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之“自然”观念，不仅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存在深刻关联，而且与其人性论、政治观密不可分，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重视不足，张岱年先生所撰《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虽论及“自然”，但只论及老庄、汉儒及魏晋玄学，并未提及韩非子之观念。毋庸置疑，韩非子的思想深受老子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体现在“自然”观念层面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在老子、韩非子思想之整体视野中考察“自然”观念的多重内涵，以期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和探讨。

一、老子“自然”观念及其政治寓意

“自然”一词，始见于《老子》，意为“自己如此”、“本来的情况”。现代汉语中以“自然”表示自然界广大的客观世界，源自魏晋时期的阮籍，而按照戴琏璋的说法，阮籍也“并非说自然是一至大的集合体”，进而认为“自然”指称自然界则更晚。刘笑敢进一步解释何谓“自己如此”，他说：“‘自己如此’的意思就是自然发生的，从事物本身的状态自然的延续、自然的变化。”并认为“先秦两汉，‘自然’从来没有指自然界。”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讲的不过是宇宙万事万物原原本本的‘自己而然’、‘自身而然’罢了。”日本学者认为：“不用借助他者的力量，而通过内在于其自身的活动，成为这样那样的情况，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情况。”老子之“自然”观念，直接带来一个理论困惑：“自然”或“自己如此”背后潜藏之“第一推动力”又是什么呢？换言之，“自己如此”既是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也是一种过程意义上的动态描述(“自己”如何按照自身的形态延续、变化)，其背后都无法绕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自己如此”的动力何在？此动力究竟源自自身，还是源自外在之力？

在老子那里，宇宙起源不成问题，万物起源也不成问题。《老子》第四十二章已说得很清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万物皆起源于“道”，万物在起源问题上不能做到“自己如此”(“自然”)，这与郭象“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的“独化”(《庄子·齐物论释》)理论相比，思路完全不同。但是万物生成之后，是否就意味着万物脱离“道”而独立，其演变形态就完全取决于“自己”？“道”在“万物”的存在状态与演化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老子》第五十一章对此回答最为完整：“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一方面，“万物”之生育衣养有赖于“道”；另一方面，“道”对于自己所起之作用的态度却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三十四章更直接点出“道”之所以成其为“道”的内在原因即在于虚怀若谷：“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因此，有学者将“道”与“万物”之关系描述为“动因的内在性与外因的间接性”，可谓精当：“道的概念所要求和保证的是大范围的整体的自然的和谐，即‘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不是对行为个体的直接的强制的束缚，因此可以给每一个行为个体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需要特别强调者在于，老子“自然”之逻辑前提，实则离不开作为大环境、大背景的“道”之先在性。在此逻辑之下，“道”为“万物”之演化默默无闻地、不易察觉地提供着和谐完美的环境，以便“万物”能够以最佳状态向最佳方向演化。因此，万物“自己如此”的存在形态，其实是“道”之呵护(外)与“万物”之本性(内)之合力产物。“自然”在老子思想体系中始终存在两套话语，一方面，从实然视角观之，“道”生育衣养着世间万物，其先在性对于万物之演化具有根本性之决定作用，“万物”之和谐状态并非完全源自自身之“自然”；另一方面，从应然视角观之，“道”具有虚怀若谷之特性，主观上并不愿意夸大先在性之决定作用，而以一种谦逊之态度，将其归因于万物之“自然”。也就是说，万物背后不是没有一个动力源泉，只不过这个动力源泉比较谦虚、不愿居功而已。因此，老子对于万物之“自然”，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毋宁说是一种价值期待，犹如父母对于子女自立般的一种期待。

由此，可以看到老子思想中事实存在两种形态的“自然”，一种为“道”之“绝对自然”，一种为“万物”之“相对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表明，属于万物之“人”、“地”、“天”，最终都以效法“道”为依归，只有“道”才拥有自己作为自己依据的终极格位从而无所效法，“自然”是“道”的存在形态，只有“道”才不依赖任何外力而做到“绝对自然”。“万物”之“相对自然”，一方面固然与万物自身特性密切相关而“自己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自己如此”又源自对“道”之“绝对自然”的模仿与效法。

老子之所以深究“自然”，其目的就在于阐述一种基本的政治原则：无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说明老子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清代学者魏源则直接点出《老子》经世、救世之用意：“《老子》，救世之书也。”[6]3按照老子的思路，体道之圣人，乃是“道”之代言人，能够洞彻“道”之“绝对自然”与“万物”之“相对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圣人治国时，一方面，为万民百姓的繁衍生息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效法“道”之谦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之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乃是营造良好生存与发展环境之“无为”，承担呵护百姓之义务与责任，实则有为；主动放弃高高在上之权利意识与权力优越感(并非放弃实实在在的权力)，实则无为。圣人的功能在于“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圣人在面对万物之生存形态时，只作为外因起辅助作用，而万物之所以如此的动力，应该来自自身特性，“相对自然”地变化发展。《老子》第二章明确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尤其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则完全依据“道”之原则来行事，始终作为一种最高的权威，犹如慈母一般，注视、呵护并辅助万物的演变。《老子》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真正之“善治”或太上之治，乃是营造一种大环境，百姓自觉认可并且无法感知任何源自外在规则之约束和限制、充分享受秩序之内的自由。显然，此处之“自然”，亦非纯粹百姓完全自主之“绝对自然”，而是“道”辅助、关怀之下的“相对自然”。

老子之“自然”观念，其实隐含着一层未曾明言的逻辑：只有在“道”的辅助与呵护之下，“万物”之“相对自然”，才可能产生和谐、完美的结果，整个世间万物才会真正有序而自由地存在。问题在于，就社会治理领域而言，倘若失去“道”及“圣人”之辅助与呵护，完全按照百姓的意愿及潜质“绝对自然”，其结果将会怎样？人之“自然”，取决于人之特性。在老子眼里，人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进一步的问题便是，人性倘若欲冲破“道”之自然秩序，“道”又该如何作为？

关于老子对人性的认识，徐复观说：“《老子》虽然没有性字，更没有性善的观念；但他所说的德，既等于后来所说的性；而德是道之一体；则他实际也认为人性是善的。”[7]314然而事实上老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却并不乐观，他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老子》第五十三章)表明普通民众并不总是遵循理想化的基本准则，而是喜欢寻求更能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和途径。老子已经明确意识到，人类形形色色的欲望会导致丧失理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的同时，又不使人的心智成为物欲的奴隶。然而，普通百姓在面对欲望时根本无法淡定：“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既然人难以抵制“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的诱惑，那么，百姓“自然”的结果，便是欲望的膨胀与泛滥，所谓“百姓皆注其耳目”(《老子》第四十九章)，必然在欲望的驱使之下相互竞争、戕害以至于无序。

老子尽管认识到人若纯任“自然”的不良后果，但其处理方式却显得异常无力。《老子》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净，天下将自定。”此处之“自化”即“自己如此”意义层面之“自然”。“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之观念，与《老子》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是相通的。然而，“无为”似乎并不能直接导致“自化”之理想效果，相反，却呈“化而欲作”之趋势。之所以“欲作”，当然源自人之自身欲望驱使，其结果便是使得不依赖外在环境与规则的纯任“自化”或“自然”变得不再可能，放而强调“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问题在于，何谓“无名之朴”呢？刘笑敢的解释是：“‘镇之以无名之朴’是因为万物不满足于‘自化’，因而‘欲作’，即为更多的欲望驱使。一般的侯王就会用刑罚或兵刃镇压。但守无为之道的侯王则会用‘无名之朴’来‘镇’之，而无名之朴怎能真的有镇压的效果呢？无名之朴就是道，就是‘法自然’的原则的体现，所以，无名之朴的‘镇’实际是使人警醒，重新回到自然无为的立场上，化解大家的不满和过多的欲望。”如果“镇之以无名之朴”仅仅重复“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第四十一章)、“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第五十七章)的思路，一味强调身教功效，希望借此引领人们领悟并模仿圣人，“使人警醒”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罢了，处理方式之无力，决定了结果之无效。

在如何“使人警醒”的问题上，老子除了“不言之教”外，亦时常依据人生体验，站在长者之立场对世人进行“言教”，告诫人们正确对待名利与生命的关系，要珍惜最本真的生命，不要为名利所惑，更不可因为名利而损坏自然生命：“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并谓欲望太多会给自己带来灾祸：“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然而，潜移默化的“身教”也好，苦口婆心的“言教”也罢，老子基于长远视野而进行善恶祸福之因果推演及各种预言式的忠告，对于“人”受欲望作用之“自然”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破坏，均无切实的效果。老子“辅万物之自然”的观念体现在政治领域，对于人类社会之秩序在“道”之辅助之下良性运行存在不切实际的理论期待，在如何有效应对人的欲望泛滥而破坏社会秩序问题上，承担“辅”之职责的“道”的监督及惩罚功能，探讨不足。当然，探讨不足，并不等于没有探讨。《老子》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司杀者，是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如何理解本章“大匠”之确指，历代注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天”，有人认为是“政府主管刑杀的部门”[2]697-698。但不管怎样，在老子思想体系之中，道及体道之圣人在“辅万物之自然”的同时，对于为“奇”者，对于规则与秩序的破坏者，的确具有某种惩戒的职责与义务，这也再次证明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之“自然”，是“道”与“圣人”的一种不居功自傲的谦逊说法，而非实情。老子“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之政治理念以及“自然”理想，在韩非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