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们所说的邪教，主要是一个政治名词，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宗教，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权，都有各自不同的“邪教”观。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当代邪教有共性，在于两者都受到政府及合法宗教的排斥，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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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治者视为邪教的宗教异端

要注意的是，邪教与宗教有不解之缘。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宗教或宗教异端，也会被统治者视为邪教，比如在今天被视为正统、合法的佛、道，两者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斗固不待言，即使就各有偏好的统治者而言，也往往视此方或彼方为“妖妄”。在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佛教的演变过程中，它们与统治者和社会主流的关系，确实多有不和谐之处，尤其是在它们的早期。而且，由它们内部分裂而出的一些异端教派，以及打着它们旗号的某些民间教派，其言其行，确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邪教已经相差无几。

从中国邪教发展的总体情况看，元末白莲教正式形成以前出现的种种“邪教”“妖贼”“吃菜事魔”等类，多为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宗教异端，以及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民间秘密教派、迷信团体。白莲教形成后，比较正规意义上的邪教开始出现，无论它们是崇道还是奉佛，也无论他们“安分守己”与否，他们的组织、经卷、教义和活动都与现实社会秩序不相吻合。如果看到他们的反社会层面，就不妨直呼为“邪教”。

明清邪教十分活跃，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其一，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分布范围广泛；其二，以弥勒佛（白莲教系统）和无生老母（明末以后的众多邪教）为核心，信仰多元化；其三，邪教的反社会、反政府活动突出，政府的禁止、镇压措施日趋严厉。

元末农民起义由相互混合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发动，这些秘密宗教倡导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之说，便于起义者用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开辟新天地，因此成了元末起义者用以发动斗争的武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推翻了蒙元帝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大明帝国和一个起于下层的新帝王。

朱元璋起初由一介平民参加“邪教”发动的造反时，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颇为信奉，但为时不长。朱元璋深知民间教派对现行秩序为害之烈，如蚁穴溃堤一般，建立明朝后，即以峻法严刑治理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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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意义的邪教

但是白莲教等教派活动并没有止息，它贯穿着有明一代，遍布大江南北，构成了整个明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明代的白莲教从整体上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应该说是传统与非传统相掺合。传统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白莲教的宗派上。茅子元“尝发誓言，愿大地人普觉妙道，每以四字为定名之宗”。无论朝廷如何严厉镇压，“正宗”白莲教的血脉总能代代流传。

至于非传统的因素可能更多一点。元末以后的白莲教从整体上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与元普度复教时的信仰也大相径庭。如果谈论明代的白莲教，就历史传统而言，它仅具其名而不具其实了。从绝大多数教派的活动中，弥陀净土信仰的色彩渐渐褪去，几乎都信仰起弥勒救世观念，从白莲教起事的众多案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打着“弥勒佛”的旗号，“以妖言惑众”。

而且，白莲教也不仅仅作为下层民众反抗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它表现出的形态要复杂得多。众多的白莲教支派从来没有统一过，它们从活动内容、方式到对统治者的态度往往各有千秋。一些支派仍被民众用为对抗现行秩序的工具；一些支派则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导致明中叶后诸多邪教的产生；一些教派的首领则发生蜕变，把白莲教作为敛钱致富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加以利用，甚至走向社会上层；还有一些白莲教派，在“边寇”窥视中原时，充当奸细，沦落为民族败类。

虽然明代白莲教的组织因为环境压迫而显得十分松散，但它在教义方面，毕竟有一个信仰核心，就是宣扬弥勒佛出世，当主世界，号召教徒起来反对现存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传教方式上，多采取神秘方式，或聚众烧香，或写佛号、传谶语、撰“妖词”，或以幻术相引诱，如撒豆成兵、剪纸人纸马相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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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的白莲教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香会、红巾军、白莲教团因袭抗元传统，揭竿起事，涉及面几达半个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永乐十八年（1402）山东康赛儿的起事。史书称唐赛儿藏“妖书”、宝剑，通晓诸术，“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

明朝中、后期，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社会财富比以前积累得更多，而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中固有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却日益激化。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地租与赋税剥削越来越重。政治上日益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地主阶级生活骄奢淫逸，广大农民则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内政的腐败，导致边防的废弛，边患因之经常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中，种种民间教派，包括邪教，滋生蔓延，并不时竖旗举事。

如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座，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千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贴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如故。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至天启年间，王森的信徒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分别于今山东、河北发动武装起义，均遭明政府的残酷镇压。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一些不安本分、追求现世利益的下层社会中人，把传教敛钱视为一种摆脱生活困境甚至借以致富的门径，遂不避风险，以医病、巫术等为手段，以消灾纳福延命及来世利益（成仙成佛）为幌子，创立种种名目的教派，由于它们在创教伊始就受到政府或重或轻的压制，最终都不免归于教门、邪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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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从镇压到“与民休息”

明代的著名教门有罗教、闻香教、弘阳教、黄天教、三一教以及由它们演变而成的一些支派，其组织和活动对明代社会的影响极大，并逐渐超过了白莲教的影响—尽管由于政府的蒙昧而常常把各类邪教都称为白莲教，即所谓“皆隐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

明中叶后出现的各类邪教教派往往延续至清朝甚至民国。

明末清初则开始遍地发芽。明末清初是民间教派的活跃时期，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大动乱。明末，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民间教派是对明王朝的严重威胁，不加遏止，势必星火燎原。

清政权入主中原不久，就遇到了“邪教”这个令前朝统治者头疼不已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了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清廷决定对“邪教”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

顺治年间，各地“邪教”活动蜂起，愈演愈烈，且带有反清色彩，实为民族矛盾激烈的结果。面对一股股不可遏止的民间教派反抗的浪潮，顺治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下旨严禁“邪教”。

至于康熙、雍正时期，两朝皇帝多少带有“与民休息”的味道，对于“邪教”没有采取什么大的动作，乾隆以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仅乾隆、嘉庆两朝，就先后有王伦、林清和李文成及川陕五省“教匪”的大规模起事，至于大大小小的邪教案件，则不胜枚举，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各种名目的“邪教”就有三四百种之多。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六卷（2005年），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