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效”字，是追求什么效和是谁的效。

1999年11月，WHO举办的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结合研讨会认为：“由于传统医学主要根据长期的历史实践和个人的经验总结，它的确切疗效和价值缺少现代科学方法的证明”。会议讨论“如何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相互理解和相互结合，确定传统医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为传统医学的研究拟定合理的科研方法，确定评价传统医学有效性的科学基础”。

迄今为止．WHO还认为中医的确切疗效和价值，还缺少现代科学方法的证明。这只能归结到几十年来，我们用的现代科学方法，总还是疾病医学模型的观点和方法的缘故。

20世纪初期，梁启超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由此，胡适则断言：“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认为中医能治好病，却不清楚治的什么病，需要用疾病医学模型的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医疗效和价值作出现代科学方法的证实和说明，旨在找到能针对病因病理有效的药物及其有效成分。然而百余年来，从麻黄素开始，能按上述要求成功地从中药里分离提纯出的化学药还不到60种，命中率极低，

中医学术传统源于中国的学术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中国的学术传统，是研究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天人之学”，是通过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观察和实践，发展对自然社会环境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以追求生态共演的“天人合一”，探索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的“生生之道”，致力于发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多元互补共演性世界的“生态智慧学”。

中国的学术传统，深深植根于几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之于人类，是迄今文化方面最重要的质变，因为它的视野是“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世界，由此形成了：主体性开放自组织生成演化的有机发展性世界观。

中国学术传统的价值追求是“生”。认为：“天下莫贵于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称“生生之谓易”，指出“生之本，本于阴阳”，故“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阴阳之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阴阳自和”构成自组织生成演化的“生生之道”。

中国学术传统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物。是如何使物为人的生存健康发展服务的“天人之学”。《淮南子•主术训》指出：“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

“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成中医家言”。中医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是以追求人类健康为目的的健康智慧学。两千年前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医药的本质功能要求概括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是为人的生命的生存健康发展服务的技术方法工具，后世称之为“医乃仁术”。

中医学术思想，是以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特定研究内容和以辨证论治为专门方法论的“生生之道”。这是一门以寻求人的生存健康发展及其以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健康能力为主旨，来决定其养生治病实践和效果评价的医学。

为此，要求于专业分工的医师，应做到：识别环境利害药毒，“令民知所避就”(《淮南子》)。更要能动地“聚毒药以供医事”(《周礼》)，即通过聚合效应以化害为利和化毒为药，转化利用来用作助人生生之气的生生之具。

中医学称“医者，意也”，是一种意向性目的性的养生治病的创生性实践活动。“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史记》)。中医学并不把自己局限于疾病医学。

中医学生生之道的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实践追求什么效？追求谁的效？

人的健康目标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实践目标追求，人的健康模式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平衡；治愈的目标是由于：“病(人)为本，(医)工为标，标本相得，邪气乃服”。健康和痊愈只要求是邪不可干和邪气乃服，并不要求必须是邪的彻底消灭；认为这不可能、也没必要、更没有好处。认为人的健康应该是在中和位育基础上的“天人合德”的生态共演，即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因此，中医学的环境观认为：“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吕览》)。即没有什么绝对的药和毒，它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也为“聚毒药以供医事”的化毒为药和化害为利提供必要的前提，从而使中医药能成为“生生之具”。孙思邈说：“天生万物，无一而非药石”，如此则大大扩充了“生生之具”的队伍，而人的健康之所以是邪不可干和邪气乃服，主要决定于人的“正气存内”的自我健康能力。所以医药要成为“生生之具”这样的效果，取决于其对人的“生生之气”的贡献度。

中医学的人体观是：“升降出入，生化之宇”，是一个主体性开放流通自组织演化系统。“形者，生之舍也”，依靠整体边界的“形”区分人的自我和环境非我，区分着形而内的“生化之宇”和形而外的利害药毒，区分着人的生命和环境物质。依靠“形”这个整体边界屏障功能，控制出入的开放度而实现主体性的开放。抵挡住环境非我的压力，保证人的整体完整性，“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边界的丧失导致生命的消亡。“气者，生之充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于流通基础上实现自组织演化，“气止则化绝”。“神者，生之制也”，“制则生化，外列盛衰”；主体性开放流通自组织演化需要按程序和有次序地进行，需要有“阴阳”稳态适应性的目标调节。“神去则机息”是生命自组织演化的程序和次序紊乱。因此认为人“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形体犹存而生命终结，故生命和健康取决“神气”的流通自组织演化的稳态适应性调节，这就是人的生生之气的自我健康能力。

中医辨证论治的“证”，是中医学的逻辑起点、是天人之际中人的健病之变的出入信息、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有关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过程的状态变量和相应的环境变量。它发生在人的整体边界，体现为整体边界的屏障功能；主体性反应的状态变量发生于此，相应的环境变量的利害药毒作用于此。因此边界上出入信息的“证”，成为中医学观控对象的定位，中医的认识和实践从这里出发，因为“证”反映了中医学对象的层次和关系的实际。

长期的针灸推拿实践使中医作出经络腧穴等重大发现，即作用于体表能影响内脏、作用于局部可影响整体，这种基于体表内脏相关调节的界面全息效应，作为中医养生治病的作用对象，使中医药治疗如同针灸推拿那样，都是作为前体的作用于整体边界的间接的演化型动员调节，而不是疾病医学追求的长驱直入地针对靶点的直接对抗和补充。例如：气虚宜参，人参能补气虚，然而人参非即气；阴虚宜地，熟地可补阴虚，然而熟地非即阴。

辨证的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诊断，区别于辨病的识病必求于本的诊断。在于前者是以向前向上向内的认知方向去认识问题，是对“证”的主体性反应的状态变量的反应动力学及其目的性特征的诊断；后者则是以向后向下向外的认知方向去认识问题，是关于疾病的本质原因性诊断的病因病理病位。

证候反应动力学的目的性诊断，是关于人的自我健康能力的目标动力性诊断，包括：“病态”反应动力学的目的性特征的“正祛邪之势”的主体抗病反应，“疗效”反应动力学的目的性特征的自我痊愈能力的药理反应，“藏象”反映动力学的目的性特征的自我健康能力的生理反应。这是因为“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起反应，新的反应必须以它(自组织演化调节)为媒介，而不像在低级阶段(机械的、物理学的、化学的)那样直接起作用”。例如：“化学的反应改变了反应的物体的组成，并且只有在给后者增添新量的时候，反应才能重新发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它也就是为什么近代盛行的化学疗法的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手段，需要持续给药的原因。而正是这种直接对抗和补充的外源性物质的持续给药，才带来了反目的性效果。这是因为遗失了生命的自组织演化调节这个独立地起反应的主体，也丧失了医药的依靠对象和发展对象。

中医药作为生生之具，是依靠和帮助人的自组演化调节和主体抗病反应的生生之气而取得疗效的。扁鹊自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所以中医药的疗效，只能视其对人的生生之气的贡献度而言，视其对人的整体边界的屏障功能和界面全息效应，对人的自组演化及其稳态适应性调节功能，对人的自组演化调节所发动的“正祛邪”抗病反应之势的贡献度，因为归根到底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的效果。所以说：中医学之道，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治病有效，最大的功劳在病者自身的“生生之气”，医学只能认识它、依靠它、帮助它、发展它，却不能包办代替生命的自组演化调节的生生之气。一旦病者自身丧失生生之气，那就泡在药汤里也无济于事。中医药的疗效只是：生其自生、助其自组、助其自制、扶其正祛邪之势，因势而利导而已。医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致力于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健康能力，才能为人的生存健康发展服务。医药只有成为服务于人的生生之气的生生之具，才能避免产生损害健康和制造疾病的反目的医疗效果。

生物医学要上升为人类医学，疾病医学要上升为健康医学，对抗医学要上升为生态医学，化学层次的医学观要上升为生命层次的医学观，关键是重视人的自组演化调节及其主体抗病反应。生存质量的研究将推动医学，向人类医学、健康医学、生态医学和生命医学的高层次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