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注解：《道德经》和《周易》，开创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即致思于天地万物的生生之意。这个传统，很难用现在中学、大学课本里的哲学模式去概括、去理解。课本里的哲学模式，简言之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其中包括对立统一等三大规律和现象与本质等五大范畴。之所以说这套哲学模式很难用来概括、理解中国的古典传统，是因为它渊源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与抉发天地生生之意的中国传统，方枘圆凿，两不相宜。

对于这种理性主义，近现代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也都认识到毛病很大，只是裹了层“辩证法”包装袋的机械论，生命系列在这种机械论里永远都不能获得本体论依据，因此纷纷反水，用“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等名目，为生命系列争取本体论地位。争取的场面波澜壮阔，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伯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等，就都是这个阵营的健将。

既然出现这样波澜壮阔的场面，那就说明争取的过程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否则不可能造就如许英雄。在西方社会里，这种阻力不来源于政党意识形态，却来源于两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一个传统是古希腊的科学理性，由之长风万里，就形成现代将生命系列作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学。生物学能够解决生命形态的诸多问题，贡献多多，但生物学不能为生命确立本体论依据，因此也就不能使之获得终极意义、获得形而上的尊严。另一个传统是宗源于古代希伯来的宗教，这个传统将生命系列放进上帝的关爱情怀里，垂挂在上帝的意志之下，于是人类面对茫茫宇宙时不再茫然，有所归属，有所敬畏，生命的自我意识和情绪也就获得安顿。但在宗教的宇宙设计中，生命系列又毕竟只是上帝的作品之一，是被创造者，因此也就不具备获得本体论依据的资格，不能被赋予终极意义和形而上的尊严，否则人与上帝平起平坐，信仰的世界岂不是要坍塌？

中国的传统与西方传统不同。不仅传统不同，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路向似乎也差异迥然。如果说现代西方的思想前沿所探寻的，正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矿石老坑，那么坐在这方老坑上的现代中国学术，反而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中间隔着一层用西方理性主义的材料编制而成的垫子，弄得我们浑身又麻又痒。麻是由于看到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一处刺激很强烈，其他的感觉就麻木了，所以在解放人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的逻辑支配下，只剩下解放，看不见人；痒是将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吊挂起来，期待凭着理性的必然逻辑就一定能够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于是在社会心理上，希望大家都忍一忍，尽快赶上西方文明才是最重要的。结果有些人忍住了，默默地为社会做着自己的贡献，也有些人逮住社会默契不等于制度约束的机会，横捞竖捞，盘满钵满，不公平的格局也就凸显出社会默契的脆弱和制度建设的紧迫性。

毋庸置疑，在当今这样一个各种“主义”都发言盈庭的时代，制度建设所欠缺的，绝对不会是思想资源，不会是没有人想得到，而是如何达成将人放回核心位置的基本共识。没有这样的共识，再怎么华丽的制度设想，再怎么逻辑严谨的制度论证，诸如儒家之所谓王道、仁政，观摩西方的自由、民主等，都可能相互抵消，演变成思想上的零和游戏。怎样达成这样的共识呢？文学唤醒人的感情很重要，法律保护人的权利很重要，政治学论证人对于社会的先决地位很重要，宗教和信仰提振人的精神也很重要，除了这些都不应缺席的文化大员之外，显然还应该有一位既提供原动力又引领方向的统帅，那就是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最崇高的概念。

中华文明体系最崇高的概念，按照金岳霖比较世界各大文明体系所做出的判断，是“道”。而《道德经》作为率先从哲学的意义上阐发“道”概念的经典，强调“道”生万物。这意味着“道”之所以崇高，不仅仅在于它给万物画出了道道，定了个规矩，让万物运行符合规律，还在于它赋予了万物无穷无尽的生机，让万物生生不息，或者换一句更利索些的话来说，“道”就是万物的生生之意。

那么在哲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怎样理解生生之意呢？

按照现代人的科学观念，日月斡旋，星移斗转，是天体物理学上的自然现象，与地球上的生命没有关系。虽然现代科学热衷于寻找外星生物，尤其希望找到比人类智慧更高的外星人，但迄今为止，毕竟还处于猜想和搜索的阶段，没有可信的证据能够证明外星生命确实存在，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地球之外的宇宙，只是一架不知被谁拨动的庞大机器。至于地球上的生物，也只有植物、动物两大类。植物虽然活着，但没有智能，不能自主行动，无非是些“木桩子”、“随风倒的墙头草”而已。动物有智能，能够自主选择行动，但不同种类的动物，能量差别巨大，只有人类是天地钟灵秀的宠儿，能够将自主选择升华为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是比自然本体更高超的精神本体。这样，在不违背科学的前提下，人类终于为自己确立了哲学上的本体论地位。这种思路，或许可以权且充当伯格森等人哲学逻辑的彻底减缩版，将精彩的思辨和人性的感动抹去，剩下的思维路向大概就这样了。

老子没有现代人的科学观念，也不特别着急人的本体论地位，但他从“道生”的源头上说起，对人的地位等问题虽引而不发，却能“悠然见南山”，点示出人的地位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思想的展开也就别具一种神韵。

按照《道德经》的文本表述，“万物恃之以生”，可见“道”是万物之所以能生的原动力，不依恃这个原动力，万物就无从生成。但同一个“道”，却能生成品性各异的万物万类，又可见这样的生不是“龙生龙，凤生凤”，不同于物种的自我繁衍模式。如此看来，理解“道生”需要选择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即一方面要参照，另一方面又不能套用动植物繁殖的模式，那么“道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呢？

下文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道”到万物，中间有一二三的生成环节，好像很复杂。而从“万物负阴而抱阳”一句来看，生成环节的关键在“二”，也就是一阴一阳。作为一阴一阳之老前辈的“道生一”，显然可以理解为阴阳混沌未分的状态，即《周易》之所谓“太极”。而作为一阴一阳之后生晚辈的“二生三”，当然就是阴与阳相对交合的“冲气以为和”。这样看来，“道生”或者代表万物生生之意的“道”，并非直接化生出具有生息繁衍能力的动植物，而是首先化生出阴阳。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语境中，阴阳无疑指天地、日月、雌雄、男女等等。这是否意味着从天地日月到地球上的动植物，其实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系统？意味着讲“道生”不能撇开天地宇宙，专讲地球上这些能生能动的物件儿？是的，这也正是中国古典传统与现代西方的“生命哲学”有所不同的地方，尤其是《道德经》的“道生”，是涵盖着天体物理学的对象和生物学的对象一起说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道”所代表的生生之意，则生成是宇宙的终极目的，也唯其如此，所以宇宙万物才是有不是无，是动不是静。如果没有生成的目的，则宇宙万物为什么是有？为什么要动？全都成了不可解的问题。

既然生成是宇宙的终极目的，日月星辰都围绕这个目的转动，而人能够效法“道”和天地的生成，所以与“道”以及天地同列，是“域中四大”之一，那么人的地位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道德经》说，“道”虽有生生不息之意，但“功成而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所以站在“道”的立场上来看，人的地位本来不成问题，只是由于两个思想文化上的盲点，让人的地位不仅成为问题，而且还很严重。第一个盲点是人类背离“道生”的真相，塑造出某个创造并且占有人类、主宰人类的神，然后匍匐在这个神的脚下，自由而尊严的精神尽失；第二个盲点是某个或者某些人利用第一个盲点，将自己说成神的代言人或者神意的执行者，将其他人不当人，弄得社会上就只有装成神的人和不被当人的人。所以人的地位问题，说到底是将人当成人的问题。怎样将人当成人呢？《道德经》说，“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学点儿“道生”的智能和德性就行了，不要老是冒充老大，自以为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自以为是新时代的主宰。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