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于明末清初之时在中国传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华传教士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反映了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碰撞产生的矛盾，最终结果导致了清政府对天主教的百年禁止。时至今日，政策开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西方的宗教（我国承认的西方宗教只有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合法化，中国本土的宗教也开始走向世界。但是在传教和习俗之间如何保持和谐？以史为鉴，礼仪之争的经验教训依然值得借鉴。

一、礼仪之争的过程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葡萄牙耶稣会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等传统的礼仪，使其在传教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效。

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为了削弱葡萄牙耶稣会在华传教势力，反对利玛窦的主张，认为祀孔祭祖是异端，不能宽容，并提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而抨击耶稣会。1635年多明我会派人向罗马教廷控告耶稣会。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多明我会的指控，禁止中国信徒祀孔祭祖。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自登极之日》通谕，重申1645年禁令，并命在华传教士必须宣誓遵守。康熙皇帝对教皇禁令“与中国道理夫相悖谬”之处严加驳斥。鉴于教廷坚持执行禁令，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决定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

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又颁布通谕废止“八项准许”，重申克雷芒十一世的禁令，清廷则针锋相对，严禁传教。

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禁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现在已完全失去约束的作用”，这才标志着礼仪之争正式结束。

二、礼仪之争的根本原因

1、天主教传教士基于对一神论教义的认知，把对其他一切神的信仰皆视为异端邪神，对其他宗教教义具有强烈的排斥性，把不信仰自己宗教都视为异端，当成敌对目标进行消灭，诸如“不寻求耶和华，没一个行善的、尽都是邪恶的，及不信耶稣的即为敌对耶稣的，被定罪的下地狱的”，“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在天主教传教士看来，中国人千百年来祭祖祭孔都是异端，所以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天和祭祀圣人的习俗要全部的否定并禁止，他们追求的是人人都按照一个标准去信仰上帝，实际是采取存同灭异的一种霸道方式，这与“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精神不同，不是中国传统容不下天主教，而是其自身的教义容不下多元和同的中国传统礼俗，因此矛盾的发生就是必然。

2、罗马教廷和传教士的傲慢源自对中国传统礼俗教化价值的无知，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礼记》里说“行修言道，礼之质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通过不同的仪式而教人互敬，礼体现了天地间的秩序。因其和谐，所以万物都能融洽共处；因其秩序，所以万物都又有其差别，礼的本质是让人中正无邪，礼的功能使人庄敬恭顺。传统的礼俗对于个人道德的养成有着无法代替的教化作用，在正人伦，和谐人际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传承千百年的礼俗一直发挥着重要功能。从这个方面讲，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很大程度上通过礼俗承载流传至今，对于整个华夏民族是不可或缺的，有着积极正面的价值，所以传教士刻意禁止传统礼俗是清政府同样和大众不能接受的。

西方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悠久博大的文化，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成功离不开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把祭祖、祭孔当成偶像崇拜的禁止，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不深究中国人祭祖祭孔的本质意义。中国人讲究孝道，认为孝为百善先，人和万物虽然是天地长养，但谁都知道人不是石头里出来的，都由父母的爱护养育才长大成人，父母的恩德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中国人祭祖是感怀父母祖辈的养育之恩表达孝道，人的善是从孝开始的，一个人如果连生身父母都不能善孝，那么对周围的人自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另外人们祭祀的时候都要进行斋戒的仪式，其中就包含了反省自己的内容，因为人们怕自己做错了事情，辱没父母的名声，曾子说：“孝有三等。第一等的孝是能光父耀母，第二等的孝是不钻辱父母的令名，第三等的孝是能够赡养父母。”又说“自己的身体，乃是父母的遗体。以父母的遗体来做事，敢不小心翼翼吗？日常起居不端重，就是不孝；父母去世以后，还能够小心翼翼地运用父母的遗体行事，不连累父母被人垢骂，这才叫做能终身行孝”。所以祭祖是表达孝道的形式，也时刻提醒着人们一定发扬善道，对人、对家、对社会都不敢为非作歹，这才是博爱的精神真正的体现。

中国人对历史上有功德的人进行祭祀，是因为他们有功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是人们尊德他们的体现，《礼记》里还说贤者的祭祀，一定会得到鬼神所赐的福。但这个福，不是世俗所说的福。贤者的福，是“备”的意思。而备字就是一切事情都顺着理办的意思。无所不顺，这就叫备。其意思是说，对自己，按着良知行事；对外界，按着道理行事。可见中国人祭祀的目的是感恩报本，并以此为榜样敦促自己修身立功，仁爱社会，并不是讨好取悦于祖先圣人，礼仪之争的时候，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会士手持十字架，在市街中大喊：“凡拒绝相信福音，便如孔子一样堕落地狱”的无知行为招致人们的厌恶和政府的反制也是一种必然。当时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风俗的看法，确实体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实在是肤浅。

三、礼仪之争对现代宗教传教的启示

宗教的传播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更应该尊重各地的民俗，而不是前改变习俗，要避免传教的宗教狂热，避免为了传教而传教，应该在教义和传统礼俗之间找到共同的东西，把劝善和谐社会当成传教的目的，《礼记》说“礼从宜，使从俗”，“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中国人讲入乡随俗，尊重对方的礼俗，才能潜移默化，“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对传统习俗中能起到正面教化的方面要理解加以利用，尊重习俗，符合国情民风，不粗暴的洗脑伤害对方、践踏对方的习俗，而是把宗教的真精神传播出来，在异中求同，传达和谐、包容和善的精神。宗教的根本应该是教化人心，让不善的人向善，而不是让有正信的人改变自己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1939年，罗马教廷废除原来的禁令时的理由仅仅是“承认敬孔不具有宗教意义”。外来宗教传播从本质上讲不可能友好的面对中国已经有的正信。

当年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时，在北京可以觐见皇帝，在士大夫中能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很大方面是利玛窦对中国传统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他知道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的服饰。利玛窦传教的成功和他尊重传统礼俗的传教策略和方式是分不开的。同样印度传来的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之一，在中国出现的三教圆融也指出了外来宗教成功的途径必须要与传统礼俗结合起来，才能融入中国社会。

应该看到在当今社会，民间地下传教依然走着去除传统习俗，不允许祭祖、祭天，把中国象征吉祥的龙说成邪恶的东西，诸如此类等等去中国化的形式使他们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把中国的礼俗和宗教定为迷信异端，久而久之使得中国的信徒对传统文化看成腐朽的东西。一个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凝聚力，离不开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知和肯定，去中国化的传教会让社会的人群分裂，动摇文化的根基，这种危害是国家不容忽视的问题。

近几十年，因西方强势资本的扩张，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及自卑心理，使其在国内发展迅速，同时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诸如人们热衷于过洋节，把洋节当消费节、情人节过，使人颓废，而旨在让人感恩报本的传统节日缺渐渐冷落。

多元和合，诸教相通才是人间的正道，福音不是哪个上帝给的，是靠自己的道德和付出的，行善积德自有福报，不是不信哪个宗教就会下地狱，只有找到所有正教中慈悲、爱、善的根本教旨，才能达到多教的统一。中国的发展有必要不同宗教的交流对话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必须坚持宗教的中国化原则。宗教中国化是唯一的出路，正确与处理与礼俗的关系，不单一的敌对、清除、去中国化，只有在两者中找到共通的内容，才利于传教，不是同化国人，拔除中国传统文明的礼俗作为传教的前提。

当传教遇见传统，无论何时，尊重才是正确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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