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历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殖民时期，在政教合一的局面下，清教神学不仅在社会思想领域内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教会在政治生活中也拥有很大的权力。独立战争以后，政教分离，宗教的政治势力逐渐削弱，但在精神生活中仍拥有很大权力。与此相关，美国哲学的发展从殖民时期起直到现代都与宗教的演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殖民时期约翰逊、爱德华兹的哲学主要是为清教神学做论证。独立战争后直至20世纪，自然神论、先验论哲学、进化论哲学、绝对唯心主义、人格主义、过程哲学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宗教有联系。

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崇尚科学、看重实效的经验主义哲学流派，虽然没有把宗教作为它的首要研究对象，但它并没有轻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它的创始人皮尔士认为宗教是保证美国民主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主要手段，他提倡一种“爱的宗教”，认为基督教的理想就是通过人们共同对上帝的爱以及每个人对其邻居的爱这条纽带，把整个世界结合到一起。它的另一位创始人詹姆斯更加重视宗教研究，写出《宗教经验种种》这本名著，对宗教经验做出许多重要论述。新实用主义者罗蒂虽然以反传统哲学著称，但他并没有贬低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主张信仰自由，强调宗教信仰是与政治无关的私人事务。在一些重要的宗教哲学问题上，他们认为，宗教必须私人化，宗教经验乃私人宗教的核心；上帝是有限的，而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它们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各有各的价值。

传统的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认为宗教与科学是绝对对立的，科学的发展严重影响宗教的声誉，日益缩小宗教的势力范围。与此不同，皮尔士虽然承认宗教与科学的差异，但并不认为这两者是绝对对立的，他主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以爱为核心、越出目前各个教派的割据局面、把科学家以及广大信徒包罗在内的“科学的宗教”。在他看来，那些具有真正虔诚的宗教体验的人，始终“相信真理并没有分割为两种相互斗争的学说，相信知识可能在他的信仰中产生的任何变化都只能影响宗教的表现，而不能影响它所表现的那种深奥的奥秘。可以适当地把他们的这种心态称为科学的宗教”。尽管他认为这种宗教不是科学或科学精神本身产生的，但它接受科学精神的激励，深信科学的全部成就都是它自己的胜利，并把科学的全部成果接受下来，作为用以达到真理的步骤。另一方面，他认为科学必须把关于目的论的思考留给宗教，也就是把理想留给宗教，而科学可以让自己仅仅被有效的因果关系所推动，按照自己的步伐向前迈进。

在这个问题上，杜威持有与皮尔士大致相似的观点，也认为科学与宗教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他没有像皮尔士那样提出“科学的宗教”或“宗教与科学的联姻”，而是规劝那些因看到宗教信仰受到科学发展的压力而对宗教前途忧虑不安的宗教人士，不必为此苦恼焦虑，因为他认为宗教的前途是与下述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即相信人类经验和人际关系能够产生一种关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的强烈意识，并能激发一种使这种意识变成现实的行动。他说：“如果我们的那些名义上的宗教组织学会利用它们的各种象征和仪式去表达和增强那样一种信念，它们将变成一些能与知识和社会需要和谐共处的生活概念的有益的同盟军。”

对于宗教与科学究竟谁是谁非、谁优谁劣的问题，罗蒂持中立态度，认为宗教和科学之间无所谓是非优劣，而是各有各的价值。他说：“对功利主义者来说，并非理智责任感使我们认为我们务必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做出选择，而是我们极不情愿地承认，两者都同等地是其所是，因为人类对它们各有所需。”由此出发，他认为科学实在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是同一种冲动的产物，它们都是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实施的私人计划，是人们以各自私人的方式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的两种不同的尝试。

总的来说，尽管宗教信仰不是实用主义者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但从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罗蒂等人的有关论述中，也能发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过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例如，他们对宗教私人化趋势的赞同和支持，对“上帝”观念所做的新解释等等。宗教私人化是两百余年来美国宗教发展中的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它符合信仰自由的原则，具有积极意义，能在一定程度上清除或避免制度宗教中现存的种种弊端，使信徒摆脱教会对信徒施加的种种约束和迫害。他们否认上帝的无限性，否认上帝是驾凌于人类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威，力图把上帝从天国拉回到尘世，或者把上帝理解为某种理想的目标，它在某个时候能对信徒们的意志和情感起着权威性的作用，而不是某种先存的、独立的存在，这些看法也能冲淡传统的上帝概念的迷信色彩。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答的。这里只想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必像传统的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那样把这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也不必像皮尔士那样为达到这两者的结合，而提出什么“宗教与科学的联姻”或者什么“科学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