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于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注解：除了芭蕾舞演员，谁会踮起脚尖站立？除非要丈量土地，谁会跨着大步赶路？不需要请教田径教练，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怎样站着才舒服，怎样行走才舒展。这些道理，我们单凭本能就可以蹈乎其中，合乎真谛。然而，只要稍微离开本能，刚进入观念的世界里，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的有意无意之间，我们禁不住要拔高自己，夸大自己，踮起脚尖来彰显自己的见解，跨开大步来炫耀自己的成就，结果总是自我夸大的态度很突出，见解和成就反而被遮蔽了。这是《道德经》洞察社会的经验之谈，很平实，但其中却也包含着值得深思的哲理。

这样将话题扯到哲理的层面，并不是为了高大上，不是踮起脚尖来为了好看些，而是由于问题本来相关。按照我们现在的通识教育，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被作为哲学思想来灌输的。这样的“三观”，从《道德经》里其实也能够梳理出来，如“道法自然”的世界观、“上德不德”的价值观、“清静无为”的人生观等等。显然，“观”的名目可以相同，而内容包含差异。站在通识教育的立场上看，《道德经》的“三观”过于消极，并不是教育所要树立的正确的范式。而站在《道德经》的立场上看，所谓正确的“三观”，不应该只是从“主义”出发又回归“主义”检验的逻辑自洽，而应该立足于另一个同样具有基本观念意义的问题，即“自我观”，想想“我是谁”。如果从来都不想“我是谁”，一堂课下来就形成个世界观，那在《道德经》看来才真叫悬。

如何形成一个能够让人醒悟的“自我观”呢？《道德经》说要谨防四个“自”。“自见”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自是”是固执己见，“自伐”是夸耀自己的功绩，“自矜”就是拿捏个身份来端着，装模作样。如果放不下这四个“自”，忙叨着将自己弄成刚愎自用的牛皮大王，还能指望获得谁的尊重？所以《道德经》说，这四个“自”像肿瘤一样，是修道者必须除之务尽的。

四“自”的毛病，如果仅限于个人性格，倒也罢了，毕竟人各一面，整齐划一的事，是不必强求也强求不来的。然而，若是承担着社会公共责任、掌握着社会公共资源的人，却依然克服不了这些毛病，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事情，可能偏偏不凑巧，越是承担着公共责任的人，越是位高权重，就越容易犯四“自”的毛病，侥幸有某个能克服的，就注定会成为传诵千古的美谈，如传统戏剧里的“将相和”，就是个著名的例证。

将是战国时代赵国的名将廉颇，在与当时的东方大国——齐国的军事对抗中，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相是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出身卑微，但在应对西方大国——秦国的弱势外交中，以其智勇维护住赵国的利益和尊严，演绎出“完璧归赵”等外交传奇，所以政治地位日渐攀升到廉颇之上。这让廉颇很不爽，放话说，“我为赵国立下过巨大的战功，而蔺相如素来卑贱，只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位居我之上，我感到屈辱，若见面，我必将羞辱他”。为了回避可能的冲突，蔺相如每每称病不朝，走在大街上，只要望见廉颇，蔺相如就躲到一边。这样的事情多了，部下们都受不了，而蔺相如解释说，“若论威猛，廉将军不如秦王。对于秦王，我尚且敢当庭呵斥，屈辱其群臣，怎么会惧怕廉将军呢？我之所以谦让着廉将军，是因为强大的秦国顾虑我和廉将军尚在，才不敢侵扰赵国，如果我们内讧，秦国就有机可乘了。要将国家情势危急放在前面，将个人意气之争放在后面”。这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让廉颇好生羞愧，于是就有了威猛将军“负荆请罪”的一幕，本来会争权斗势的将相，成为相交莫逆的好朋友，演绎出一段放下四“自”的经典故事。

放下四“自”，站在道家的立场上看，并不需要如何高大上的超越，只要想想“我是谁”，洗清从社会上沾染的各种习气，将后天附着在“我”身上的荣誉、地位等轻轻放下，回归一个自然本真的“我”，就可以了。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