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语文课的时候，读到了庄子的《逍遥游》。老师在讲台上激昂地叙述着大鹏展翅九万里的壮举，小小的我心中也因此种下了一颗浪漫主义的种子。然而在深入研究了道学思想后才发现，原来庄子讲大鹏，只不过是一个引子。他要说的是，别看大鹏是一种已经超越了世间一切存在的事物，却也仍然无法超越宇宙而存在。它的起飞，需要凭借六月风，需要水击三千里，需要助力和培风。如果没有风，它庞大的身躯终将会被困束在北冥之地，只能望着遥远的南冥而兴叹。于是，我对大鹏产生了一丝同情。同时我心中也产生一个疑问，庄子说的无待逍遥，究竟是怎么样的境界呢？这世上真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凭借就可以实现逍遥理想的事物吗？

诚然，庄子讲的无待，不是人们肉体上的无待，而是要通过心斋和坐忘的功夫，使世上的人和事不会动摇我们内心的寂然。就像是在《齐物论》篇章中提到的行如枯槁的人们一样，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物都不存在需求（更不用提欲求了）。如果不依赖于他物而生，那么他物自然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困束；如果没有了任何的困束，那自然也便是无待的理了。

这么一想，道理似乎很通。但再想想，似乎又有那么些不通。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感受这个世界的声色犬马，毫无疑问，凭借的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觉，凭借的是自己的身体。这躯肉身，让我们体味到了某些物质可能带来的快乐，也让我们体味到很多的痛苦和无奈。局限我们实现无待逍遥的事物——或者可以说，我们有待于、依赖于生存的事物——便是这幅躯体，是我们明明想要超脱却又不得不依凭的东西。于是，这就使庄子的有待和无待的思想产生了一对矛盾，即：人们所追求的事物，是超越了他的现实能力之外的，那么，究竟是要超越现实而继续追求，还是应该在有限的范畴中得到有待的逍遥呢？

这两种答案，乍看之下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对于终极的无限追求，是驱使人们前进的源动力。道家思想探讨的“道”，是这一观点的典型表现。然而，去思考人应该如何活着的命题，这是哲学家的事情。可对于我等普罗大众来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世界的终极是什么，而是更加关心日常的柴米油盐，是生活的琐事和我们因这些琐事而呈现出怎样的生命情感。如果说应该怎么活着，是一种绝对理性的表达；那么，在有限的生命和社会环境中，我们需要怎样活着，这当是一种具有情感温度的审视。生活，需要的不仅是思考，更是带有每个人不同视角的观照。

所以，相比去探讨如何才能无待这样形而上的终极内容，当我们去思考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意义时，把观察的视角回归到具体的日常上，就非常有必要去解决那些我们必须依待的事物和心灵产生怎样的交叉的问题。即是说，人们更加需要去从有待的命题中，寻找到适性逍遥的尺度。

一旦提及适性逍遥，就很容易想到郭象。郭象的理论曾经被很多人批评，原因在于他以自己的观点曲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讲逍遥，实则是在讲齐物，郭象在这个概念上推衍出了“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的观点。他认为，不论是展翅九天的大鹏鸟，还是只能在蓬蒿之间蹦跳的小麻雀，只要能找到适合它生存的场所，就是寻到了独属于自己的逍遥。郭象说，这叫“各有所安”。因为你无法改变麻雀的本性，让其去实现大鹏的理想。如果强行改变，可能会对它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人们批评郭象，也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解读和庄子的看法似乎不一致。但认真读后会发现，当所有人都在谈论老庄玄理的时候，郭象的字字句句都是关乎于人世的。他规劝人们要安时处顺，因为每个人的境况都是各有缘由的，而人的痛苦正在于既无法摆脱当下的境遇，又不能客观承认当下的处境，无法出离也无法正视，所以才不能够得逍遥。在现实主义者的眼中，逍遥不应该是对所有一切有待的超越，而应该是放下对他者无谓的羡慕，安于自己的生活与生命，才能从当下的环境中寻找到破茧的新生。

生而为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七情六欲的鼓动。但若能将其控制在适当且合理的范畴中，不伤害他人，也不会过度损伤了自己，我们虽然被有限所拘束，却也因为有待的物质而实现了某些性情上的自在。至于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终极的逍遥，似乎已经不具有太大的意义。经中说，“列子御风风御子”，乘风的列子必然要有待于风，但乘风的列子也必然会感谢于风。逍遥与否，不是他人给予我们的界定，而是我们对自身生活的审视和具体感知。

那么，现在的生活中，你逍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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