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注解：接着上章讲，立了军功的人为什么不能居功自傲？或者换一种问法，为什么不能崇尚军功、美化战争？《道德经》的回答很简单，战争是要杀人的，只能作为迫不得已的选择，作为政治的非常手段。如果崇尚军功、美化战争，就可能养成社会的暴戾之气，像现在的美国，枪击事件遍地开花，社会上“潜伏”着许多战斗英雄，随时露一手，让人受不了。美国的政治家不读《道德经》，还以为枪击事件频发都是枪械惹的祸，以为控住了枪就能管得住人，不知道美化战争必然诱发社会的暴戾之气，暴戾之气既支撑着发动海外战争所需要的“民意”，也鼓荡出动辄拔枪相向的民风。所以，美国的国家战略虽然很高明，很得意，战场都弄到了美国之外，但不经意之间，却也将暴戾之气留在美国的社会之中。对于这种文化偏失之弊，中国的古典传统也许是一剂良方，不仅有老子这样的圣哲，见微知著，轻声警醒，而且还有一个礼乐文明体系，从文明价值上制约着好战的异常冲动。

《道德经》所说的“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仪制度，也就是日常礼仪以左为尊，包括军战在内的凶险的事情反过来，以右为尊。这样将日常生活与军战之事分隔开，一左一右，一吉一凶，在礼仪上就给军战之事贴了个标签，是不同于日用常态的。所谓吉事、凶事，涉及中国古礼的分类，历史上的演变很复杂。清初人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系统总结古礼演变，是一部考据较为翔实的著作。我们就依据这部著作，对古礼的分类做一点常识介绍。

中国的古礼分为五大类，分别为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

吉礼的主要内容是祭祀，包括国家祭祀天地日月、山岳河海，地方祭祀境内山川、先贤勋烈，民间祭祀祖先、土地神等等。祭祀是社会共同体的信仰载体，所以居五礼之首，称吉礼。

嘉礼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礼仪，包括皇帝即位改年号，观星象、定时令以布政，行政区划的体国经野，政府系统的设官分职等等。民间的婚礼、教学礼仪、加冠礼、宴饮聚会的礼仪等，也属于嘉礼。

宾礼是社会交往的礼仪，通俗地讲可以分为待客之道和为客之道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包括天子接受诸侯和蕃国的朝觐，天子遣派使者访问诸侯国或蕃国，诸侯之间的会盟，民间的相互走访等等。

军礼可以顾名思义，就是建军养兵、行军打仗的礼仪。具体内容则包括军队建制，出师的文檄和仪式，检阅，誓师，田猎，行军过境的祭献活动等等。

凶礼是应对灾荒、丧亡的礼仪。丧葬用礼，很容易理解，所谓慎终追远，寄托哀思，凝聚情感，都可以通过丧葬之礼体现出来。至于灾荒，都是急茬儿，也要弄那些繁文缛节的礼仪吗？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正显现出中国传统礼乐制度的思虑之周延。如“备荒之政”，也就是防范灾荒的预警机制，又如“散利”，也就是赈灾，都力求在日常生活中，以礼仪的形式养育成从容应对的习惯，不至于出现赈灾者摆出救世主的姿态、灾民哄抢赈灾物资的场面。

五礼中，吉礼、嘉礼、宾礼都是《道德经》所说的“吉事”，而军礼、凶礼则是《道德经》所说的“凶事”。美化吉事不美化凶事，可以理解为由《道德经》所揭示的中国传统礼乐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淑世善民、蕴养温和社会等方面的优势，大概毋须怀疑。但遭遇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之后，这套礼乐文明似乎太软弱了，许多人都忧虑，一个怯战而不崇尚英雄的民族，只是一个不足以自卫、没有前途的民族。

其实，将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理解为不好战固然是对的，但理解为怯战而不崇尚英雄就显然片面了。即使按《道德经》来理解，对于“果”也显然是推崇的，而“果”，正是英雄不怯战的特质。《道德经》所要警示的，只是不要将造就英雄的战争状态当做社会常规秩序的基础。至于广义的传统礼乐，历来都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英雄尊奉为神，并且以祭祀的形式来表达敬意和怀念。这也就是《国语》所说的，“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以死勤事、御大灾、扞大患的，都包括卫国战争的英雄。在古代，遍布全国各地的先贤先烈祠，就是后人向这些英雄表达敬意和怀念的场所。直到近现代才被“变革”、被废弃了。如果我们能够将传统的先贤先烈祠与现代的英雄纪念碑、英雄纪念馆结合起来，彰显出崇尚卫国英雄的民族传统，那么对于效仿这个传统的日本“靖国神社”，也就看得透彻了。由中国礼乐文明所开创的传统，崇尚御灾扞患的英雄，蔑视嗜血侵略的变态。这个价值取向，根本目的不是要自我标榜如何高尚，而是要为正常的社会秩序提供精神上的保障。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