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老子和梭罗两位哲学家都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老子处在春秋时代，周王朝日趋衰败，诸侯争战不休。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致使民闻公命，如逃寇仇。面对这样动荡的社会，老子提出了返朴、归真、自然、清静、无为、柔弱、处下、不争、反战等一系列思想，实际是对社会的挑战。老子不厌世、出世，通过无为，他劝统治者薄赋税，以缓解社会矛盾，缓和阶级矛盾，减轻百姓疾苦。而梭罗生活在美国南北战争烽火燃起、现代工业文明崛起的社会剧变动荡年代。在美国北部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印第安人遭到了野蛮、血腥的掠夺，南部黑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梭罗提出了简朴、简朴、再简朴的口号，并身体力行、伐木辟石、种粮种莱、独居林中。他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与老子的柔弱、处下思想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梭罗绝非循世主义者，他反对蓄奴、反对资本家剥削筑路工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美国超验主义学派深受东方影响，他们所说的东方思想一般指儒、佛影响。本文论述了梭罗这个超验主义学派杰出代表的思想脉络，认为他师承老子，或者说与老子不谋而合。本文从两位哲学家的生平与作品；静坐、静思、静立；追求理想人格；反过集攒财富、反战；无为与不合作五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利于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

一

老子是我国最早的哲学家、思想家。据《史记老子传》中的记载，老子姓李，名聃，楚国人，生于春秋末年，著有《道德经》。著名学者高亨参对《左传》，发现东周的老阳子就是老聃。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可以推算出老聃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孔丘约大二十岁。早年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官员。他中年时代为逃避权贵迫害曾在鲁国避难。公元前516年周景王死后，他西出函谷关，流落并客死于秦国。司马迁认为老子擅长养生之道，活了200多岁。

最早的《道德经》拉丁文译本出现于1750年。继1828年俄文译本问世后，各种西文版本的《道德经》相继问世。据粗略统计，仅英文译本就达40余种。老子的影响随之扩展到全世界。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年），美国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19世纪中叶盛行于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俱乐部中的杰出成员，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哈佛，他结交了超验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爱默生(Emerson)，并认识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他帮助爱默生编辑超验主义期刊《日晷》，并为该杂志撰写了许多诗歌与散文。

为了实现其人生价值，梭罗用借来的斧头在沃尔登湖北边的一片树林中建起了一间小屋。他于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那天搬进林中居住，一直住到1847年9月6日，共在林中生活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他以亲身经历劝告人们要自强、自立、独立自主。这期间他靠钓鱼、种豆角、土豆为生。他常在林中探险，并完成力作《沃尔登湖》(Walden)及《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the Merrimack)

为抗议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梭罗于1845年因拒绝纳税而被捕入狱。这一经历促成他撰写了在20世纪影响巨大的《抵制国民政府》(Resistanceto Civil Government)，后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1859年他亲手敲响了康科德市政府旁的大钟召集会议，为布朗袭击哈珀斯费里辩护。在《为约翰布朗上尉求情》一文中提出了比废奴主义者更激进的观点。梭罗因患肺结核死于1862年5月6日。康科德的孩子们停了学。纷纷将鲜花献在他的灵柩旁。

梭罗的主要作品有：《沃尔登湖》、《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远足》、《缅因森林》、《科德角》及《一个在加拿大的美国人》。

二

静坐、静立是盛行于东方的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道家在中国静气功的形成与发展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庄子认为老子从事静立锻炼。那么，在数千年后的西方世界，静坐、静立这种独特的锻炼养性方式是否也有其追随者呢？

老子不仅宣传简朴、纯真、不用什伯之器的思想，还从事静立、静思。庄子记叙了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孔子发现老子形如枯木，好象忘却了世间一切琐事，独立在那里，正在沉思宇宙运行的真理：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热然似非人。孔子便而侍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义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孔子曰：请问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孔子曰：愿闻其方。

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①

梭罗决定从喧嚣闹市隐退，回归大自然发生在28岁。而在28岁时，大多数青年已适应并接受了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相反，梭罗却认为人不应因循守旧，而应该按照各自的理想去实现自我价值，走完人生旅程。年青的梭罗酷爱哲学、勇于探索。他决定过一种简朴、独立、真实的生活，并相信通过自食其力、独立生活，能解决人生的某些问题，给他人以教益、启迪。在沃尔登湖畔，梭罗尽情体验了孤身一人在自然中生活的乐趣。他用斧头砍倒大树，建起一间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的小屋，自己动手，制作桌椅、镜子，开荒种地、种植蔬莱。一年中他只工作六个星期。剩下的时间用于读书、写作、探险。这期间完成的力作《沃尔登湖》记载了他独自从黎明静坐到黄昏的独特经历：

有时候，在一个夏天的黎明里，照常洗了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胡桃树、黄漆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静中间，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不出声地疾飞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在我的西窗上，或远处公路上，一些旅行者的车辆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我在这样的季节中生长，好象包谷在夜间生长一样。这比手上的任何活儿更有益。这并不是从我生命中减去的时间，而是对我普通时间的增加、超出。我明白了东方人所谓静思及荒废工作的含义了。对我来说，那些时间如何虚度，我都不在乎。白昼的运行，仿佛只为了照亮我的某种工作。刚才是黎明，你瞧，这已经是晚上，没有完成什么值得纪念的工作。没有象鸣禽一样地歌唱，我静静地微笑，笑我幸福无限。②

梭罗不仅静坐、静思，而且将静立这种人与大自然交流的独特方式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森林中独自静立我们思考出一种比城市生活更丰富的意义。植物的世界比政客与哲人都更富情趣。③

作为一名超验主义哲学家，梭罗深信人与大自然交流的作用及意义，并以此作为一种思考人生及宇宙真理的方式。

总之，老子和梭罗都静坐、静立、静思，并以此作为思考人生及宇宙真理的方式。老子与梭罗，来自东、西方的静立者！

三

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强调、渲染婴儿的无知、无为，并描述婴儿是如何合乎道的规律的。婴儿正因为含德深厚，而且合乎于道，所以毒蛇伤不了，猛虎吃不了：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盘柔而握固，④

纯真的婴儿就是德的象征、标志，而无为是返朴归真的途径、方法。照老子看来，通过无为，清心寡俗、淡薄名利，人们就可以返朴归真、回归自然、找回自我，寻回本性。老子的道创造万物却不图拥有，不慕名利、无私无欲。人们循道而行，就应慷慨大方、发放光热，严于律已、宽于待人，不计得失，直至回返到至真至纯的婴儿境界。婴儿的赤子之心是老子心中的理想人格。

老子的赤子之心与梭罗渲染的大自然内涵极为相似，婴儿与自然是其理然人格的化身。

梭罗追寻完美无缺的友情。1842年3月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哪儿去了，他们说人离开心是活不了的。梭罗在编辑《日晷》时，从孟子处引到：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⑤

梭罗曾在日记中提及他与他人的交往是如何的徒劳无益、枉废时间，但却在自然中发现真诚与良善。梭罗称自然为伙伴、俱乐部与新娘。梭罗对自然的认识、定义如下：

必须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她的景色必须同人类情感相联系，热爱自然的人必然也热爱人类。⑥

一般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概括成以下几类：缺乏交流、熟视无睹；在自然中发现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即自然人格化；人与自然溶为一体；交相感映。从美学角度来欣赏自然，寄托人的抱负与志向。梭罗显然达到了对自然审美的第三种境界。他眼中的大自然包含着人类的美德：

这不是我的梦，写下这首诗，

我无法更接近上帝与上苍，

而只能在沃尔登湖畔。

我是她岩石的岸。

掠过的微风，

穿过我的指间，

她的水、沙及景色，

全铭刻在我的思绪间。⑦

事实上，自然是中性的，无善恶可言。然而梭罗觉得自然的精髓同生活在梭罗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精神境界相抵触。在梭罗的眼中，损人利已、自私自利同自然的品质格格不入。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永远缺乏枫树和松树的清香。因此，1841年梭罗曾对一位友人说自然比任何男人、女人都更人道。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到对大自然的热爱中，他幸福地生活在丛林中，脸上闪烁着异彩。梭罗在大自然中找到了他心中理想人格的品质：纯朴无邪、光明磊落、心胸豁达、不计得失与恩怨大自然给梭罗以慰藉、安抚。

总之，老子的婴儿与梭罗的大自然均是两位哲人心中理想人格的象征、标志。两者都要求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回返自然、返朴归真，不追逐名利。作为理想主义者，两位哲人都努力寻找医治病态社会的良方。

四

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和梭罗都认识到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一个人要获得精神、物质生活的双丰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在精神富有、物质富有之间作出了各自的选择。

老子将婴儿看作道的标志，因为婴儿纯净、安详。而成年人却常受各种物欲驱使，误入歧途，从而在人的本性上蒙上一层污垢。在老子看来，成人的忧伤苦闷，痛苦不幸都是由于存在着自我生命体的缘故。老子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能将自我置之度外，那他就可无所畏惧。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⑧常人将追求钱财、地位等身外之物定作生活目标，总以为获得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幸福就会从天而降。老子却认为这恰好是此人不幸的开端。依据无为、无我的思想，老子对一味追求物质富有的生活观念基本上持否定态度：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⑨老子清楚地看到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欲及因欲望无法满足所带来的苦恼、不幸。他不主张解决矛盾，却要取消矛盾、消除贪欲。正如他在《道德经》第十二章所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⑩

依照老子的逻辑，明智的圣人只要吃饱肚子，能维持生活、延续生命就可以了。他劝人们减少贪欲、清静无为、循道而行、无知无欲、返朴归真，以减少生活中的痛苦、不幸。

对于盲目追求身外之物的痛苦、不幸，梭罗看得十分真切：

我看见许多年青人，不幸地继承了庄园、房屋、牛群、工具他们为什么从一出生就开始为自己掘墓。(11)

在《沃尔登湖》第一章中的经济篇中，梭罗劝人们降低物质生活的标准，过简朴的生活。梭罗脍灸人口的名言是简朴！简朴！再简朴人们只要拥有能使其独立地生活的必需品就应算作富有了。(12)梭罗对于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极端厌恶：

不仅大部分的奢侈品及生活的舒适品是没必要的，还妨碍人类进步。就生活的奢侈品而言，最明智的人也是最贫穷的。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毫不例外地都是外表贫穷，内心充实。(13)

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古今中外文人志士深为关注的问题。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证明了科技发展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便利、方便了人民生活。而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足以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核武器威胁着人类的前途。现代科技发明还被制成骇人听闻的化学武器、细菌武器。西方有人将现代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形象地比喻成用冲锋枪打断人腿，再由外科医生用高明医术再造假肢这二种不同的方向。

老子消除文明所带来的弊端的方法是取消矛盾、反对进步、反对战争。老子的时代是人多伎巧，奇物滋起，(14)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他主张绝学无忧、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5)他极端厌恶战争：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战胜以丧礼处之。(16)

老子谴责战争，认为只有到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兵器，战胜一方不应得意洋洋，反而应以丧礼对待胜利，因为乐于杀人不能得志于天下。

梭罗的著名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成为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梭罗生前也将反战思想落实到行动上，1845年为抗议墨西哥战争及奴隶制，梭罗因拒绝纳税而被捕入狱。他的一名亲属用钱把他赎出狱，梭罗十分恼火，因为他愿意留在狱中，以示抗议。

梭罗和老子反战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将正义、非正义战争混为一谈。这是其观点的局限性。

五

老子反对集攒财富，但并不反对百姓富有。他提出无为的主张，在约束统治者这点上有进步性。反对统治者为所欲为的苛政是贯穿老子政治思想的一根主线条。他责骂统治者，表现了反压迫、反剥削、爱自由的愿望。老子谴责那些鱼肉百姓的统治者，指出他们正是强盗：

朝甚除，田甚无，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17)

正如著名学者张松如所说：这里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现象。从老子的财货有余，是谓盗竽，到庄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它反映了从春秋到战国这一历史时代，随着剥削方式的变化以及与此而来的对剩余劳动之剥削的加强，社会上两大对抗阶级矛盾的深化。而百姓的饥饿与灾难，全是由统治者一手造成的：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18)

老子认为：君主身居领导地位，却不应过分干涉百姓的生活。要是过分干涉，后果是严重的：其政闷闷，其政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19)政治宽宏，人民纯厚，政治苛严，人民抱怨。要是逼得百姓走投无路，起而为盗，则统治者末日将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20)因此，老子让统治者实施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21)只要君主不干涉，不压迫，统治才能持久，人民才能富裕。这种领导关系就象天道与万物的关系那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22)老子幻想有一种圣人领导，虽处在领导地位，人民却不觉得负担：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23)圣人的统治方法是：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24)

只要统治者不苛刻，给老百姓活路，再减少百姓欲求，就可长治久安。同时，老子也劝告百姓安分守已，不要有太多欲望：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25)这种虚无主义的观点当然有其时代、阶级的局限性。总之，老子主张统治者的无为及百姓的自化、自朴、自正。

对于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梭罗从超验主义哲学出发，认为政府应将个人视为邻居，加以尊重：

我愿意想象着一个对人人都公平的政府，将个人视作邻居政府处理完邻居们的一切杂务。一种孕育着这种果实并在痛苦中降生、成长的政府将更为理想。可至今除想象之外，我还没见过这样一种政府。(26)

梭罗对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丧失了信心，对他来说，铁路的修建，恰好证明了更多中国、日本、爱尔兰劳工死于劳役。沙子平滑地铺在劳工的尸体上，火车在上面飞驰而过。他看清了资产阶级政府欺诈、压迫人民的实质。当时美国政府庇护黑奴制就是一个铁的事实。梭罗经常抨击奴隶制，并帮助黑奴逃往加拿大。他是为约翰布朗辩护的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梭罗还主张废除资产阶级政府：

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这句座右铭，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我愿将这句话改为最好的政府是什么也不管的政府。(27)

这同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相吻合。梭罗认为：不管资产阶级政府是出于服务大众等目的而组建，但很快就会牺牲个体利益去谋其他利益。资产阶级政府可能是为了申张正义而组建，最终却以保护非正义而告终。从个体出发，梭罗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怎样建立一个将公众视为邻居的政府？用什么方法在强权下保全人的尊严？他觉得如果州法律和个人良心发生冲突，那么一个人应首先尊重良心，而不是资产阶级法律。对于丧尽天良、昧着良心为资产阶级政府效力，压榨黑奴及百姓的走狗，梭罗认为稻草人、木头人可以替代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没心没肺。而梭罗本人倡导不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他认为正义的人只向真理低头，而不向强权低头：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名誉，给我真理吧。我坐在摆满山珍海味的酒桌前，那里却没有真理、诚实，我奋然离席，那儿的情感冷若冰霜，不用加冰块就已冻住。他们和我谈酒的年代、制造日期。但我却想起一种更陈年、更纯净的酒，这种酒是用金钱买不到的。(28)

应当指出，老子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时候，抹煞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差异，他的无为思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倾向。天道自然的思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地位。它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回避了阶级矛盾。这就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一种使人民逆来顺受的精神鸦片。老子和梭罗都有将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的幻想，这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大动荡年代的两位哲人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现实与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在这种矛盾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一方的经济主张与政治理想。两位哲人看到了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间尖锐的阶级矛盾，但他们回避了。这就限制了两个大思想家的视野，使他们对社会现实束手无策。

然而为什么在老子去世后的二千多年，梭罗去世后的百年之后，人们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仍津津乐道呢？可以说，他们的思想中有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的一面。老子和梭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今天仍有值得人们深思之处：盲目崇洋媚外、崇拜金钱、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破坏生态，滥用资源、贪污腐败、超前消费、核战争等均威胁着人类的前途、命运。

在老子产生数千年之后在美国出现的哲学家、思想家梭罗，无论是在价值取舍，人生观念、道路选择、情操修养，还是政治观点上，都酷似中国的老子。酷爱东方哲学的梭罗直接、间接地从老子那里汲取了营养。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大动荡年代，这是促成其政治观相似的社会因素。尽管老子和梭罗回避矛盾、回避阶级斗争，有着时代、历史的局限，但他们的思想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似二颗光彩夺目的明珠，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注释

①陈鼓应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8页到539页。

②The Writings of Henry Dayid Thoreau,Carl.F.Hovde ed,Princeton,1900,PP71-72.

③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Bradford.Torrey＆Francis H-.Allened,Boston,1949,VOLⅢ.P135.

④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55章。

⑤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版，第267页。

⑥The Writings of Henry Dayid Thoreau,Carl.F.Hovde ed,Princeton,1900,VOL.ⅢP72.

⑦Thoreau,Henry,Walden,Amosco School Publications Inc.,1973,P47.

⑧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3章。

⑨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9章。

⑩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2章。

(11)The Writings of Henry Dayid Thoreau,Carl.F.Hovde ed,Princeton,1900,P2.

(12)The Writings of Henry Dayid Thoreau,Carl.F.Hovde ed,Princeton,1900,P47.

(13)The Writings of Henry Dayid Thoreau,Carl.F.Hovde ed,Princeton,1900,P10.

(14)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57章。

(15)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9章。

(16)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31章。

(17)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53章。

(18)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75章。

(19)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58章。

(20)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74章。

(21)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57章。

(22)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0章。

(23)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66章。

(24)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66章。

(25)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3章。

(26)The Writings of Henry Dayid Thoreau,Carl.F.Hovde ed,Princeton,1900,P　741.

(27)The Writings of Henry Dayid Thoreau,Carl.F.Hovde ed,Princeton,1900,P　771.

(28) Thoreau,Henry,Walden,Amosco School Publications Inc.,1973,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