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城宾馆微信卢国龙
2016-08-26
原文: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解:本章总算明明白白地分清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取天下与治理国家或带兵打仗,全都不是一回事,各有各的方式方法。
在老子的时代——现代其实也一样,相对于取天下而言,治国只能算作区域治理。从老子的时代到现代,国和天下的范围差不多是按同比例增长了,那时候的大国小国,相当于现在的省、县甚至乡,而那时候的天下,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和天下的范围按比例放大了,但道理依然还是那么个道理,依然不能将三件事混为一谈,尤其不能用错了方法。
治国为什么必须要“正”?这大概要从“国”的性质上来理解。在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名义上奉周天子为宗主的华夏大地,称之为“天下”,而“国”则专指诸侯的领地。大致而言,诸侯国都是由不同的氏族发展而来的,那时候的许多诸侯国就是后来的百家姓,可以很简单地证明这一点。既然由氏族发展而来,那么诸侯国内部就不仅拥有共同的血缘,而且在敬天法祖的意义上,还拥有共同的信仰,是一个信仰共同体。治理信仰共同体,意味着社会本身已经有了那样一个集体默认的崇高原则,有了那样一种广泛的秩序意识,所以治理成本是很小的,只要信守祖先留下的合适规矩就行了,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折腾。反之,如果采取带兵打仗的方法去治国,国家就不是一个能让人从容生活的地方,有事没事都会内斗,正义不彰,暴戾和诡计横行,社会被阵营、阶级的划分所撕裂,人人自危,处处不安,例如采用斗争哲学治国的时代,就是用战争法则治国的典型。所以《道德经》说,“人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去钻研斗争的工具,都去琢磨与天斗、与人斗,那还有什么法令能够安排并且维护公共秩序呢?“天下大乱”是必然的,“天下大治”却未必。
反过来看,采用治国、取天下的方法带兵打仗,同样也行不通。道理很简单,治国、取天下是求同存异的系统工程,而战争是对抗的游戏,所以“兵者诡道”,方式方法是由对抗的格局所决定的。尽管从终极目标上说,“止戈为武”,但要有效地止戈,制止暴力,就必须想尽方法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奇计奇谋是恰当的。
比“以奇用兵”更有思想趣味的,应该是“以无事取天下”。有趣之处主要在两方面,第一,“天下”作为无远弗届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方向;第二,“无事”作为从容唤醒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方式方法,是生成“天下”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何以见得“天下”共同体是必然方向?第五十四章讲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第五十六章又讲到“玄同”,在理论上《道德经》已经阐明,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德,是化解各种社会纷争的无上法宝,而普世之德的现实对应物,就是“天下”共同体,所以主张“小国寡民”的《道德经》,要屡屡畅叙“天下”,要将“天下”这个全人类最安全的生存策略讲清楚,讲明白。
继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从公元前七世纪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后,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的政治和军事行为,都可以说是围绕“一匡天下”这个终极目的而展开的。尽管按照《道德经》的理论,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人大都选错了方法,例如儒家,大概主张按照“以正治国”的方法去统一天下,而七雄五霸则更相信军事手段,但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又都朝着同一个正确的方向,至少是行为上都反映出走向“天下”共同体的历史大趋势,不仅齐鲁等宗周旧邦都怀着“天下”意识,而且秦楚吴越等相继崛起的诸侯国,也同样竭力挤进“天下”里。所以从春秋战国开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历史,本质上以合为历史大方向,以分为调整其合一模式的阶段性进程。至于现代世界流行的各种“盟”、联合国、全球化等,也像春秋战国一样,昭示出“天下”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必然要抵达的一个驿站。
何以见得“天下”共同体打不出来,而必然要以“无事”的方式自然生成?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二十九章已经有了,“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作为安顿天下人共同生活的“神器”,应该具有氏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特性,即信仰共同体,而信仰共同体是用枪杆子打不出来的。本章又补充了另一项重要的观察,“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因为眼前的这个“天下”,实际上是通过“以奇用兵”的方式方法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等一切秩序,都是战胜者按照自身的利益需要私人订制的,所以设定了许多思想和行为的禁区,划出了许多切割利益的红线,这就是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忌讳。也正由于忌讳太多,给民众剩下的利益蛋糕几乎不足以果腹,创造力又被层层束缚住,所以民众穷愁潦倒,这个“天下”也就不是安顿天下人共同生活的“神器”,而是充斥着各种忌讳的古堡。这样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取天下必然也必须是无事的,否则就不是取天下,而是打碎“天下”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神圣光环,摧毁天下人对于“天下”的共同信仰,让“天下”概念演变成一个发动战争的魔咒。
按照《道德经》“其德乃普”、“玄同”的理路,“天下”共同体是必然的方向,“以无事取天下”是可能的途径。理解必然性,把握可能性,是顺应大历史的先行者标志。
附《诗译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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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6
原文: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解:本章总算明明白白地分清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取天下与治理国家或带兵打仗,全都不是一回事,各有各的方式方法。
在老子的时代——现代其实也一样,相对于取天下而言,治国只能算作区域治理。从老子的时代到现代,国和天下的范围差不多是按同比例增长了,那时候的大国小国,相当于现在的省、县甚至乡,而那时候的天下,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和天下的范围按比例放大了,但道理依然还是那么个道理,依然不能将三件事混为一谈,尤其不能用错了方法。
治国为什么必须要“正”?这大概要从“国”的性质上来理解。在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名义上奉周天子为宗主的华夏大地,称之为“天下”,而“国”则专指诸侯的领地。大致而言,诸侯国都是由不同的氏族发展而来的,那时候的许多诸侯国就是后来的百家姓,可以很简单地证明这一点。既然由氏族发展而来,那么诸侯国内部就不仅拥有共同的血缘,而且在敬天法祖的意义上,还拥有共同的信仰,是一个信仰共同体。治理信仰共同体,意味着社会本身已经有了那样一个集体默认的崇高原则,有了那样一种广泛的秩序意识,所以治理成本是很小的,只要信守祖先留下的合适规矩就行了,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折腾。反之,如果采取带兵打仗的方法去治国,国家就不是一个能让人从容生活的地方,有事没事都会内斗,正义不彰,暴戾和诡计横行,社会被阵营、阶级的划分所撕裂,人人自危,处处不安,例如采用斗争哲学治国的时代,就是用战争法则治国的典型。所以《道德经》说,“人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去钻研斗争的工具,都去琢磨与天斗、与人斗,那还有什么法令能够安排并且维护公共秩序呢?“天下大乱”是必然的,“天下大治”却未必。
反过来看,采用治国、取天下的方法带兵打仗,同样也行不通。道理很简单,治国、取天下是求同存异的系统工程,而战争是对抗的游戏,所以“兵者诡道”,方式方法是由对抗的格局所决定的。尽管从终极目标上说,“止戈为武”,但要有效地止戈,制止暴力,就必须想尽方法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奇计奇谋是恰当的。
比“以奇用兵”更有思想趣味的,应该是“以无事取天下”。有趣之处主要在两方面,第一,“天下”作为无远弗届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方向;第二,“无事”作为从容唤醒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方式方法,是生成“天下”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何以见得“天下”共同体是必然方向?第五十四章讲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第五十六章又讲到“玄同”,在理论上《道德经》已经阐明,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德,是化解各种社会纷争的无上法宝,而普世之德的现实对应物,就是“天下”共同体,所以主张“小国寡民”的《道德经》,要屡屡畅叙“天下”,要将“天下”这个全人类最安全的生存策略讲清楚,讲明白。
继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从公元前七世纪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后,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的政治和军事行为,都可以说是围绕“一匡天下”这个终极目的而展开的。尽管按照《道德经》的理论,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人大都选错了方法,例如儒家,大概主张按照“以正治国”的方法去统一天下,而七雄五霸则更相信军事手段,但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又都朝着同一个正确的方向,至少是行为上都反映出走向“天下”共同体的历史大趋势,不仅齐鲁等宗周旧邦都怀着“天下”意识,而且秦楚吴越等相继崛起的诸侯国,也同样竭力挤进“天下”里。所以从春秋战国开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历史,本质上以合为历史大方向,以分为调整其合一模式的阶段性进程。至于现代世界流行的各种“盟”、联合国、全球化等,也像春秋战国一样,昭示出“天下”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必然要抵达的一个驿站。
何以见得“天下”共同体打不出来,而必然要以“无事”的方式自然生成?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二十九章已经有了,“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作为安顿天下人共同生活的“神器”,应该具有氏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特性,即信仰共同体,而信仰共同体是用枪杆子打不出来的。本章又补充了另一项重要的观察,“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因为眼前的这个“天下”,实际上是通过“以奇用兵”的方式方法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等一切秩序,都是战胜者按照自身的利益需要私人订制的,所以设定了许多思想和行为的禁区,划出了许多切割利益的红线,这就是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忌讳。也正由于忌讳太多,给民众剩下的利益蛋糕几乎不足以果腹,创造力又被层层束缚住,所以民众穷愁潦倒,这个“天下”也就不是安顿天下人共同生活的“神器”,而是充斥着各种忌讳的古堡。这样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取天下必然也必须是无事的,否则就不是取天下,而是打碎“天下”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神圣光环,摧毁天下人对于“天下”的共同信仰,让“天下”概念演变成一个发动战争的魔咒。
按照《道德经》“其德乃普”、“玄同”的理路,“天下”共同体是必然的方向,“以无事取天下”是可能的途径。理解必然性,把握可能性,是顺应大历史的先行者标志。
附《诗译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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