三星及“五大家”，分为三排顺序排列。这时的“五大家”全化为人像，慈眉善目，除白仙被附会为凤冠霞帔的白老太太形象外，其余四位都是男像，穿官服，戴暖帽，颜色为灰蓝或石青，显得极可信赖。另一种是在院中角落盖起一座三尺多宽、两尺多高的“仙家楼”，将“五大家”牌位供之于内。

百姓发明的诸神，各有各的任务和领地，绝不越权，也互不替代。在他们眼里，吃饱喝足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居家平安是生活的第一要务，所以，过日子最重要的是门户紧、炉灶旺，于是门神和灶神从天而降。门神，是一尊被赋予了高强本领的多功能保护神，驱邪魔、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每天端守宅门，迎送主人，监视陌路，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俗神之一。

天津早期的门神都是能驱鬼镇妖的武将，像秦琼、尉迟恭、赵公明，无不绝技在身。文官门神以赐福天官居多，大都贴于院内堂屋门上。祈福门神则与多子多福相连，画面大多用谐音，取吉利，比如爵、鹿、蝠、喜、马、宝、瓶、鞍八字，寓意“爵禄福喜，马报平安”，恨不得功名利禄为我取，一年长占四时春。文官门神和祈福门神常常成双配对贴在门上，黄金组合有：天官(或状元)配送子娘娘；喜神配和合二仙；刘海儿配招财童子。

灶神也是一尊将崇拜之物和自然现象融为人格化的神灵之一，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也是要百般精心呵护的。灶神是家神，天天和一家老小厮守在一起，它的神祃儿常年供于家中灶台上方的墙壁里，接受香火的熏陶。原来，人们以为灶神只管饮食，所以在祭灶时不惜用最美的词藻颂扬它，后来又传说灶神还是个“神探”，兼职搜集各家隐私，然后向玉皇大帝报告。“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说的就是灶王爷的“第二职业”。民间认定，一个人如果被灶王爷举报，大错减寿300天，小错损寿100天，人们惹不起它，只好把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专门拿出来，诸事不做，单管祭灶，在灶王神像前摆放用饴糖滚上芝麻做成的糖瓜，希求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它说人的坏话。

老天津的民间崇拜大都从远古的原始信仰传袭而来，崇拜对象涉及千事万物，有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体，有风、雨、雷、电、虹、云等自然力，有水、火、山、石等自然物，还有麒麟、仙鹤、鱼、蝙蝠、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等具体的动物和石榴、葫芦、莲子等常见的植物。妈祖信仰传入天津后，很快发展为多功能神灵，既可护航，又能祛灾赐福，掌握着福、禄、寿、喜乃至生育等大权，法力无边，而且有求必应。为此，天津曾在东门外小直沽、河东大直沽、丁字沽等地建有16座天后宫，其中东门外小直沽天后宫为皇帝敕建，影响颇大；而位于鼓楼附近的天后宫至今仍居世界三大天后宫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