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历史背景、时代需要和文化语境决定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全球视野和多元视域。近代哲学贯穿中西印，杂糅儒墨道法，拥有古代哲学无法比拟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中国近代哲学的这一特征既表现在理论来源和构成内容的杂糅上，也表现在对百家关系的审视和对诸子身份的归属上。诸子身份的归属直观地展示了近代哲学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庄子在近代哲学视界中的身份归属便是典型代表。

对庄子身份归属的多种界说

近代哲学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为激发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自信心、自尊心，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成为近代思想家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正是出于这一现实需要，他们热衷于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为中华民族寻找精神家园，梳理诸子百家的关系，厘定诸子身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源头，先秦哲学备受关注，先秦诸子的身份归属成为近代哲学关注的热门话题。正如对百家关系的看法见仁见智，近代思想家对诸子身份的归属也言人人殊。在近代思想家对先秦诸子的身份归属中，彼此对庄子的身份归属相差悬殊。康有为对庄子的身份归属集各种分歧于一身，将庄子在近代哲学中的境遇推向极致。

康有为对庄子的身份归属提出了至少五种不同看法，基本上涵盖了近代思想家的所有观点。这五种身份分别是：第一，庄子是孔子后学，在这个前提下突出庄子在孔学中的地位，即传承“择人而传”的大同之学。第二，庄子是老子后学，在这个前提下突出庄子在老学中的地位，往往老庄并提。第三，庄子是孔子后学而兼老学，这种身份归属不再突出庄子在孔学中的重要性。第四，庄子是老子后学而兼孔学，这种身份归属不再突出庄子在老学中的至关重要性，申不害、韩非则被视为老子嫡派。第五，庄子既非孔子后学，亦非老子后学，而是独立创教，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强调庄子的思想与列子密切相关。

康有为关于庄子的这五种身份归属具有本质区别，彼此之间不能自洽。例如，在肯定庄子是孔子后学时，他明确表示“庄子在孔子范围，不在老子范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康有为偏偏又断言庄子是老子后学。康有为对庄子的五种不同身份都言之凿凿，不仅自己确信无疑，而且拿出了相关证据。

取决于不同理念和立场

可以明确的是，近代思想家对庄子的身份归属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例如，谭嗣同将庄子说成是孔子后学，严复、梁启超和章炳麟则将庄子说成是老子后学。虽然谭嗣同和康有为均将庄子视为孔子后学，但具体所指并不相同。同样，尽管严复、章炳麟与梁启超均将庄子视为老子后学，但其含义也迥异其趣。正如庄子在康有为那里的身份扑朔迷离一样，庄子在近代思想家眼中的身份复杂多变。

经过简单梳理，可以发现，近代思想家对庄子的身份归属与他们对诸子百家的态度和中国本土文化的整体看法密切相关，推尊孔子者（例如谭嗣同）强调庄子是孔子后学，崇拜老子者（例如严复、章炳麟）将庄子视为老子后学。由此反观康有为对庄子的身份归属，可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做法相印证。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声称“‘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他既认为老子与孔子立教宗旨相反，在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维度上打压老子，又对老子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好感。在推崇孔子的前提下，康有为将庄子说成是孔子大同之学（大同之教）的传人；在推崇老子的前提下，他又将庄子视为老子养生之学的代表。

沿着这个逻辑可以看到，正如康有为对庄子的多重身份归属涵盖了近代思想家的各种说法一样，近代思想家对庄子的身份归属之所以有争议，取决于各自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学术立场，表达的则是对庄子的共同关注和一致推崇。

与近代文化高度契合

康有为之所以在不同场合、根据不同需要，将庄子分别归入孔子后学或老子后学，是为了让庄子“救急”，借助庄子证明孔子或老子思想中有什么。庄子之所以“不辱使命”，前提是他可以“分身”，既可以脱离孔子，又可以脱离老子。游离于孔子、老子之外，表明了庄子身份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其说是近代思想家所赋予，不如说是庄子思想的特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对庄子的身份归属一直存在不同声音。除了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将庄子视为老子后学这个主流观点外，还存在着庄子属儒门的看法。庄子学富五车，《庄子》无所不窥。这给后人预留了极大的诠释自由和空间。庄子思想的这一特性是孟子、荀子和韩非等人所没有的，也是后者不能像庄子那样游离于孔子、老子之间的原因。

庄子思想的这一特质与近代文化的圆融心态和多元视域高度契合，并且成为近代思想家喜谈庄子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他们正是利用这一点对庄子思想予以阐发的，从而使庄子思想具有无与伦比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包容性。康有为肯定庄子属于孔子后学时，便在孔子讲心学、重养生的前提下，从孔教角度解读庄子，断言庄子养心。康有为断言庄子是老子后学时，便在老子尚清虚的前提下，认定庄子尚清谈，不仅老庄并提，而且断言老佛相混，成为魏晋和隋唐风气。谭嗣同与严复、梁启超、章炳麟对庄子的身份归属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按照各自对庄子的身份归属来诠释其思想。

沟通中西的中介和桥梁

如果说救亡图存促使近代思想家将目光聚焦于先秦哲学，旨在为中国人寻找精神家园，那么，思想启蒙则促使他们以西学为参照，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转换和近代化。在此过程中，他们以庄子为抓手，借助庄子的开放性，将西学、佛学注入庄子思想之中。与此相一致，在对庄子思想的解读中，他们始终凸显庄子与佛学、西学的相近相通。

各种身份的庄子思想均与佛学圆融无碍，无论作为孔子后学还是老子后学，均不妨碍庄子思想与佛学的相近相通。在康有为那里，庄子与佛学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五种不同身份并不影响庄子思想与佛学相近相通，反倒随着身份的变化演绎出与佛学相通的不同内容。为了增强庄子思想与佛学的亲缘性，康有为甚至将庄子称为中国之佛。就近代思想家对庄子思想的诠释来说，要么肯定庄子与孔子思想的一致性，要么彰显庄子与老子思想的一致性，这本身就表明庄子思想与孔子、老子是游离的。结果是，庄子无论对于孔子还是老子都不能“从一而终”，与佛学的相近相通却由始至终。这表明，相对于其与孔学、老学的游离不定而言，庄子与佛学似乎离得更近，关系也更为牢固。

近代思想家既肯定庄子思想与西学相近相通，又予以互释。这样一来，他们既为庄子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注入了近代价值理念和全新内容，又证明了西学所有的内容在“中学”中一应俱全，以此凸显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乃至优先性。如果说近代哲学贯通中西，那么庄子思想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则与近代哲学的这一特质高度契合，故而被拿来作为沟通中西的中介和桥梁。这是近代思想家普遍喜爱庄子的深层原因，也是庄子在近代哲学中拥有多重身份归属的原因所在。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