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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2
原文: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注解:《道德经》的第二十二章,似乎讲了个让人参悟不透的主题——处世之道。这个主题之所以参悟不透,就浅显的层面说,是因为曲、枉等等,与所谓“全”相互抵触,至少在表述和理解上,曲、枉意味着要让“全”打些折扣,既然打了折扣,当然就不完整,不“全”。而就更深些的层面说,如果曲、枉只是谋略,“全”才是最终目的,那么用谋略手段所获得的“全”,道义上的落脚点究竟会在哪里?如果曲、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么所谓“全”岂不是指向更大残缺的歧路灯?所以这个主题很难参悟透彻,我们也只是做些思想的梳理,为灵思慧解的读者提供参照而已。
追求活得全,活得完整无残缺,大概是古人和今人共同的愿望,不会有什么代沟。什么叫活得全呢?大约比老子略晚的时候,有个叫子华子的人提出过四层标准,说是“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指“六欲皆得其宜”,即眼耳口鼻等感官得到适当的满足、生或者死由自己选择,出于自己的意愿。亏生是六欲部分得到满足,死就不用说了,迫生是被动地活着,生不如死。四层中最高的“全生”,大概接近《道德经》所说的“诚全而归之”,是一个不被撕裂、不受操控的自然之我。
但愿望是一回事,如何实现愿望又是另外一回事。子华子的观点,文献中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不过,子华子的思想,与杨朱基本同调,如许地山的《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史》,就将他们算作一个流派,而杨朱的观点,文献上记载得清楚明白,即主张“为我”,立志“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一毛”,将自己腿上的一根汗毛看得比天下还贵重,不做利益交换,是这一派实现“全生”的途径。显然,这一派在生命与利益之间画了道清晰的界线,重生而轻利的信念表达得十分明确,拒绝利禄引诱,拒绝与权利合作的态度也很鲜明。
然而,由权利所牵动的利益链条,实际上栓挂住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不得个人划分出某块“净土”,所以杨朱、子华子的全生途径,只能将自我与社会隔离开来,比古希腊的“犬儒学派”走得更远,在现实中未必行得通。
《道德经》说“曲则全”,选择的是一条现实的道路,更贴近实际生活,也更容易让人理解。现实中的人生在世,总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也总会有无奈妥协的事情。事情来了,委屈和无奈的情绪总也挥之不去,该当如何应对呢?有人说,忍字高,忍字头上一把刀;也有人说,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道德经》的主张,似乎也是要忍的,如经文中的曲、枉、漥等等,都是能忍的姿态。但不如意的事情,说不准从哪个方向扑面而来,我们能藉助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住这个忍?被我们忍住的,究竟是情绪,意志,欲望,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道德经》在这类问题上的想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凡是忍过的人肯定都明白,忍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态。有时候,我们要呵护小孩的幼稚和想象,要尊重师长显然已经脱离时代的感受,于是有些话忍住不说,有些事也忍着暂时不做。这样的忍,出于爱和尊重,会让人内心产生莫名的责任感甚至崇高感。但另外的某些时候,忍又是被迫的,遭遇不公平、被误解、受欺压,这种情态下的忍,可能让人悲天悯人,可能让人郁闷孤愤,也可能让人处心积虑。悲天悯人是宗教情怀,郁闷孤愤是诗人情结,而处心积虑则具有谋略的意义,或者简单直接些说,这样的忍本身就是一种谋略。
宗教情怀和诗人情结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先谈谋略问题。《道德经》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谋略,但也不能断言其中就没有谋略的因子,至少在历史上,许多人都将《道德经》当做谋略的圣经来读。所以这一章,我们要先讲讲忍的生存谋略和生活智慧。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王子复国之类的故事,如郑国的寤生,越国的勾践等等,他们所采用的,大都是一个忍字诀。因为这些复国的故事很成功,所以韬光养晦式的隐忍,常常被作为执行谋略的基本功。
寤生的故事,比《道德经》早了将近二百年,勾践的故事略晚于《道德经》。这一前一后两个故事,可以看做中国传统的隐忍谋略的缩影,而《道德经》入乎其中,出乎其表的思想史意义,也可以被前后故事衬托出来。
寤生即郑庄公(公元前743—701年在位),距离我们的时间,就是743+2016=2759年前,很遥远了,但他与同胞弟弟段叔的故事,却并不让人陌生。“寤生”的意思即难产,所以母亲武姜专宠段叔,嫌弃寤生,谋划过让段叔代替寤生,继承郑国的君主之位。这场废立的悲喜剧虽然被老君主郑武公阻止了,寤生成了郑庄公,但武姜还是在郑庄公继位之后,为段叔争取到许多重要的地盘。由于段叔的势力日益坐大,自然会引发许多人对于政局的担忧。一开始有人说,“段叔的领地和建制都与身份不符,如果不制约,将会构成威胁”。而郑庄公说,“武姜想这样,能有什么办法”?一幅很无奈的样子,只是让劝谏的人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段叔“多行不义必自毙”。接着,段叔又将南郊、北郊收入囊中,于是又有人着急,“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如果你想让位,我们就服从段叔;如果不想,那就清除他,不要弄乱了民心”。而郑庄公响应说,“不用那样,段叔自己会走向那样的结果”。心里的谋划似乎浮现出来了,有一个收拾这种局面的路线图。再接着,段叔又将两座城邑收归己有,理解郑庄公谋略的人也看出些端倪,分析说,“时机到了,如果让段叔继续坐大,势力的杠杆就会将民众撬向他那边”。而郑庄公心里更有数,“明目张胆干那些不义的事,越坐大就越接近崩溃”。果然,段叔也以为时机到了,厉兵秣马,与武姜约好开启城门的时间,计划一举拿下都城。郑庄公当然也不会闲着,当然也有办法掌握那个神秘的时间,于是点将发兵,一路追讨段叔,最终在鄢这个地方剿灭段叔的武装。这段故事,在《春秋》里的记载是,“郑伯克段于鄢”。按照《春秋》笔法,之所以称郑伯、称段,又用战争术语“克”,是针砭他们不像兄弟,而像是两个敌对君主的军事对抗。
老实说,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只能看懂一半,另一半看不懂。看得懂的是段叔的这一半,几乎全被《道德经》说中了。因为贪多务得,自矜自是,所以最终自遗其咎。看不懂的是郑庄公的另一半,究竟是由于采用了隐忍的谋略才使亲兄弟演变成敌军?还是政权游戏注定要采用这样的谋略,因而游戏本身就是在培养敌人?说不清楚。事实是,将隐忍的谋略应用于政权游戏,不仅使兄弟反目成仇,郑庄公与母亲武姜也有“不及黄泉无以相见”的绝情之痛,这样的结果,在道义上确实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至于其谋略基本是个忍字诀,就容易鉴别了,忍是纵容敌手犯错误,敌手错误最大化的地方,就是忍的终点站。
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励志复仇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我们就不详加赘述了,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勾践卧薪尝胆以励志,忍辱含垢以臣服于夫差,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谋略,带有明确的主观故意,并由此演绎出一段用谋略复国仇的经典故事;第二,这场谋略的策划者是范蠡,其指导思想则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这也就是《国语》所记载的范蠡三策,“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这三策,既可以看做对《道德经》谋略的实践应用,也可以看做对《道德经》的理解和解释。
所谓“持盈者与天”,就是在自己势力强盛的时候,要学习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三句话的思想来源于《道德经》,可以不言而喻。盈而不溢是天道的包容,天道虽拥有万物之众,充盈于天地之间,但没有任何一物是多余的,容纳不下的;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当然都是拟人化的天道描述,事实上,天道既没有一个沽名钓誉的社会环境,也没有某个可以邀功讨赏的君主,但天道强健而谦和、造化而无为的人格化品德,却是可以学习的。学习天道的这些品德并且转化为谋略,就是“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无论是发动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进取行动,都不能凭着一己意气,而要审时度势,从顺应天道人心的观念出发,取得合乎天时人和的效果。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阻,第一次向吴国复仇,就违背了这条“与天”的大策略,结果惨败,被吴国的军队围困在会稽山上,只能寻求屈辱的城下之盟。
所谓“定倾者与人”,是在大势已去,面对已经倾覆的局面时,要用“卑辞尊礼”等隐忍的谋略,满足吴王夫差的虚荣和骄傲,助长其争雄称霸的野心,将其战略矛头引向齐、魏等大国,为自己争取一个战略缓冲期。所谓“节事者与地”,就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有效的组织,“抚民保教”,推动越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正是遵循这样的范蠡三策,越王勾践成功复仇,政治地位也获得周王室的承认,从一个“曾不能子爵”的偏远诸侯,跃升为春秋七雄之一。
比较前后两个隐忍谋略的故事,可以发现一些很微妙的差别。寤生的隐忍,全属人谋,而勾践的隐忍,挂靠天道。人谋难免心术的诡异,格局也只是用于宫廷内部的争斗;天道则着眼于万物常理,使谋略具有一个遵循天道的道义落脚点,用于国家战略也更纵横捭阖。从这种微妙的差异里,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道德经》对中国思想的深远影响。天道让人放开眼量,即使在不得不讲谋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天道意识,终究也会大不一样。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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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注解:《道德经》的第二十二章,似乎讲了个让人参悟不透的主题——处世之道。这个主题之所以参悟不透,就浅显的层面说,是因为曲、枉等等,与所谓“全”相互抵触,至少在表述和理解上,曲、枉意味着要让“全”打些折扣,既然打了折扣,当然就不完整,不“全”。而就更深些的层面说,如果曲、枉只是谋略,“全”才是最终目的,那么用谋略手段所获得的“全”,道义上的落脚点究竟会在哪里?如果曲、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么所谓“全”岂不是指向更大残缺的歧路灯?所以这个主题很难参悟透彻,我们也只是做些思想的梳理,为灵思慧解的读者提供参照而已。
追求活得全,活得完整无残缺,大概是古人和今人共同的愿望,不会有什么代沟。什么叫活得全呢?大约比老子略晚的时候,有个叫子华子的人提出过四层标准,说是“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指“六欲皆得其宜”,即眼耳口鼻等感官得到适当的满足、生或者死由自己选择,出于自己的意愿。亏生是六欲部分得到满足,死就不用说了,迫生是被动地活着,生不如死。四层中最高的“全生”,大概接近《道德经》所说的“诚全而归之”,是一个不被撕裂、不受操控的自然之我。
但愿望是一回事,如何实现愿望又是另外一回事。子华子的观点,文献中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不过,子华子的思想,与杨朱基本同调,如许地山的《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史》,就将他们算作一个流派,而杨朱的观点,文献上记载得清楚明白,即主张“为我”,立志“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一毛”,将自己腿上的一根汗毛看得比天下还贵重,不做利益交换,是这一派实现“全生”的途径。显然,这一派在生命与利益之间画了道清晰的界线,重生而轻利的信念表达得十分明确,拒绝利禄引诱,拒绝与权利合作的态度也很鲜明。
然而,由权利所牵动的利益链条,实际上栓挂住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不得个人划分出某块“净土”,所以杨朱、子华子的全生途径,只能将自我与社会隔离开来,比古希腊的“犬儒学派”走得更远,在现实中未必行得通。
《道德经》说“曲则全”,选择的是一条现实的道路,更贴近实际生活,也更容易让人理解。现实中的人生在世,总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也总会有无奈妥协的事情。事情来了,委屈和无奈的情绪总也挥之不去,该当如何应对呢?有人说,忍字高,忍字头上一把刀;也有人说,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道德经》的主张,似乎也是要忍的,如经文中的曲、枉、漥等等,都是能忍的姿态。但不如意的事情,说不准从哪个方向扑面而来,我们能藉助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住这个忍?被我们忍住的,究竟是情绪,意志,欲望,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道德经》在这类问题上的想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凡是忍过的人肯定都明白,忍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态。有时候,我们要呵护小孩的幼稚和想象,要尊重师长显然已经脱离时代的感受,于是有些话忍住不说,有些事也忍着暂时不做。这样的忍,出于爱和尊重,会让人内心产生莫名的责任感甚至崇高感。但另外的某些时候,忍又是被迫的,遭遇不公平、被误解、受欺压,这种情态下的忍,可能让人悲天悯人,可能让人郁闷孤愤,也可能让人处心积虑。悲天悯人是宗教情怀,郁闷孤愤是诗人情结,而处心积虑则具有谋略的意义,或者简单直接些说,这样的忍本身就是一种谋略。
宗教情怀和诗人情结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先谈谋略问题。《道德经》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谋略,但也不能断言其中就没有谋略的因子,至少在历史上,许多人都将《道德经》当做谋略的圣经来读。所以这一章,我们要先讲讲忍的生存谋略和生活智慧。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王子复国之类的故事,如郑国的寤生,越国的勾践等等,他们所采用的,大都是一个忍字诀。因为这些复国的故事很成功,所以韬光养晦式的隐忍,常常被作为执行谋略的基本功。
寤生的故事,比《道德经》早了将近二百年,勾践的故事略晚于《道德经》。这一前一后两个故事,可以看做中国传统的隐忍谋略的缩影,而《道德经》入乎其中,出乎其表的思想史意义,也可以被前后故事衬托出来。
寤生即郑庄公(公元前743—701年在位),距离我们的时间,就是743+2016=2759年前,很遥远了,但他与同胞弟弟段叔的故事,却并不让人陌生。“寤生”的意思即难产,所以母亲武姜专宠段叔,嫌弃寤生,谋划过让段叔代替寤生,继承郑国的君主之位。这场废立的悲喜剧虽然被老君主郑武公阻止了,寤生成了郑庄公,但武姜还是在郑庄公继位之后,为段叔争取到许多重要的地盘。由于段叔的势力日益坐大,自然会引发许多人对于政局的担忧。一开始有人说,“段叔的领地和建制都与身份不符,如果不制约,将会构成威胁”。而郑庄公说,“武姜想这样,能有什么办法”?一幅很无奈的样子,只是让劝谏的人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段叔“多行不义必自毙”。接着,段叔又将南郊、北郊收入囊中,于是又有人着急,“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如果你想让位,我们就服从段叔;如果不想,那就清除他,不要弄乱了民心”。而郑庄公响应说,“不用那样,段叔自己会走向那样的结果”。心里的谋划似乎浮现出来了,有一个收拾这种局面的路线图。再接着,段叔又将两座城邑收归己有,理解郑庄公谋略的人也看出些端倪,分析说,“时机到了,如果让段叔继续坐大,势力的杠杆就会将民众撬向他那边”。而郑庄公心里更有数,“明目张胆干那些不义的事,越坐大就越接近崩溃”。果然,段叔也以为时机到了,厉兵秣马,与武姜约好开启城门的时间,计划一举拿下都城。郑庄公当然也不会闲着,当然也有办法掌握那个神秘的时间,于是点将发兵,一路追讨段叔,最终在鄢这个地方剿灭段叔的武装。这段故事,在《春秋》里的记载是,“郑伯克段于鄢”。按照《春秋》笔法,之所以称郑伯、称段,又用战争术语“克”,是针砭他们不像兄弟,而像是两个敌对君主的军事对抗。
老实说,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只能看懂一半,另一半看不懂。看得懂的是段叔的这一半,几乎全被《道德经》说中了。因为贪多务得,自矜自是,所以最终自遗其咎。看不懂的是郑庄公的另一半,究竟是由于采用了隐忍的谋略才使亲兄弟演变成敌军?还是政权游戏注定要采用这样的谋略,因而游戏本身就是在培养敌人?说不清楚。事实是,将隐忍的谋略应用于政权游戏,不仅使兄弟反目成仇,郑庄公与母亲武姜也有“不及黄泉无以相见”的绝情之痛,这样的结果,在道义上确实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至于其谋略基本是个忍字诀,就容易鉴别了,忍是纵容敌手犯错误,敌手错误最大化的地方,就是忍的终点站。
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励志复仇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我们就不详加赘述了,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勾践卧薪尝胆以励志,忍辱含垢以臣服于夫差,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谋略,带有明确的主观故意,并由此演绎出一段用谋略复国仇的经典故事;第二,这场谋略的策划者是范蠡,其指导思想则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这也就是《国语》所记载的范蠡三策,“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这三策,既可以看做对《道德经》谋略的实践应用,也可以看做对《道德经》的理解和解释。
所谓“持盈者与天”,就是在自己势力强盛的时候,要学习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三句话的思想来源于《道德经》,可以不言而喻。盈而不溢是天道的包容,天道虽拥有万物之众,充盈于天地之间,但没有任何一物是多余的,容纳不下的;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当然都是拟人化的天道描述,事实上,天道既没有一个沽名钓誉的社会环境,也没有某个可以邀功讨赏的君主,但天道强健而谦和、造化而无为的人格化品德,却是可以学习的。学习天道的这些品德并且转化为谋略,就是“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无论是发动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进取行动,都不能凭着一己意气,而要审时度势,从顺应天道人心的观念出发,取得合乎天时人和的效果。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阻,第一次向吴国复仇,就违背了这条“与天”的大策略,结果惨败,被吴国的军队围困在会稽山上,只能寻求屈辱的城下之盟。
所谓“定倾者与人”,是在大势已去,面对已经倾覆的局面时,要用“卑辞尊礼”等隐忍的谋略,满足吴王夫差的虚荣和骄傲,助长其争雄称霸的野心,将其战略矛头引向齐、魏等大国,为自己争取一个战略缓冲期。所谓“节事者与地”,就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有效的组织,“抚民保教”,推动越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正是遵循这样的范蠡三策,越王勾践成功复仇,政治地位也获得周王室的承认,从一个“曾不能子爵”的偏远诸侯,跃升为春秋七雄之一。
比较前后两个隐忍谋略的故事,可以发现一些很微妙的差别。寤生的隐忍,全属人谋,而勾践的隐忍,挂靠天道。人谋难免心术的诡异,格局也只是用于宫廷内部的争斗;天道则着眼于万物常理,使谋略具有一个遵循天道的道义落脚点,用于国家战略也更纵横捭阖。从这种微妙的差异里,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道德经》对中国思想的深远影响。天道让人放开眼量,即使在不得不讲谋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天道意识,终究也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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