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民。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注解：理解《道德经》的第七十九章，有两个知识点需要先缕缕。一是“执左契”，二是“司彻”。

按照元代人吴澄的解释，契是刻木为劵，从中间剖开，用作凭信。拿着右契的一方，可以凭此契劵向执左契的领取财物等，也就是执左契的承担债务或保管财物，执右契的是债权人或财物领取者。“司彻”的“彻”是古代井田制的一种合作模式，称为“彻法”。最初，井田划分为九块，八家分别耕种周边的八块，中央为公田，集体耕种。但鉴于各家的人口和劳动力不平衡，所以八家通力合作，形成一个农业合作社，收获则平均分配。“司彻”就是农业合作社的监督、管理者。

据此来理解本章的大旨，是反对强志推行平均主义。虽然从表面上看，平均主义是消解各种社会怨恨的最彻底的办法，符合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但实际上，平均主义将个人的一刀切的意志凌驾于社会万象之上，结果被侵凌的就不仅仅是有余者，还包括不足者。因为平均主义的背后，有这样一个个人意志被膨胀的理念性缺陷，所以在实践中，尽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口号很能魅惑人，好像社会从此就不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了，不再存在劳资双方的矛盾了，但实际付出的监督、管理各人是否尽能取需的制度成本，远远要大于劳资双方的自愿契约。所以，用平均主义的手段来“和大怨”，根本就不可能像设想的那样彻底消解怨恨。

平均主义既然行不通，那么合理的做法应该如何呢？老子说“圣人执左契”，意即一切劳动者执右契，只要劳动者付出了，拿得出右契，那就不管他是个什么人，同样照契付款，让劳动者按劳取酬，“圣人”既不赖账，也不“责于民”，强求劳动者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只要“圣人”不夺此予彼，不强行拿把刀剁出个“公平”来，社会自然就是公平、公正的。显然，这是一套自由主义的经济学。

这么看来，老子也忒有远见了，将两千多年以后的事也看得清楚，说得明白。为了表明本文不是借题发挥，我们可以简单举证一下，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老子或许有些担忧平均主义的流传，但老子的批评对象却是古人，不是现代的谁跟谁。在古代，不仅有上面提到的“彻法”，搞土地资源和粮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且还专门有那样一个学派，以宋钘和尹文为代表人物，制作并且佩戴“华山冠”作为学派标志，华山上下均平，以迥异于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孟子·滕文公》还记载了许行一派的农家，因为滕文公采取土地开放政策，所以许行等人都从楚国、宋国投奔到滕国来种地。对于滕文公的土地开放政策，他们当然很赞赏，但滕文公不能“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也就是不能一起劳动，一起吃大食堂，滕文公甚至还有仓库，有积蓄，所以在他们看来，滕文公“厉民而以自养”，不符合平均主义的理想。

无疑，平均主义都有一个很好的淑世理想，但选择的方法也是理想化的、自我意志型的，所以应用于实践非但不能“和大怨”，还会引发许多新的“余怨”。这个历史性的经验和教训，往往会被后世新的理想主义的热情所遮蔽，而社会则在魅惑之间反复，这是学习《道德经》时需要惊醒的一个问题。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