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注解：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带有哲理韵味的常用语，就渊源于《道德经》。可见读不读《道德经》，《道德经》的许多智慧，都已经融化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只是对于这些智慧，我们可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怎样才算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何以珍贵？这些所以然层面的问题，大概只有在研读《道德经》的时候才会引发我们的深思。

按照《道德经》的表述，自知之明可以与知人之智对应起来理解。知人的智能，融合着经验、知识和判断力，就像伯乐相马一样，对于所要观察的对象，能够体会其性情、判断其行为。这样的智慧，因头脑里的活动而产生，是善于思索和想象的能力。而自知之明不仅需要同样的智慧，而且还需要有一颗透脱的心灵，唯其内心莹彻，不昧于欲，不惑于利，才可能透透亮亮地看清一个真实的自我。比较而言，知人的智慧是头脑的用，而自知之明是头脑与心灵的体用合一。

在历史上，曾有许多既能知人又能自知的范例，而且由于这样的自知且知人，成就了各自的丰功伟业。例如管仲，在齐桓公最初与他商量百官人选的时候，推荐五位参政的核心人物，“娴熟礼仪，善于辞令，我不如隰朋，请任命隰朋为大行，主管外交。开荒辟地，蓄粮聚众，我不如宁戚，请任命宁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训练军队，排兵布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王子城父为大司马，主管军事。断案平正，不杀无辜，不诬无罪，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宾胥无为大司理，主管法律。犯言直谏，忠诚无畏，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东郭牙为大谏之官，监督君臣。这五人各有所长，能够治国强兵，论单项都是我所不能及的。但要想成就霸王之业，我就在这里”（《管子·中匡第十九》）。齐桓公最终在管仲的辅佐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得益于这个人才荟萃的核心团队。

又如范蠡，越王勾践第一次与吴王夫差开战，输得一塌糊涂，只好到吴国去当人质，让范蠡代表自己监守越国。而范蠡说，“处理四境之内，百姓之事，我不如大夫种放；四境之外，应对敌国的方法和决断能力，种放不如我”（《国语·越语下》）。于是种放留守越国，范蠡陪勾践到吴国做人质，最后来了个大翻盘，越国灭了吴国。

当然，也有些人，不缺乏知人的智慧，却未必有透亮的自知之明。例如宋真宗时的宰相李沆，知人论世都很有一套，当时号称“圣相”，但对于自己过于保守老成的执政格局，却未必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他居相位的时候，就是个天下无人才的局面。有人抱怨他接待宾客常沉默寡言，不相与商议政事，而李沆回应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论奏，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若邦国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条议所以备御之策，非不详究。荐绅如李宗谔、赵安仁，皆时之英秀，与之谈，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奬，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宋史》列传第四十一）？盛名在外的李宗谔不行，赵安仁也不行，就证明其他的人全都不行？没有名位的人见到他这位看上去老谋深算、莫测高深的宰相，难免会礼仪不周，这就能证明全都是无可用之才？稍后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咋就突然间人才殷盛？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名利而妒贤嫉能，那就是武大郎开店，左右都会弄得万马齐喑，环境消沉。所以《道德经》告诫说，知人的人固然智慧，但只有自知的人才会透亮。也只有心灵透亮，才能够让知人的智慧发挥正面的作用，否则，知人的智慧也可能被用于妒贤嫉能。

同样，“胜人者有力”是外在的，是用；“自胜者强”是内在的，是体用合一。也唯其有自知之明，在精神上能够超越小我的局碍，内心的力量才会强健，才敢于放开眼量，欣赏不同的人各展其才。

“知足者富”等等，都类似格言，很容易理解，就不多说了。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