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必须说明的是，洪潮和祖馆通书(长、三房)及其派下通书虽然风行闽台浙等地有二百余年之久，但由于民间通书需求量甚大，其它各门派的通书也流行。譬如：

清建阳麻沙刘尔昌、尔蕃，“先太祖在翰林修国史，传得钦天监天机秘书”，传至先大父刘春沂，“于星辰度数、阴阳理气皆叁其微奥”,除“考正古今通书二十余部刊刻行世”外，尚编有《刘氏家藏阐微通书》(属理论型通书)，“广集诸家之谈，约为不易之规，订讹辟谬，备极苦心，开卷了然，明若指掌。初但秘藏家中，后乃授梓公世，纸贵洛阳，遐迩宗其克择书，传海内造葬藉为指南”，以致“书坊翻刻，止知苟简图利，罔顾舛错悮人”。到康熙甲子年(1684)孟秋，刘尔昌、尔蕃“爰是捐赀缮写，不敢妄意删增，较订选梨，悉付良工剞劂”。[55]康乾年间汀州籍钦天监副大史“桂亭马裕良容先生，博览群书，尤精选择，其术屡试屡验”，早在乾隆丙子年(1756)就发行《催福通书》(此亦属理论型的通书)，时人曾如是评价该通书的特点：“明季暨国朝则重用公历，但以测乎分至。问及每日所宜，而吉凶神煞不著焉。若《象吉》、《鳌头》诸通书，无虑数十家，神煞著矣，而本源详略不备焉。今彰其源而逆其流，分其条而晰其缕，不特精选者便于翻阅，即素不习此者，一览此书，吉凶了如指掌。”[56]上述两种通书，至今乃是福建择日师常参考的理论通书之一。

清光绪年间闽侯人郭柏苍也记录福州一些择日名家的情况：

明福州林九均，为人择日架屋于布政司后，不避三煞。时布政使郭青螺善历日，闻而大骇，取梯登墙观之。问：“择日为谁?”主人云：“林九均以此时有紫薇星照墙，诸煞皆伏，所谓逢凶化吉也。”青螺异之。由是九均之术大行。今称后曹为择日街者，以九均得名。林龙光、林伯行皆九均子孙，发祥于祖，用世其业。明钦天监薛一白，兼精地理，择莲花峰葬焉。战阪数乡，鸡犬不鸣。众污其墓，遂失传。今奇门称薛一白者，皆冒其后也。明季萧觉寰与卜者余光斗，同以小事系狱。狱中有僧，罪当死，善历日、卜筮，乃以历法传觉寰，以卜筮传光斗。后觉寰以历名于时，乾隆间，犹世其业。光斗当顺治初，垂帘卖卜，问者盈门，午后即谢客，以此致富，后无神明之者，遂不传。[57]

另据民国《霞浦县志》卷三十七《方技》载：“吴可泮，号藻山，柘洋东源人，庠生，品学兼优，孚乡望，尤精天文，以历日酬世，所诹吉课神验，远近遵行，迄今传五代，与泉州洪潮和相媲美，著有《星象地理》藏于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闽中，邻省广东兴宁的通书一直有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洪潮和本人就是“购书京师，考订粤南”后而成一家之言的。近代堪舆家所用的沿海型风水罗盘，便是以福建漳州及广东兴宁等地为代表。[58]直至今日，兴宁发行的通书在闽西、闽西南的客家人及闽南人中的口碑仍旧甚佳，较出名者有宗睦堂、集福堂、九星堂、崇道堂、天宝堂、万兴堂、广善堂等，其中又以兴宁福兴镇黄畿村宗睦堂罗家推算通书(亦称造福通书)最为著名(该通书已有三百余年的发行史)。这些粤地通书对洪氏派下通书的市场扩张，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据笔者访谈所知，今闽浙洪氏派下的门人还流传如是传说：乾嘉年间，洪潮和择日“应验”甚多，自钦天监考试录取一等之后，更被朝廷授权于闽浙赣粤一带发行通书。他本人曾同广东兴宁罗家择日名师就择日术的高低摆过擂台，结果洪氏的推算更为精确。按双方约定，罗家通书因此必须比洪氏通书晚三天才能发行。从此，洪氏通书的发行量就盖过了兴宁罗家通书。这传说是否属“亮瑜情结”的反映，不得而知，但多少反映了两派通书在南方的影响力度之大。许多民间小派的择日馆，甚至将洪、罗两派的通书糅合在一起。如今尚在浙江苍南立馆的聚德堂《合吉通书》(该通书流行于浙南及闽东一带)，就提到：“闽洪氏、广罗氏之通书皆盛行于世，而莫之或禁。同邑余君鉴巧为乡先哲余荣光夫子，再传弟子黄开通，俾之良师益友，故历数之学颇有心得。为便民计，谨依洪罗二氏之例编籍通书。”[59]

有意思的是，今在闽浙赣交界一带生活的祝氏宗族，族中曾有一老者东山祝先生，作《增补万福全书》，并请一路过西洋人赫巴作序。《祝氏族谱》记载其序文曰：

历府之书何为而作也?盖为间选诸家通书屡变不同而作也。近因兵燹荒没，纂乱不周，故有悮人吉凶。嗟哉谬矣!予游中国，蒙恩覃任保章。昔尝赴京过此，见峰石鼎插，形色奇秀，欲一登游，乃以王命之重不敢旷延。今遣归国，复此一宿，不可以不游者。于是绕步而登，偶见蓬庐，额载“东山草堂”，案居皓翁有若仙丈，俯视历书。余因长揖而问曰：“先生孰号人耶，仙耶?”翁茫兴答，详道共历。知为先年征仕不出，东山祝先生隐乎斯也。先生学术精微，穷经考史，无书不览。今复敬述璇玑玉衡之法，旁及吉神凶煞、奇门缠度、趋避制宜。凡克择家守经行权妙之术，更参二十四山向煞禁忌、五行生克、砂水相当，并阳宅收水开门诸法，从新考证，逐一参补，悉厘定之，分款定式，汇集补正。予观之而愕然曰：“东山先生其唐虞之羲和也，东南之梓慎甘石欤!”先生答曰：“吾闻世人用事择日不当，故此小补，以利选用。庶几趋吉避凶，获其福耳。虽然搜索妄谈，未免有失圣训之咎。幸今日奇逢，乞为首序，以征民从。”余不敢违，因妄弁以不佞之语曰：“此书如探囊取物，可为济世之奇。俾仁人孝子得以心恔，富商巨贾得以利从。上下相安，人享荣吉。此书造福之要旨也，阐悠然之福泽，启万代之吉庆，岂曰小补之哉!以《万福全书》名之可也，即先生万福之造也。予异域人，沐中国文化，不揣愚陋，于是乎序。[60]

作序者是否洋人，不得而知。若所言不虚，当叹中国传统文化鬼斧般地化夷之功了。而祝氏筑草堂非为隐也，而是欲借增补通书以尊圣训，以通民情。这乃要让通书“奉正朔”，以补皇历之微。由祝氏之事亦略知，当时闽北及浙西(如浦城、江山)，竖造或安葬的吉课，是何等的盛行了。姑不论赫巴是否真有其人，在祝氏族谱编撰者的潜意识里，通书无疑是种“国粹”，学通书者亦是“国粹哲学士”，足以教化异域的夷狄了。

大体来说，清代以降闽中民间各地流行的各类实用型年度通书，基本是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为标准，以《象吉》、《宪书》、《鳌头》、《崇正辩谬》、《选择求真》、《催福》等坊间常见的理论型历书为参用，再结合本地和邻省赣粤的一些地方惯例编撰而成的。在涉及堪舆方面，各类通书的内容同洪氏通书大同小异，无非是一些竖造要论、修整要论、安葬要论、修理坟茔、入宅归火、修作厨灶(安葬方位)等。诚如宗睦堂通书所强调的：“盖知发福由于地脉，催福出自良期。然地理其明速，而选择及精考尤为验速也。”[61]各类民间通书的流行，无疑有效地推动了基层民众对竖造、安葬活动宜忌事项的了解，使得风水信仰更进一步渗透入民间社会文化生活当中。

六

总的说来，自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原属“私学”的儒家被张扬成“官学”(宋明以来的官办地方教育机构亦称“儒学”)，成为历朝政府用以教化地方“生民”的意识形态工具。而被列入“子部”的数术方技如选择、阴阳等，却以相对谦和、平静的方式，一直是“官学”(官方)与“私学”(民间)共享的文化资源。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讲，先秦以来以数术方技之学为主的知识传统的长期延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传统中国所谓的“国家”与“社会”一直呈现并维系着一体化的局面，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分离或对立。如果强说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正统)，而数术方技属于“小传统”(非正统)的话，那么这种“小传统”却是官民共同继承的古老传统。从“奉正朔”的皇历到“民间所用”的通书之发展，毋宁说反映官方与民间在文化传统上更为强烈的连结，官民共信的风水习俗无疑是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重要象征资源。

毋庸置疑，与皇历相比，通书更代表着民间社会实用文化的一种权威解释文本，对民间社会“事生事死”的文化消费活动有着较强势的范导作用。这种文本反复强调了某种潜藏的、隐蔽的超自然力量，或危险力量(主要是时间神煞)对人之日常生活的禁拘与限制，其所构设的风水竖造或安葬活动，其实是种积极维护时空禁忌(通书文本所构设的时空向量关系是：时间禁忌→空间禁忌，时间选择→空间选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人能避免某种超自然力量或危险力量所带来的灾祸或苦难。而实用型年度通书的流通量，及其基础内容的重复程度，是时空禁忌主题——随之而来的是风水吉凶主题，获得展示的重要数量指针之一。

大体来说，明清以来以洪潮和通书为代表的民间通书系列，将选择术同风水术更为系统的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风水术在民间社会的民俗化进程。在各种文化及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如风水符咒、与风水相关的请祭祝仪式)，风水观念也将会不断地深入地方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展现为民间大众化的文化行为。此外，“以便俗用”的风水趋避之术，似乎也跟着这通俗化的通书，参与对“奉正朔”的正统权威的潜在解构(如官方对丧葬社会成本付出的忧虑)，甚至也相应带来特定时空(如社区)中社会秩序的局部解构(如停柩、房分之争)。

这种有些神秘的实用文化的一“通”而“俗”，是生民之小幸，抑或大不幸耶?借用《法华经》中佛陀的话头：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