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中国历史上的九大定律

网络佚名

2014-01-1419:22:00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 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 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 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 臣传》。 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 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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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佚名

    2014-01-141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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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 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 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 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 臣传》。 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 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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