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研究吕鹏志
2016-01-13
(四)明成祖统治时期解缙等纂《永乐大典》比现存明《正统道藏》早几十年编成,现在尚存六十卷《永乐大典目录》和近八百卷残本。《永乐大典目录》“箓”字号著录多种道箓,包括道书《太上三五都功秘箓》、《正一盟威秘箓》一至六、道书《上清大洞三十九章真经箓品》一至三、道书《上清大洞秘箓》一至六、道书《灵宝中盟箓》一至五、道书《上清三洞五雷经箓》、道书《大洞文昌箓》、道书《正一延生保命箓》、道书《太上北帝伏魔神咒杀鬼箓》一至二、道书《神霄三官秘箓》、道书《神霄正一龙虎玄坛秘箓》、道书《中天北斗七元秘箓》、道书《玄天真武秘箓》、道书《十宫东岳预修度亡黄箓》、《太上九牛将军破地迁山秘箓》、《正一金桥度化秘箓》、道书《灵宝血湖秘箓》一至二。(30)这些道箓名目大都见于前引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正一诸品法箓”条。除神霄正一龙虎玄坛秘箓、太上九牛将军破地迁山秘箓、正一金桥度化秘箓之外,戴祥柳均有收藏。这就再次证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渊源甚早,至迟在明初已经形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列道箓中《永乐大典》尚存《正一盟威秘箓》四,可以考定是明《道藏》经《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的一部分,(31)与戴祥柳所藏正一盟威箓迥然不同。“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是多种正一箓的总称,而不是单独的箓。下面将谈到明朝弘治年间张皇后所受的正一盟威箓就是单独的箓,说明单独的正一盟威箓至迟在弘治年间已经出现。
(五)明朝四十七代天师张玄庆曾于弘治六年(1493)授予张皇后(1470-1541)数阶经箓,其中一道题为《三洞赤文总真仙简》的文件尚存留于世,由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曾在2000年芝加哥艺术研究所举办的“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与中国艺术”展中展出。(32)《三洞赤文总真仙简》提到张皇后所受诸阶经箓的名称(包括上清大洞经箓、上清三洞五雷经箓、正一盟威修真经箓、太上宫大黄经箓、太上三五都功经箓、太上北斗七元秘箓、太上三官辅化秘箓、太上九真妙戒秘箓、太上升玄血湖保生秘箓),这些箓全都可以在戴祥柳整理收藏的27种天师经箓中找到。《总真仙简》又提到各阶经箓的构成要素(如上清大洞经箓由上清大洞经箓请法词一部、大洞合同环券、法箓照帖、三洞真文板策、大洞紫白交带、十八朝真谒简、回车毕道灵符组成,正一盟威修真经箓由正一盟威经箓请法词一部、黄白合同环券、法箓照帖、修真职简组成),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基本一致,惟张皇后所受各阶经箓所含文件更少一些而已。
(六)清代前期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曾在《崆峒问答》中谈到当时流传的33阶正一箓,包括“都功、盟威、五雷、大洞、中盟、三洞、预修、拔亡、延生、伏魔、文昌、祈嗣、保童、血湖、三官、北斗、真武、玄坛、赵侯、玄女、华盖、咒诅、九牛、二十八宿、紫微、自然、神霄诸箓”(33)。按“神霄诸箓”可能就是宋代神霄派道书《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列出的“神霄保仙秘箓七阶”(34)或与其相关,与其它箓合成33阶。这33阶宝箓与明初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列述的34阶法箓大体相同而略有出入,说明从明初至清代前期正一箓的变化不大。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中有近20种箓的名称见于朱权和张继宗的著述,基本上可以判定戴氏所藏经箓大部分至迟在明清时代已经流传。
(七)台湾中华民国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会庋藏台北市商贾许进林1947年所受《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一宗(以下简称“正一大黄箓”),这是当时寓居上海的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授予许氏之实物。台湾成功大学丁煌教授根据原件编纂了全宗目录,并作了校录和研究。(35)全宗经箓共计243道文件,其中编号047—053《太上洞玄灵宝金箓度命冥府十宫豫修真经》和编号009—109《太上洞元灵宝金箓度命冥府宫豫修黄箓》是互相配对的经和箓。
虽然戴祥柳并未收集到别本正一大黄箓而只获得丁煌校录本的复印件,但他收藏的其它箓对研究正一大黄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因为各种箓都包含共同要素(详上文),所以可以根据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判定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中一些无题文件的题名。例如,丁煌编目003号假题为《天师牒付许进林执照》,据戴祥柳所藏五雷箓的类似文件(36),此即正一大黄箓的《职牒》。
其次,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根据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校勘正一大黄箓的文字内容,也可以比较文件形制、格式、图像的异同。如丁煌校录编号162《昊天玉皇宥罪敕赦》行4“三宝开关”,据戴祥柳藏同种文件“关”当改作“图”;行6“霈入弦之化雨”,据戴藏本“霈入弦”当改作“沾八极”;行38“或语言诡谲德行偏和之罪”,戴藏本在行34下;行54与行55之间有“上帝真符”一道,戴藏本缺,等等。
再次,比照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可以看出,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不仅具有天师经箓的共同要素,而且作为大宗经箓,它还包含多种其它箓及其请法词。如编号146《太上中天北斗七元星君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七元箓,编号150《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上元天官辅化秘箓》、151《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中元地官辅化秘箓》、152《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下元水官辅化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三元箓,编号154《上元三百六十应感天尊神号名讳》(题《三百六十应感天尊辅化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应感箓,编号017《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延生箓,编号015则是延生箓的请法词,等等。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根据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校勘和研究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例如根据编号006《虚无自然六合通天金符箓祖》,知戴祥柳收藏的同种文件题名脱落“六合通天”四字。
(八)19世纪末台湾新竹道士林汝梅去龙虎山朝圣受职,从六十一代天师手中购得若干道家秘籍,回新竹后建立“正一嗣坛”。《龙虎山师传法派(职箓坛靖/治炁心印)传道》是林汝梅从龙虎山带回的授箓科范手册之一,其中“授箓法职品级”条有云:“上清大洞经箓(正一品衔头)、上清三洞五雷经箓(此正二、三品衔头)、正一盟威经箓(此正四、五品衔头)、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此正六、七品衔头)”。(37)这里的法职品级清楚表明,都功箓、盟威箓、五雷箓和大洞箓应逐阶升授。戴祥柳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正是依此次序排列这四阶道士箓的,完全符合龙虎山旧制。不过,实际上戴氏传承的授箓法事也有越阶而受(38)、重受(39)、同一次受几部箓等变通的情况。
(九)龙虎山天师府获得戴祥柳赠送的四部老箓之后,曾经采访了当时尚在世的“天师经箓”制作人李水太。采访记发表于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网站。(40)这是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采访记,它表明龙虎山天师府在民国以前一直垄断着经箓的生产和销售。除了“私出符箓”、亲赴龙虎山受箓、由张天师或其委派之法官下山去各地给人授箓这几种情况,过去大多数道士或普通信士受箓都须购买龙虎山法箓局委托印制并运送到各地销售的经箓。明清时期国家是明令禁止“私出符箓”的,民国战乱以来龙虎山自顾无暇,才出现了自由私营经箓的现象。
这篇采访记有许多地方可以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相印证,例如:①可能正是因为民国以降民间社会可以“私出”和买卖天师经箓,所以戴祥柳才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好多地方收集到道士保存下来的经箓。②根据采访记,民国时代龙虎山天师府销售经箓的主要方式是“用手推车推到九江,船运到上海、苏州一带”。修水邻近九江(1985年修水县划归九江市管辖),修水一带的道士过去很容易买到龙虎山的天师经箓,授受天师经箓已成风气。戴祥柳之所以祖上好几代和他本人都很懂授箓,也知道保存经箓的重要性,与修水历来盛行授箓这一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③采访记提到预修箓(按即大黄箓)、拔亡箓、童子箓、观音箓和文昌箓是民国时代社会流行的几种经箓,戴祥柳都有收藏。其中,观音箓在明初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著录的34阶正一法箓和清代前期天师张继宗《崆峒问答》提到的33阶宝箓中均未出现,但见于这篇讲民国时期天师经箓制作的采访记和清代光绪年间抄本《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41),故可推断观音箓大约是在清代中、后期问世的。
世界宗教研究 吕鹏志
2016-01-13
(四)明成祖统治时期解缙等纂《永乐大典》比现存明《正统道藏》早几十年编成,现在尚存六十卷《永乐大典目录》和近八百卷残本。《永乐大典目录》“箓”字号著录多种道箓,包括道书《太上三五都功秘箓》、《正一盟威秘箓》一至六、道书《上清大洞三十九章真经箓品》一至三、道书《上清大洞秘箓》一至六、道书《灵宝中盟箓》一至五、道书《上清三洞五雷经箓》、道书《大洞文昌箓》、道书《正一延生保命箓》、道书《太上北帝伏魔神咒杀鬼箓》一至二、道书《神霄三官秘箓》、道书《神霄正一龙虎玄坛秘箓》、道书《中天北斗七元秘箓》、道书《玄天真武秘箓》、道书《十宫东岳预修度亡黄箓》、《太上九牛将军破地迁山秘箓》、《正一金桥度化秘箓》、道书《灵宝血湖秘箓》一至二。(30)这些道箓名目大都见于前引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正一诸品法箓”条。除神霄正一龙虎玄坛秘箓、太上九牛将军破地迁山秘箓、正一金桥度化秘箓之外,戴祥柳均有收藏。这就再次证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渊源甚早,至迟在明初已经形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列道箓中《永乐大典》尚存《正一盟威秘箓》四,可以考定是明《道藏》经《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的一部分,(31)与戴祥柳所藏正一盟威箓迥然不同。“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是多种正一箓的总称,而不是单独的箓。下面将谈到明朝弘治年间张皇后所受的正一盟威箓就是单独的箓,说明单独的正一盟威箓至迟在弘治年间已经出现。
(五)明朝四十七代天师张玄庆曾于弘治六年(1493)授予张皇后(1470-1541)数阶经箓,其中一道题为《三洞赤文总真仙简》的文件尚存留于世,由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曾在2000年芝加哥艺术研究所举办的“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与中国艺术”展中展出。(32)《三洞赤文总真仙简》提到张皇后所受诸阶经箓的名称(包括上清大洞经箓、上清三洞五雷经箓、正一盟威修真经箓、太上宫大黄经箓、太上三五都功经箓、太上北斗七元秘箓、太上三官辅化秘箓、太上九真妙戒秘箓、太上升玄血湖保生秘箓),这些箓全都可以在戴祥柳整理收藏的27种天师经箓中找到。《总真仙简》又提到各阶经箓的构成要素(如上清大洞经箓由上清大洞经箓请法词一部、大洞合同环券、法箓照帖、三洞真文板策、大洞紫白交带、十八朝真谒简、回车毕道灵符组成,正一盟威修真经箓由正一盟威经箓请法词一部、黄白合同环券、法箓照帖、修真职简组成),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基本一致,惟张皇后所受各阶经箓所含文件更少一些而已。
(六)清代前期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曾在《崆峒问答》中谈到当时流传的33阶正一箓,包括“都功、盟威、五雷、大洞、中盟、三洞、预修、拔亡、延生、伏魔、文昌、祈嗣、保童、血湖、三官、北斗、真武、玄坛、赵侯、玄女、华盖、咒诅、九牛、二十八宿、紫微、自然、神霄诸箓”(33)。按“神霄诸箓”可能就是宋代神霄派道书《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列出的“神霄保仙秘箓七阶”(34)或与其相关,与其它箓合成33阶。这33阶宝箓与明初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列述的34阶法箓大体相同而略有出入,说明从明初至清代前期正一箓的变化不大。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中有近20种箓的名称见于朱权和张继宗的著述,基本上可以判定戴氏所藏经箓大部分至迟在明清时代已经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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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戴祥柳并未收集到别本正一大黄箓而只获得丁煌校录本的复印件,但他收藏的其它箓对研究正一大黄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因为各种箓都包含共同要素(详上文),所以可以根据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判定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中一些无题文件的题名。例如,丁煌编目003号假题为《天师牒付许进林执照》,据戴祥柳所藏五雷箓的类似文件(36),此即正一大黄箓的《职牒》。
其次,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根据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校勘正一大黄箓的文字内容,也可以比较文件形制、格式、图像的异同。如丁煌校录编号162《昊天玉皇宥罪敕赦》行4“三宝开关”,据戴祥柳藏同种文件“关”当改作“图”;行6“霈入弦之化雨”,据戴藏本“霈入弦”当改作“沾八极”;行38“或语言诡谲德行偏和之罪”,戴藏本在行34下;行54与行55之间有“上帝真符”一道,戴藏本缺,等等。
再次,比照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可以看出,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不仅具有天师经箓的共同要素,而且作为大宗经箓,它还包含多种其它箓及其请法词。如编号146《太上中天北斗七元星君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七元箓,编号150《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上元天官辅化秘箓》、151《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中元地官辅化秘箓》、152《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下元水官辅化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三元箓,编号154《上元三百六十应感天尊神号名讳》(题《三百六十应感天尊辅化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应感箓,编号017《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延生箓,编号015则是延生箓的请法词,等等。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根据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校勘和研究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例如根据编号006《虚无自然六合通天金符箓祖》,知戴祥柳收藏的同种文件题名脱落“六合通天”四字。
(八)19世纪末台湾新竹道士林汝梅去龙虎山朝圣受职,从六十一代天师手中购得若干道家秘籍,回新竹后建立“正一嗣坛”。《龙虎山师传法派(职箓坛靖/治炁心印)传道》是林汝梅从龙虎山带回的授箓科范手册之一,其中“授箓法职品级”条有云:“上清大洞经箓(正一品衔头)、上清三洞五雷经箓(此正二、三品衔头)、正一盟威经箓(此正四、五品衔头)、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此正六、七品衔头)”。(37)这里的法职品级清楚表明,都功箓、盟威箓、五雷箓和大洞箓应逐阶升授。戴祥柳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正是依此次序排列这四阶道士箓的,完全符合龙虎山旧制。不过,实际上戴氏传承的授箓法事也有越阶而受(38)、重受(39)、同一次受几部箓等变通的情况。
(九)龙虎山天师府获得戴祥柳赠送的四部老箓之后,曾经采访了当时尚在世的“天师经箓”制作人李水太。采访记发表于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网站。(40)这是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采访记,它表明龙虎山天师府在民国以前一直垄断着经箓的生产和销售。除了“私出符箓”、亲赴龙虎山受箓、由张天师或其委派之法官下山去各地给人授箓这几种情况,过去大多数道士或普通信士受箓都须购买龙虎山法箓局委托印制并运送到各地销售的经箓。明清时期国家是明令禁止“私出符箓”的,民国战乱以来龙虎山自顾无暇,才出现了自由私营经箓的现象。
这篇采访记有许多地方可以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相印证,例如:①可能正是因为民国以降民间社会可以“私出”和买卖天师经箓,所以戴祥柳才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好多地方收集到道士保存下来的经箓。②根据采访记,民国时代龙虎山天师府销售经箓的主要方式是“用手推车推到九江,船运到上海、苏州一带”。修水邻近九江(1985年修水县划归九江市管辖),修水一带的道士过去很容易买到龙虎山的天师经箓,授受天师经箓已成风气。戴祥柳之所以祖上好几代和他本人都很懂授箓,也知道保存经箓的重要性,与修水历来盛行授箓这一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③采访记提到预修箓(按即大黄箓)、拔亡箓、童子箓、观音箓和文昌箓是民国时代社会流行的几种经箓,戴祥柳都有收藏。其中,观音箓在明初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著录的34阶正一法箓和清代前期天师张继宗《崆峒问答》提到的33阶宝箓中均未出现,但见于这篇讲民国时期天师经箓制作的采访记和清代光绪年间抄本《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41),故可推断观音箓大约是在清代中、后期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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