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2000多年来，历代学者致力于老子研究，留下了丰厚成果。

一

参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道藏》和《四库全书》等，可知中国古代关于《道德经》的注本有上百种之多。注疏者既有道士、学者，也有政治家、军将甚至皇帝，《道德经》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在众多的注本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河上公本、王弼本、严遵本和傅奕本。一般认为，河上公本突出养生方面的理论，所以在民间广泛流行。而王弼本流行于学者之间，其注疏思辨力强，抽象缜密，以《道德经》为蓝本，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玄学理论体系。各个注本的《道德经》文句基本相同，但在一些关键地方仍有差异。譬如《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河上公本、王弼本都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而傅奕本却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无以为。”“上德”到底是“无为而无以为”还是“无为而无不为”呢？这是理解《道德经》思想很关键的一句话，但不同注本却有根本的分歧，后世学者为此也争论了很长时间。

注疏者因个人身份、时代背景的不同，对《道德经》一书的性质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唐玄宗认为《道德经》一书“其要在乎理身、理国”，军将王真却以为《道德经》“夫深衷微旨，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至晚清魏源则认为“《老子》救世之书也”。可以看出，注疏者并不是简单地拘泥古籍，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融通在注释经典的字句当中，从自身的生存境况出发，借《道德经》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认为别人的解释误解了老子的思想，只有自己是得其真传。

二

注疏《道德经》是古代老子研究的一条明线，它意味着对《道德经》的肯定和尊崇。此外，还有一股暗流值得注意，这就是自荀子开始的对老子学说的批评，虽然其影响不明显，但对于研究《道德经》的人来说，亦不可不察。

老子学说强调柔弱、不争、守雌、处下，荀子讲老子只看到“屈”的一面，看不到“伸”的一面，会导致贵贱不分。从学术角度看，这种批评也不无道理，但如果说老子是“无知的愚者”，恐怕就太不符合事实了。唐代著名学者韩愈作《原道》，对老子亦有所评论：“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老子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而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在他的《老子衍》中更有一段严厉的批评：“夫其所谓瑕者何也？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

人们一般认为，老子的思想适合个人，不适合集体，因此韩愈说是“一人之私言”，未尝不可，但将老子比喻成“坐井而观天”的人，恐怕不合适。至于王夫之说老子“激俗而故反之”，结合老子时代背景，勉强也说得通。但老子思想流传至今，且在现代文明中影响越来越大，说老子“不经”、“不祥”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

考辨老子年代，是古代老子研究的又一个重点。最早考察老子身世的应该是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既是他本人研究老子的成果，也是后世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最重要史料。

太史公本人倾向于老子在孔子之前。但言语之间，又似乎有点不确定，特别是“二百余岁”等说法的出现，更让人觉得怀疑。可以讲，老子生卒年代的纷争，在司马迁这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此后，韩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似乎认为“孔子师老子”之事纯属杜撰。但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师说》里，却又有这样的话：“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这里他又承认老子是孔子老师了，所以他究竟是什么观点，现在只能存而不论。

至宋代，考辨老子年代的文章也不少。而北宋哲学家李觏认为，《礼记·曾子问》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聃”是值得信任的。当然，对传统表示怀疑的学者也不少，南宋叶适认为这是“为黄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而宋元之际的罗璧在《识遗》中也怀疑“孔子问礼于老聃”，他说，如果老子真的年长于孔子，是孔子的老师，为什么孔子从未提过他？老子在孔孟之前，为什么孟子只批评杨朱、墨子，而不批评他？《道德经》主张“绝仁弃义”，反对“礼”，孔子又怎么可能问礼于老子？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地方。至清代，学术考证之风很盛，学者们对老子年代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比如清代著名学者毕沅在《老子道德经考异序》中指出，老聃与太史儋为一人，因为“古聃儋字通，耽儋聃三字声义相同，故并借用之”，而老子与老莱子是两人，老子苦县人，老莱子楚人。结论是：孔子问礼之老子，即著道德书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著名经学家汪中在《述学》“补遗”里有一篇《老子考异》，对老子年代问题作了细致考察，他的结论是：《礼记·曾子问》的记载不容否认，孔子问礼之人为老聃，周守藏室之史；五千言《道德经》作者是太史儋。将孔子问礼之老聃与著书之老子分开来，似乎更能化解矛盾。而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对《史记》“老子列传”、“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聃”一事也表示怀疑：“《史记》中的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道德五千言，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

四

至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大门，西方学说也在中国广泛传播。外来的东西总是使人耳目一新，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推翻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其“打破旧瓶买新酒”，还不如用“旧瓶装新酒”。这一时期，有不少学者努力从传统的古籍中发掘出自己需要的近代学说，严复的《老子评点》可谓其中的著名一例。他在评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时说：“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而对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一句的评论则是：“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可用也。”

用其他学说解释老子，在中国古代老子研究中早已存在，以儒解老、以佛解老的例子很多。严复用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解释老子，可算是新时代的新事物。我们暂且不管这些解释是否得老子真意，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时代的推演，《道德经》在新的时期还会不断地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