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思想的内蕴是什么？它起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有何重大的意义呢？

一、在中国先秦，即到老子时期，中国历史上就有了“道”和“德”的概念和思想。它们分别具有独立的意义。

首先，看“道”。“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有了“道”字。但对“道”的认识，仅仅指的是“路”。如在《易经》中，就有“复自道，何其咎”、“履道坦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说。而这些都为“道路”之义。到了西周中期，这时，在“路”的基础上而对“道”赋予了正确的“政令”、“法规”等意思，并由此反映为“为王之道”。故“道”的概念就是指的“王道”。这正如《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到了西周中晚期，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在他看来，“王”就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就有了“为王之道”。这也肯定了“王道”的存在。因此，西周中晚期，“道”从“路”引伸为“为王之路”、“为王之道”的结果，就反映为“王道”。故这个时期，“道”的含义，就是“王道”的特指。

其次，看“德”。西周时期，为了使“王道”做到“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而有了“德”。

特别是，周邑的古公亶父，在贞人的协助下做《德》篇，从而赋予了“德”的具体内容。概括起来，《德》的原则精神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和“自律”、“民得”。并以之规范人们的言行。其中，周人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其“德”是和“天”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西周“信天命”和“遵礼制”就成了“德”的政治思想核心。但与此同时，又讲“自律”，即统治者要自觉做到所得适当，不能“多得”，更不能“全得”，又讲“慎罚”、“民得”，以之，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可见，周人的“德”，就是“为王之道”的具体内容，也就是“王道”的具体内容。如此，就能使得“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周人是将“道”和“德”分开来了的，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含义。对此，老子同样持此看法。虽然如此，但是，在老子看来，“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它们只不过就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两个方面而已。对此，正如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正是如此，老子明确的提出了“道”、“德”一统的思想。即，比如，“德”如果是水，那么，“道”，即“王道”就是盛水的容器。水有多高，容器就有会有多深。并且，又明确的提出了“德”高则“道”高，“德”低则“道”低，反之亦然的思想。故老子认为的修“道”就是在修“德”，反之，修“德”就是在修“道”的这个思想，突破了周人将“德”仅限于思想和行为规范的“约束”的局限，而扭转了“德”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被动性”的缺陷，从而使得“德”与“道”一样，同样表现出了“人的主动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老子提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因此，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在“道”、“德”关系上，老子的思想与周人的思想存在着联系，也存在着区别。

二、老子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周人的“道”、“德”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特别在对“道”的认识上极大发展了周人的思想，从而使得以“道”为标志的中国政治学、哲学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并且发展到了顶峰。

概括起来说，周人的“道”、“德”思想，特别是“王道”，认为是来源，或者说是受制于“皇天”的。从中表现出了“天命”和“宿命”的思想。然而，老子却不是这样认为。在老子看来，“王道”是受制于“天地之道”的，而“天地之道”又是受制于“自然之道”的。对此，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三种“道”的存在。具体说：一是“王道”。其中的“人”、“王”，就是指的“王道”。也就是周人所认为的“王道”。二是“天地之道”。其中的“地”、“天”，即如老子所说的“地法天，天法道”，在老子看来，“地”和“天”虽为两“大”，但它们都是万物和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基础，不可分割。故“天地之道”就是从天和地的范围而概括出的万物，也包括人的赖以的“生存之道”。那么，老子的“天地之道”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揭示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对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句话的“道可道”中，前一个“道”指的是“规律”，而后一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是“说明”。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能够通过“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说明、证明的规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这样，联系上下文和《道德经》思想中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老子开门见山的就揭示出了两大规律，这就是：“刚强胜柔弱”的普遍规律，和“柔弱胜刚强”的特殊规律。老子重视“刚强胜柔弱”，但更重视“柔弱胜刚强”，特别重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并且老子研究这些“条件”。对此，老子创造性的提出了“阴阳”、“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和“正奇”、“攻守”、“进退”等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正是这些条件的形成和运用，就使“可感”、“可知”，和“可为”成为了可能。这就为“柔弱”战胜“刚强”奠定了基础。老子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既能用之认识“自然万物”，又能用之认识“社会历史”。三是“自然之道”。其中的“自然”，就是老子所指的“阴阳之道”，及其“阴阳变化之道”。在老子看来，这“阴阳之道”乃是世界之本源，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和“阳”的交合而形成、交合而变化。对此，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就是老子对“阴阳之道”的明确表述。可见，在这里，老子的“自然之道”与中国先秦“阴阳”哲学观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特别是，老子对先秦的阴阳哲学在辩证法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事物的本源是否能够用“阴”“阳”来解释？对此问题，目前的科学正在给予证明。但是，就“阴阳辩证法”的理性精神来看，早就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那么，这三种“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老子认为，“王道”受制于“天地之道”，即“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而“天地之道”又受制于“自然之道”，即“阴阳及其变化之道”。这才是“道法自然”的真正含义。其结果，无疑的，老子“道”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天命”和“宿命”的桎梏，而且，创建出了以“阴阳”及其“辩证法”为核心的，既有本体论，又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有机结合的哲学。正是以此出发，老子在批判周人的王道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思想和主张。比如，在“自律”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忘我”、“无私”和“爱民”、“民心”的思想。对此，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可见，老子的“爱民”和“民心”的思想是对周人“自律”思想的根本突破。

比如，在“民得”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契约”和“平等”的思想。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讲“以契彰德”、“以德服人”，从而体现出“公平”和“平等”。可见，老子的“契约”和“平等”的思想是对周人“民得”思想的根本突破。正是基于“民心”和“契约”这两大根本思想，和基于老子的“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为人们勾画出来了一幅“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兰图。这就是：从“忘我”、“无私”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不能专有和个人依赖国家机器，即在治国之中，不能用“政权”和“权力”来搞“以力服人”，而必须做到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百姓谋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幸福，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从“爱民”、“民心”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做到顺应民心，身先士卒，忠于职守，勤奋踏实的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百姓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平等”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按照“契约”管理的原则去行政，做到“以德报人”。不能言出法随，不能政出多门。而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取信于民，实现“德善”、“德信”；从“正义”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支持和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发扬不怕死的精神，艰苦奋斗，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其实，老子的上述政治主张的提出，深层次的看，就正是老子基于“刚强”与“柔弱”对立统一之“天地之道”而正确揭示了“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以武制武”、“止戈为武”的社会发展途径。为此，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克服“有为”而做到“无为”，这样一来，才能使统治者与百姓的立场一致，才能做到顺应民心、顺应百姓的意志，实现社会安定，以共同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从中，也就使统治者实现“无为而有为”。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古之“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之“无为而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正是如此，表现出了老子所追寻的“王道”，即“德治”政治，它同样表现为一种“政体”。而这，无疑的，表现出了对周人的“王道”思想和主张的批判和发展。

三、在老子之后，春秋时期，孔子根本上无视、篡改，和修正了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其结果，仅仅是从“伦理”的意义上来认识“道”、“德”，从而为“伦理道德”的出现而奠基。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显而易见，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与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完全不同的。因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是指的“王道”、“德治”，即一个国家的“政体”和“政治”。在这个“政体”和“政治”中，就包含了“政”、“刑”、“德”、“礼”等等。显然，孔子这里并非在说这个“政体”和“政治”本身，而是在讲这个“政体”和“政治”要怎样才能给“民”带来“教化”的影响。从而孔子偷换概念，将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引向了“思想”、“伦理”的范畴，进而使得“道德”概念出现。

其实，孔子偷换概念的结果，旨在宣扬他的“仁政”。

那么，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什么呢？这主要就是讲“仁”、“爱”。即讲“克已复礼”、“仁者爱人”；讲“忠”、“孝”、“节”、“悌”、“信”；讲“宗宗”、“亲亲”；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历史的看，孔子的“仁政”只不过在“伦理”思想上表现为对西周“王道”的补充，并且可以为“王道”所利用，而在“政治”上则实际表现为一种“空想”。因为，脱离了“王道”的“仁政”，它无视了社会“为王而治”的现实，这使得统治者不会满意，同时，“伦理”、“教化”并非就等同于“政治”，这就必然使得其对现实政治的无有作为。

除此之外，在对“道”、“德”的认识上，孔子思想还有哪些弊端呢？主要的，就是不懂，或者说无视、抹杀了老子的“道”、“德”思想。特别是，无视、抹杀了老子对“道”的认识。其表现在，在“哲学本体观”上，孔子沿袭了西周人的“天命”观，而无视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上，孔子无视了老子所揭示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的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的思想，由此，孔子无视社会的“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而抽象的认识人。其结果，则将“仁”、“爱”以及“仁政”引向了空想之歧途。正是如此，孔子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倒退。

四、战国时期，庄子的“道”、“德”思想又有重大的变化，并且在空想之歧途上走得更远。

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不难看出，庄子这里所说的“道”，似乎既不是的“王道”，也不是如老子所说的“阴阳及其变化之道”。那么，庄子的“道”、“德”思想究竟是什么？

庄子又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庄子敬畏“自然”，同时又看重“自我”。而在“自然”和“自我”之间，庄子则讲“顺应自然”。因此，在庄子看来，“自然”才具有至高无尚的主宰地位。而这，就正是庄子所说的“道”。显然，庄子的“道”是曲解了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结果。表现为“纯自然”、“任逍遥”。这种曲解时至今根深蒂固。不独于此。整体看来，庄子的“道”、“德”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并开始了向玄化的方向变化。庄子“道”、“德”思想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主要将周人的“民得”思想具体化为“我”。二是在曲解了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基础上但又大量吸收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三是接收了周人以及孔子的“天命”观。庄子认为，只要“顺应自然”，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对一切生死、荣辱、寿夭等等都会看成是无所谓的事了。四是接收了孔子的从“仁、爱”空想之中所反映出来的视人为“抽象的人”的思想。因此，庄子的“道”、“德”思想不是在讲“王道”、“德治”，以至“仁政”，不是在讲“政体”、“政治”，和“治世”，而其思想“神龙见首不见尾”，故只能以“玄”来概括之。从而使得中国的“道”、“德”思想开始了向玄化的方向变化。由此可见，至今被人们所谓的“老庄”之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进一步看，庄子在对现实，及在对人生处世上的消极、避让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和“出世”思想，这就完全证明了他根本就不懂老子的“天地之道”，即“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特别是其中的“柔弱胜刚强”及其“条件”。而与老子的“入世”的、“革命”的思想相悖。如上所述，无视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及其“条件”的思想，就是无视了活生生“人”，无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历史主动性。可见，庄子思想同样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倒退。因此，老子和庄子，并非就是道学“一家人”。

五、在庄子之后，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孔孟之道”成了正统思想，中国“道”、“德”思想继续沦落了下去，并且，走向了庸俗化。

其沦落和庸俗化的表现在于：一是代之“道”、“德”思想而起的“道德”观普遍出现。这种“道德”观不讲“政体”、不讲“治世”，而完全陷入了“伦理”的范围。二是视“道”为“专于一技之长”。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即证明如此。于是，出现了诸如“医道”、“师道”，甚至于“茶道”、“棋道”等等，而且泛滥成灾。其沦落和庸俗化的恶果在于：一是使得对中国的“王道”，及其“政体”、“政治”，和“治世”等等的认识出现了断层。在这种背景之下，葬送了极富创造性、革命性的老子思想和哲学。并从此以后，给了一些西人“东方无哲学”的口实，至今令西洋看不起中国人。二是使得中国的“理学”、“心学”泛滥，使得专制主义统治了中国几千年，使得中国社会在专制主义的泥淖之中缓慢的向前发展。三是使得以孔子的“仁政”、庄子的“顺其自然”式的“空想”和“自慰”成为了麻痹人的思想、消磨人的斗志的精神鸦片。这种“空想”和“自慰”，使得中国面对列强累战累败，饱受磨难。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国的“道”、“德”思想绝非是“道德”。中国的“道”、“德”思想有着巨大而深厚的政治学、哲学的意义。特别是，老子对“道”的三个层次和三种形式的认识，和对“道”、“德”关系的认识，无疑的，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令被今天人们所公认的中、外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们汗颜。然而，看看中国“道”、“德”思想的沦落和庸俗化，和伦理“道德”观的泛滥成灾，无疑的，这真真成为了一大历史的嘲讽，和玩笑，真真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莫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