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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6
原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注解:如果我是漫画家,我会因这章《道德经》产生一种冲动,迎接挑战,一定要给这位古代修道士画幅脸谱。然而我不会漫画。也许正因为我不会,所以才会冲动,如果真是漫画家,或许就茫然无下手处。犹疑、敬畏、散漫、敦厚、旷达、浑融、淡泊、飘逸,一幅脸谱里如何容得下这些线条?一张脸上如何挂得住如此复杂的神情?如果不像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的南宗五祖白玉蟾那样,先画一个圆,然后说“道,就是这个”,大概也就没有其他更好的画法了,就只好承认这位修道士确实“深不可识”了。
就《道德经》的本义而言,“深不可识”当然是道本体的人格化,即道的内涵内化为人的精神气质,精神气质散发出敦厚、飘逸等等人格魅力。这样复杂的人格,如果和光同尘,那就蛮可爱,像是一个随缘去就的老顽童,可以陪着你玩各种游戏,老成的,童稚的,入俗的,出尘的,自自然然,逍遥倜傥;如果“深不可识”只是做作的形象秀,装深沉,扮远旷,说话行事推宕恍惚,首鼠两端,故意让人莫测高深,那就有些面目可憎了。受《道德经》所谓“深不可识”的影响,这两种人格表现一直都广泛存在,而装扮做作的可能更多些。
同样在修道的名义下,同样追求道的人格化,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天壤之别?缘由很简单,不是所有的修道者都怀有道化的内在精神。没有内在精神的形象秀,其实很容易被识破,不值得放到文字里去针砭,但由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将道家“深不可识”的精神人格演变为装逼的“君人南面之术”,所以研读这一章时,需要有所甄别。
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主道”,核心在如何驾驭群臣。《韩非子·主道》就是专门教君主干这个的,如说,“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意即君主要掩盖自己的意图,模糊自己的执政方式,隐藏自己的实际能力。为什么要弄得这样“深不可识”呢?“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简言之,君主越是“深不可识”,群臣就越是害怕。而让群臣害怕,就能巩固君主的权威、地位,所以是南面称王的秘密武器。
无疑,历史上践行这套“君人南面之术”的,代代不乏其人。结果如何呢?我们举一个例证。《史记》载太监赵高劝秦二世说,“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与群臣一起商议政事,会暴露秦二世的无知无能。于是秦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这套“南面之术”,躲进后宫,大小政事在后宫里与赵高裁决,因此就有了“指鹿为马”的中国政治剧本。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政治、嫔妃政治,大多数就是这么来的。
作秀的“深不可识”,确实糟糕透顶,但这怨不得《道德经》。《道德经》讲修道士,或许有些陈义太高的毛病,企羡的人做不到,就只好装。但好装的人,终归是要装的,不装成这样,就会装成那样,《道德经》只是无意间说出了一个可供装扮的模样而已。若就《道德经》本身而言,这个模样既不是空穴来风,实有其历史文化渊源;也不是无聊时的漫画涂鸦,而有其哲学上的真实含义。这两点《道德经》本义,大概是装不出来的。
何以见得《道德经》的说法实有其历史文化渊源?很简单,因为经文中明明白白写着“古之善为道者”。按照常识,将“道”推崇为最高概念并且展开系统阐述的,正始于老子《道德经》,此前华夏文明的最高概念不是“道”,而是天、帝、德、礼等等,更无所谓道家,何来的“古之善为道者”?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所谓“古之善为道者”,是老子从更古的文化中概括出来的,不是更古的人自称的。
进而言之,老子可能将什么样的人概括为“善为道者”?这要从复杂脸谱所反映的精神气质上来探寻。就笔者读书所及,在比老子更古老的文化人物中,最可能带得上这个复杂脸谱的,应该是《国语·楚语》里所描述的古代巫祝,“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巫祝不但要有凝神专一、斋戒精洁的持身修养,要有通天彻地的智慧,还要有散发光芒般的社会感染力,有聪明超群的才能。显然,这样的巫祝,脸谱也很复杂,而且像《道德经》的“善为道者”一样,拥有超能力。“善为道者”的超能力是让浑水澄清,让沉寂再生,巫祝的超能力是让“明神降之”,前者是哲学王,后者是宗教家,职业特征决定超能力的表现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精神气质,都不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者所能比拟的,是非凡的。据此看来,更古的巫祝应该是《道德经》“古之善为道者”的一大历史文化渊源。二者当然有差别,但那是哲学王对宗教家的升华。
毋庸置疑,《道德经》断然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所以要讲述这么个“古之善为道者”的故事,必有其哲学实义,其表述,就是本章最后的两个问号,一问谁能让浑水澄清,二问谁能让沉寂再生。这样的设问当然是隐喻,答案不能是明矾和生物学工程。明矾能加速沉淀,生物工程能从枯骨中提取DNA,克隆生命,但这些都不是老子所要思考的事情。老子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蔽而新成”,就自然而言,是在冬季的万物大收敛中依然保持不变的那股生机;就社会而言,是在历经丧乱、文明凋敝、生计萧条之后,如何激活社会重建的动力。自然的生机,无为而成,而社会的重建,则需要哲学王的感召和指引。《道德经》所描述的修道士,就是这样的哲学王。
哲学王当然不同于“马上得天下”的君主,不依恃武断和暴力。在面对一个丧乱凋敝的时代现实时,他不能不犹疑而慎思,本着敬畏之心,忧思重建的文明秩序是否会重蹈覆辙;又不能不敦厚而浑融,以旷达的开放胸襟,海纳百川,整合社会的不同阶层、族群,消除隐患,避免重建的新秩序将社会撕裂成对抗、对立的集团;还不能不进行政治意志、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解构,放弃操控的意图,以免社会重建过早模式化,丧失其多元互动、调整互适的发展动力。
按照哲学王的精神内涵来瞻望修道士的脸谱,线条是否更清晰了?神态是否也更生动而圆润了?所以《道德经》的意蕴,要细细品味。既不能看见“深不可识”就望而生畏,更不能装扮成“深不可识”让别人望而生畏。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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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注解:如果我是漫画家,我会因这章《道德经》产生一种冲动,迎接挑战,一定要给这位古代修道士画幅脸谱。然而我不会漫画。也许正因为我不会,所以才会冲动,如果真是漫画家,或许就茫然无下手处。犹疑、敬畏、散漫、敦厚、旷达、浑融、淡泊、飘逸,一幅脸谱里如何容得下这些线条?一张脸上如何挂得住如此复杂的神情?如果不像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的南宗五祖白玉蟾那样,先画一个圆,然后说“道,就是这个”,大概也就没有其他更好的画法了,就只好承认这位修道士确实“深不可识”了。
就《道德经》的本义而言,“深不可识”当然是道本体的人格化,即道的内涵内化为人的精神气质,精神气质散发出敦厚、飘逸等等人格魅力。这样复杂的人格,如果和光同尘,那就蛮可爱,像是一个随缘去就的老顽童,可以陪着你玩各种游戏,老成的,童稚的,入俗的,出尘的,自自然然,逍遥倜傥;如果“深不可识”只是做作的形象秀,装深沉,扮远旷,说话行事推宕恍惚,首鼠两端,故意让人莫测高深,那就有些面目可憎了。受《道德经》所谓“深不可识”的影响,这两种人格表现一直都广泛存在,而装扮做作的可能更多些。
同样在修道的名义下,同样追求道的人格化,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天壤之别?缘由很简单,不是所有的修道者都怀有道化的内在精神。没有内在精神的形象秀,其实很容易被识破,不值得放到文字里去针砭,但由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将道家“深不可识”的精神人格演变为装逼的“君人南面之术”,所以研读这一章时,需要有所甄别。
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主道”,核心在如何驾驭群臣。《韩非子·主道》就是专门教君主干这个的,如说,“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意即君主要掩盖自己的意图,模糊自己的执政方式,隐藏自己的实际能力。为什么要弄得这样“深不可识”呢?“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简言之,君主越是“深不可识”,群臣就越是害怕。而让群臣害怕,就能巩固君主的权威、地位,所以是南面称王的秘密武器。
无疑,历史上践行这套“君人南面之术”的,代代不乏其人。结果如何呢?我们举一个例证。《史记》载太监赵高劝秦二世说,“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与群臣一起商议政事,会暴露秦二世的无知无能。于是秦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这套“南面之术”,躲进后宫,大小政事在后宫里与赵高裁决,因此就有了“指鹿为马”的中国政治剧本。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政治、嫔妃政治,大多数就是这么来的。
作秀的“深不可识”,确实糟糕透顶,但这怨不得《道德经》。《道德经》讲修道士,或许有些陈义太高的毛病,企羡的人做不到,就只好装。但好装的人,终归是要装的,不装成这样,就会装成那样,《道德经》只是无意间说出了一个可供装扮的模样而已。若就《道德经》本身而言,这个模样既不是空穴来风,实有其历史文化渊源;也不是无聊时的漫画涂鸦,而有其哲学上的真实含义。这两点《道德经》本义,大概是装不出来的。
何以见得《道德经》的说法实有其历史文化渊源?很简单,因为经文中明明白白写着“古之善为道者”。按照常识,将“道”推崇为最高概念并且展开系统阐述的,正始于老子《道德经》,此前华夏文明的最高概念不是“道”,而是天、帝、德、礼等等,更无所谓道家,何来的“古之善为道者”?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所谓“古之善为道者”,是老子从更古的文化中概括出来的,不是更古的人自称的。
进而言之,老子可能将什么样的人概括为“善为道者”?这要从复杂脸谱所反映的精神气质上来探寻。就笔者读书所及,在比老子更古老的文化人物中,最可能带得上这个复杂脸谱的,应该是《国语·楚语》里所描述的古代巫祝,“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巫祝不但要有凝神专一、斋戒精洁的持身修养,要有通天彻地的智慧,还要有散发光芒般的社会感染力,有聪明超群的才能。显然,这样的巫祝,脸谱也很复杂,而且像《道德经》的“善为道者”一样,拥有超能力。“善为道者”的超能力是让浑水澄清,让沉寂再生,巫祝的超能力是让“明神降之”,前者是哲学王,后者是宗教家,职业特征决定超能力的表现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精神气质,都不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者所能比拟的,是非凡的。据此看来,更古的巫祝应该是《道德经》“古之善为道者”的一大历史文化渊源。二者当然有差别,但那是哲学王对宗教家的升华。
毋庸置疑,《道德经》断然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所以要讲述这么个“古之善为道者”的故事,必有其哲学实义,其表述,就是本章最后的两个问号,一问谁能让浑水澄清,二问谁能让沉寂再生。这样的设问当然是隐喻,答案不能是明矾和生物学工程。明矾能加速沉淀,生物工程能从枯骨中提取DNA,克隆生命,但这些都不是老子所要思考的事情。老子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蔽而新成”,就自然而言,是在冬季的万物大收敛中依然保持不变的那股生机;就社会而言,是在历经丧乱、文明凋敝、生计萧条之后,如何激活社会重建的动力。自然的生机,无为而成,而社会的重建,则需要哲学王的感召和指引。《道德经》所描述的修道士,就是这样的哲学王。
哲学王当然不同于“马上得天下”的君主,不依恃武断和暴力。在面对一个丧乱凋敝的时代现实时,他不能不犹疑而慎思,本着敬畏之心,忧思重建的文明秩序是否会重蹈覆辙;又不能不敦厚而浑融,以旷达的开放胸襟,海纳百川,整合社会的不同阶层、族群,消除隐患,避免重建的新秩序将社会撕裂成对抗、对立的集团;还不能不进行政治意志、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解构,放弃操控的意图,以免社会重建过早模式化,丧失其多元互动、调整互适的发展动力。
按照哲学王的精神内涵来瞻望修道士的脸谱,线条是否更清晰了?神态是否也更生动而圆润了?所以《道德经》的意蕴,要细细品味。既不能看见“深不可识”就望而生畏,更不能装扮成“深不可识”让别人望而生畏。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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